现代罗曼司小说

A. 以创作被称为“现代罗曼司”的都市大众传奇小说的作家是

1.以创作被称为“现代罗曼司”的都市大众传奇小说的作家的情况如下所示。
2.对抗战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2)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信空

(3)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

(4)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争(5)对唯政治倾向和非政治倾向的讨论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上做的系列报告。

(1)主要内容：

文学与革命关系问题：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为革命服务。

文学如何为工农兵服务问题：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解决文学的源与流的关系;在普及中提高;文学的源是生活，流是传统。

文学要加强统一战线。

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衡哪提出要开展文艺斗争，开展整风运动。

(2)历史意义：

规范、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文艺创作的新气象。

促进了解放区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带来了解放区文艺的新形式。

加强了文艺思想的统一和创作方法的统一，使文艺更好的服务于大众、服务于战争。

解放后成为中共制定文艺政策的法典，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

二、40年代小说、诗歌和戏剧

1.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1910年-199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2.现代通俗小说与张恨水

(1)通俗小说的特征

观念上：政治功利性弱，商业目的性强;趣味上：倾向于消遣、娱乐、游戏;创作方法上：有明显中国传统小说特征，模式化、程式化;

读者群：广大市民层为主。

(2)40年代各类型通俗小说及主要作家作品

①沦陷区

繁荣原因：沦陷区(京津沪宁杭)本就是通俗文学大本营，商业繁荣、经济中心;沦陷后新文学作家大批撤退，新文学急剧萎缩让出市场滑拦瞎，日伪对高雅进一步压制，对通俗放手;

读者方面，沦陷后人们的灰暗心情需要通俗文学填补心灵空虚。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刘云若，形式上体现出现代特征，社会主题更深入、重大，用言情探索人生。

②国统区

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如徐，无名氏。现代罗曼司：都市大众传奇小说。

(3)张恨水

张恨水(1895年-1967年)，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更以作品多产出名，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三千万字，堪称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

3.艾青诗歌的艺术成就

首先，从国内方面来看艾青诗歌艺术成就和他的重大影响：艾青是中国新诗六十多年发展史上坚持最久成果最丰富的诗人;他的诗歌始终是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开了一代诗风。

第二，从国际方面来看艾青诗歌艺术成就和他的重大影响：艾青的很多诗歌作品，写的是人类相通的东西，共同的能够理解的生活。

第三，艾青在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方面的成就：他的诗歌理论、诗歌美学，完全是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他总结了诗歌创作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提出了诗歌的最高境界——单纯、朴素、明朗、集中。

4.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九叶诗派在文学观念上首先主张的就是“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

的综合。他们既反对逃避现实的伪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而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即“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因此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5.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的戏剧含有丰富的情感，如同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歌一样。他的戏剧，可以作为抒情的散文诗来读，清新瑰丽，荡漾着感情的微波。他在塑造古人形象时，从不采取客观描写的态度，在不违反人物特定的历史和阶级内容的条件下，往往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融化在艺术形象里面。

代表作品有《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高渐离》等。

6.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1937年4、5月间，夏衍开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三幕剧《上海屋檐下》，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在这个剧本中，作者认真地“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刻画和环境描写等方面下功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

三、解放区文学创作

1.解放区文学创作概况

在解放区这个“新的世界”里，小说创作在表现“新的人物”上取得了两大创作实绩：

其一，以新的主题表现人物新的精神面貌。

其二，以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实践文学与民众的真正结合。

创作概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讲话》。

民歌体叙事诗及报告文学的创作。这一时期标志着解放区诗歌创作最突出成就的是反映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斗和新旧两个时代交替过程中巨大变化的民歌体叙事诗。

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和孙犁等人的小说创作。

2.赵树理、孙犁等的小说

赵树理是《讲话》发表后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的一代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被誉为“人民艺术家”。1937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和快板等。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10月，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1945年冬，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此外，赵树理还写有短篇小说《孟祥英翻身》《福贵》《邪不压正》等。赵树理的小说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有着真切深入的理解，以由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的社会问题。

