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创作主张

1.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有哪些

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意识流，黑色幽默，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体小说，魔幻现实主义

表现主义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内心的情感，而忽视对描写对象形式的摹写，因此往往表现为对现实扭曲和抽象化。的这个做法尤其用来表达恐惧的情感——欢快的表现主义作品很少见。从这个定义上来说马蒂斯·格吕内瓦尔德与格雷考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但是一般来说表现主义仅限于20世纪的作品。

象征主义19世纪末当时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和官方沙龙文化不满。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愿直接表述自己的意思，往往采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在幻想中虚构另外的世界，抒发自己的愿望，这样便产生了近代象征性的艺术。1886年诗人让·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宣言》首先提出这个名称。
象征派在艺术上受英国拉斐尔前派和象征派诗人马拉美、波特莱尔，音乐家瓦格纳及尼采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象征派主张强调主观、个性，以心灵的想象创造某种带有暗示和象征性的神奇画面，他们不再把一时所见真实的表现出来，而通过特定形象的综合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形式上则追求华丽堆砌和装饰的效果。
意象派现代文艺思潮之一。1909年意大利马利奈蒂倡始。1911年至1915年广泛流行于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布于欧洲各国。以尼采、柏格森哲学为根据认为未来的艺术应具有"现代感觉"并主张表现艺术家进行创作时的所谓"心境的并发性"。
意大利诗人、作家兼文艺评论家马里内蒂于1909年2月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一文，标志着未来主义的诞生。他强调近代的科技和工业交通改变了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必须随之改变。他认为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的时空观念，旧的文化已失去价值，美学观念也大大改变了……

像本世纪初许多喧嚣一时的西方文艺界流派一样，意象派没有盛行多久就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漩涡派（Vorticism），但漩涡派作为一种主张，和者甚寡，其影响很微弱。漩涡派的创作重点在于表现力量而不再是展现图象。庞德和漩涡主义的支持者在1914—1915年间办了一份杂志《风暴》（Elast）。在创作中也遵循了漩涡派的一些主张。 意象派的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 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庞德在伦敦期间与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Doolittle），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Aldington）建立起了沙龙，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其中有劳伦斯（D．H．Law-renoe），威廉·卡罗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等，1902年确定了意象派（imagism）这一名称，1913年3月归纳了意象派的几点禁例。庞德曾主编意象派刊物《自我中心者》（TheEgoist），于1913年编选了第一本意象派诗选。 意象派没有具体的理论，但有自己的美学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使用普通语言，但是用准确的字眼；避免有音无意、用作装饰的诗歌惯用词汇；自由选材；创造新的节奏表达新的情绪；使用意象呈现出具体、坚定和肯定的画面；暗示出意思，而不是直抒胸臆。现代英美诗歌流派。意象即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本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

意识流文学泛指注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意识流”一词是心理学词汇，是在1918年梅·辛克莱评论英国陶罗赛·瑞恰生的小说《旅程》时引入文学界的。意识流文学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主要成就局限在小说领域，在戏剧、诗歌中也有表现。

“黑色幽默”派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对现代世界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万有引力之虹》、《烟草经纪人》和《第五号屠场》等“黑色幽默”派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因此，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有些“黑色幽默”小说则嘲笑人类的精神危机，如巴斯的《烟草经纪人》和珀迪的《凯柏特·赖特开始了》。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不是作家们凭主观意志所能创造的，它们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存在主义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存在主义超出了单纯的哲学范围，波及西方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存在主义最著名和最明确的倡议是让·保罗·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意思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 存在主义否认神或其它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让·保罗·萨特反对任何人生中“阻逆”的因素，因为它们缩小人的自由选择的余地。假如没有这些阻力的话，那么一个人的唯一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他选择哪一条路走。然而人是自由的；即使他在自欺中，仍有潜力与可能。让·保罗·萨特也提出：“他人是地狱”。这一观点看似与“人有选择的自由”观点相矛盾，其实每个人选择是自由的，但对于选择后的结果，每个人有无法逃避的责任，人在选择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人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每个人的自由就可能影响他人的自由，所以称“他人是地狱”。