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孙犁是除赵树理之外的解放区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孙犁小说着重于挖掘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灵魂美和人情美，在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其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

《村歌》。后来以他为首，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

3.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其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顾名思义被称作“白毛女”。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据此集体创作出歌剧《白毛女》。

(1)艺术形式

《白毛女》是诗、歌、舞三者融合的民族新歌剧：

第一，歌剧情节结构，吸取民族传统戏曲的分场方法，场景变换多样灵活。

第二，歌剧的语言继承了中国戏曲的唱白兼用的优良传统。

第三，歌剧的音乐，以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音乐为素材，并加以发挥创造，又吸收了西洋歌剧音乐的某些表现方法，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味。

第四，歌剧的表演，学习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段，适当注意舞蹈身段和念白韵律，同时，又学习了话剧台词的念法，既优美又自然，接近生活。

(2)文学结构

《白毛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大胆的浪漫主义手法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典范之作。剧作由前半部分的现实主义向后半部分的浪漫主义的过渡，即见作者的集体智慧，也反映了《白毛女》在加工修改过程中的发展趋向和基本色调。

4.长篇叙事诗的成就

四十年代，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人民历尽艰辛，也品尝了胜利的喜悦，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就像亲历了

B. 如何评价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C.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人》主要讲什么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人>是一部被忽略和误读的小说.本文研究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对人物行为、心理的影响,探讨了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在小说里出现的情况.通过解释这些话语与言语行为的关系,论文提出,读者读到的这些语言学意思上的话语实际上也是权力话语,反映了复杂的人际关系,表现出强烈的欲望的冲突.作为现实主义小说,<波士顿人>独特的语言特征使它超越了现实主义小说比较直接的再现形式,具备罗曼司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特点;简单地为小说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是颇不足取的.

D. 列举40年代最有影响的都市小说作家及作品一位

代表作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苏青的《结婚十年》，《蛾》（它是一篇女性启悟小说，有女人而成长为母亲的缩微式的成长小说，还有现代罗曼司的代表如徐訏，无名氏，比如说徐訏的《鬼恋》，《吉普赛的诱惑》，《风萧萧》，无名氏的《北极艳遇》，《塔里的女人》。求采纳

E. 浪漫主义小说的定义

浪漫主义
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曾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你既有能力而也愿意描绘人类如你所眼见的。好的！反之，我，总觉得必要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有的来描绘它。”乔治·桑的这段话表明她在创作上所遵循的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创作方法，这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理想主义，就是按照作家认为生活应当有的样式来反映生活，因而总是理想地描写对象或者描写理想化的对象。
由于要反映“人类所应当有的”生活，浪漫义义作家的主观情感就特别强烈，爱憎异常分明；为了表达强烈的感情，浪漫主义作家经常借助于热烈的幻想和大胆的夸张，用奇特的想象和瑰丽的语言描绘色彩斑斓的理想世界。
浪漫主义由于理想性质的不同，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向，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因而能够激励人们改造现实，增强人们的斗争意志。高尔基说：应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美化人性，克服兽性，提高人的自尊心。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西游记》，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我国这类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消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反映的是没落阶级对现实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敌视。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总是美化和怀恋已经消逝了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妄想历史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倒退，因而思想悲观，情绪悲哀，作品内容表现为怀旧，逃避现实，或者陷入神秘主义。在艺术上则是格调低沉，色彩灰暗，往往蒙上一层迷离恍惚、虚无缥缈的纱幕。十九世纪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却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斗争相当激烈，主张“天赋人权”，要求“个性解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反对古典主义，提倡革新创造。雨果的浪漫主义作品《欧那尼》上演时，轰动法国文坛，从此战胜了古典主义，确立了浪漫主义作品的地位。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肯定与提倡，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P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一种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和风格，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史上的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英语romantic）一词源出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系语言（the Romance languages）。在 11～12世纪 ， 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系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称为romance ，即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学、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所体现。
作为创作方法和风格，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自始就有这种特色。如中国屈原、李白的诗歌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法国的雨果和乔治·桑、英国的拜伦和雪莱等人的作品中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作为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并风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其时正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在政治上反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文学艺术上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为适应这样的需要，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然而，严格地说，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 。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浪漫主义美术 18世纪60～70年代，一些在罗马的画家曾在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严格学院主义原则范围以外探索各种可能的途径。其中瑞士人亨利·富塞利以其所画奇怪异常而最为突出，其《梦魔》一画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英国画家和诗人布莱克在基督教神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精心构制的宇宙论，他的水彩画技巧精美绝伦。在后来一代的画家中康斯特布尔和泰纳把水彩画技法的鲜艳性和油彩结合使用。康斯特布尔画英国乡村景色，探索了大气的光和色的复杂性。泰纳发挥了光的自然效果，创造出有动力感的构图，使观众如历其境，似乎在随画面一起游动。在德国，风景画家龙格力图以象征手法把个人的心灵气质描绘为普通的自然灵性的一部分。弗里德里希是虔诚的宗教徒 ，他以高入云霄的一棵孤树或十字架之类形象来暗示自然和心灵的可敬可畏。在法国，采用历史和文学题材的主要浪漫主义画家是德拉克洛瓦。除在色彩和光方面进行实验外，他以雄健的笔力表现了他的感情。异国的主题，特别是北非沙漠的游牧生活使他着迷。其热情洋溢地描绘动物生活的作品 ，反映了他和热里柯相似的兴趣，后者在选择当代事件作为创作题材方面很有革命性。
浪漫主义建筑 浪漫主义在建筑上表现为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 18世纪60年代～19 世纪3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发展的第一阶段，又称先浪漫主义。出现了中世纪城堡式的府邸，甚至东方式的建筑小品 。 19 世纪30～70年代是浪漫主义建筑的第二阶段，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建筑创作潮流。由于追求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故又称哥特复兴建筑。浪漫主义建筑主要限于教堂、大学、市政厅等中世纪就有的建筑类型。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尽相同。英国是浪漫主义建筑的发源地，最有名的建筑作品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圣吉尔斯教堂、曼彻斯特市政厅等。
浪漫主义音乐 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不论作曲或演奏，都以个性为重点，注重感情表现。这种变化部分地是由于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所致。17世纪的作曲家是受托为贵族保护人而创作，而18世纪的作曲家则依靠城市音乐会的听众。就这一意义来说，贝多芬上承古典主义时期，下启浪漫主义时期，因为他的音乐技巧基本上是古典主义的，但他把自己的音乐看得高于一切，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从而为19世纪作曲家树立了重要的典范。一般认为C.M.von韦伯是真正浪漫主义作曲家的开端 。 他以《魔弹射手》建立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随后有舒伯特、柏辽兹 、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和瓦格纳等大量作曲家。他们分别在艺术歌曲、标题交响乐、钢琴小品、交响诗、歌剧等浪漫主义新体裁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音乐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不论在浪漫曲还是在器乐方面，往往从诗歌、童话和民间故事吸取灵感。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的形式结构更加自由 ，它服从于感情上的需要，有意识地带有片断或即兴的性格 ，对远距离和声和调性关系的探索使和声语言大为扩展。把浪漫主义理想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19世纪的大歌剧，强烈的民族主义，对英雄的崇敬，奇异的布景和服装，描述性音乐 ，以及交响和声乐配曲所显示的精湛技巧，都是构成浪漫主义音乐的因素。

浪漫创作方法盛行于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它反映客观现实往往主观出发，抒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
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偏重于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崇尚自然，歌颂自然美，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相对照，鞭打了现实社会的丑陋，重视民间文学，喜用夸张手法，追求强烈的美丑对比，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
一、卢梭与美学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概念。它的身上垒积着前人从不同立场、不同视野赋予它的东西，叠加着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要求与使命。以至于一些学者发出这样的慨叹：“什么是浪漫主义？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似乎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浪漫主义的现象。这不仅仅因为人们无法给它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还因为它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性：浪漫主义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是现实的又是虚构的；是复古的又是幻想的；是民众的又是贵族的；??????这种矛盾性不仅贯穿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而也贯穿于一个作家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甚至在他的同一本著作里也能看到这种矛盾性。”无法解释，是否就不予论定呢？

正像对美的本质的追寻一样，在浪漫主义论题上，要想获得一个世上公众一致认可的、绝对精确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能由此而拒绝了相对性的界定，至少在学科域限上可以做出界分。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从未明确地在这一向度上做过辨析的工作，我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交织着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内容，是政治学等和美学的混合体。由此，导致了文学理论进入实践课题研究时的困境，例如，沈从文曾自封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于他的这一自白，一些研究者便显得茫茫然而无法应对。

浪漫主义不像现实主义一样，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范畴，它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勃兰兑斯曾对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作过这样的概述：“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政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概念运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艺术，而且还渗入到历史科学、政治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论及“浪漫主义运动”一章时也写道：“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这里，浪漫主义涉及到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

卢梭，罗素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并予以这样的评判：“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还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卢梭为绝对化的情感主体和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就涉及到以情感为本体的浪漫美学方面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排斥的“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政治方面。卢梭的《新哀洛绮思》以感伤的笔调、奔放的情感，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是启蒙运动中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笵导；同时，他的《社会契约论》宣布了人民主权原则与自由意志，但又为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施政的“圣经”。由此可以看出，浪漫主义思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把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学科向度绝对地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笼统地混为一谈。

以卢梭为创始者的浪漫主义美学，其情感主体的强化与政治革命、伦理判断等是纠合在一起的。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卢梭，我们将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建构与文明的解构这一巨大的对立集结于他的一身。虽然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到《社会契约论》，如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有着从个人主义走向专制集权主义的偏误，但他所奠立的个人权力、自由意志毕竟凝聚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之中，成为至今未能动摇的人类遵循的共同准则，从这一向度来看，卢梭思想有其现代的价值立场，具有“历史现代性”的意义。但卢梭思想中更重要的是他对文明的解构，是其深层的仅为康德所读懂的“异化”内质：“卢梭之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行为甚或是破坏性行为。”这一解构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反思，即“审美现代性”，它集中展现在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之中。

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的信念，在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作出了这样的论定：“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

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浪漫主义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精神内质，决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为历史现代性所推崇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造了奇迹，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带来了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现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卢梭的忧虑及抗衡。他的美学的浪漫主义正是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现，从这一前提来看，也可以说卢梭是对充满乐观主义信念的人类文明的解构。正如赫尔岑所揭示的：“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才是卢梭“情感”的特定内涵，才是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的特定内质。

新人文主义宗师白壁德在抨击卢梭的浪漫主义时，曾涉及到浪漫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他指出：“错误的定义大多是由于在多少近似的事实中，把实际上是次要的东西当成了主要的东西。例如，把向中世纪回归认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然而这一种回归只不过是表征，决非是原本的现象。浪漫主义的混乱与片面的确是起源于此——他们企图把并非处于浪漫主义中心的而是处于边缘的东西说是主要的东西，于是整个论题就不正确了。”我国文艺界历来忽略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事件——对人类文明负值效应的忧虑与质疑，因为类似于“回到中世纪”、“回到自然”，或抗衡科技理性的“情感主体性”等，这些特质仅是由这一中心派生出来次要的、边缘的东西而已。

以卢梭为源端的这一浪漫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里尔克，直至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他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只有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中，在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纠合中，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抗衡中，也就是说，只有在宏大的历史性的语境中来审视，我们才能真切地理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根本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