荒诞派戏剧现代戏剧流派之一。荒诞(absurd)一词，由拉丁文的sars（耳聋）演变而来，在哲学上指个人与其生存环境脱节。“荒诞派戏剧”这一名词，最早见于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思林1962年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书，它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S.贝克特、E.尤内斯库、A.阿达莫夫、J.热内、H.品特这类剧作家作品的概括。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否认人类存在的意义，认为人与人根本无法沟通，世界对人类是冷酷的、不可理解的。他们对人类社会失去了信心，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荒诞派剧作家拒绝象存在主义的剧作家那样，用传统的、理智的手法来反映荒诞的生活，而是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荒诞派戏剧在艺术上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反对戏剧传统，摒弃结构、语言、情节上的逻辑性、连贯性；②通常用象征、暗喻的方法表达主题；③用轻松的喜剧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悲剧主题。荒诞派剧作中最先引起注意也是最典型的，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2)；最极端的是他的《呼吸》(1970)，这出戏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其他著名的荒诞派剧作有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椅子》，热内的《女仆》、《阳台》，品特的《一间屋》、《生日晚会》等等。荒诞派戏剧在西方剧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它的全盛时期实际上在艾思林《荒诞派戏剧》一书出版时已经过去。多数荒诞派剧作家不得不作出妥协以赢得观众。尤内斯库的剧作越来越寓言化，贝克特的剧作越来越短，阿达莫夫索性放弃了荒诞剧转向B.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品特的新剧作喜剧成分也比荒诞成分更多。荒诞派戏剧作为一种强大的戏剧潮流已成为陈迹，但这一戏剧流派对西方剧坛的影响是深远的。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1925年，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发表一本评论后期表现派绘画的专著，书名即为：《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表现主义的一种。1938年，意大利文艺评论家马西莫•邦滕佩利也在美术评论著作中使用这个名词（他称为“奇妙的现实主义”），认为是超现实主义之后当代美术界出现的一种新流派。 此后，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又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进一步对魔幻现实主义作了理论阐述，他在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的序言中指出：“神奇乃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神奇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被强烈地感觉到的!”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用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被应用于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则始于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这部小说以虚构的小镇马孔多以及居住在马孔多的布恩迪亚一家100年间的变迁，反映哥伦比亚的历史。其中充满离奇怪诞的情节和人物，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象征意味。这种独特的风格，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强烈的兴趣，认为是现代小说创作中一种新流派的代表，因此借用美术上与此近似的新流派的名词，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体裁上以小说为主。这些作品大多以神奇、魔幻的手法反映拉于美洲各国的现实生活，“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拉丁美洲现实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从而创造出一种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魔幻”而不失其真实的独特风格。因此，人们把这种手法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从本质上说，魔幻现实主义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魔幻，而是现实。“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正如阿根廷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徒生•因贝特所指出的：“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

2. 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派小说的定义和简介

先给您格非先生的定义：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 “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 ‘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 “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个人看来，给您三句话，希望对您有启示
一，中国当代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深远，尤其是1978年之后，但是这种影响却是效仿，直接结果就是“来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锋小说，马尔克斯句式等等。
二，现代派在中国不可能有，这是西方古典哲学终结的表现，而我们是文革个人崇拜与非理性的结束，两者虽然表象上看都是对于传统的颠覆，但东方并不等于西方，尤其是在哲学上。
三，现代派小说是否真的构成现代派的特质，仍有待分析。

3. 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有哪些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流派》
一、概述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化主题、文艺观、表现方法。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主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概况。
二、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歌
象征主义的先驱。前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主张。后期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的主要作品和文艺观。象征主义的文艺观和创作方法。《荒原》的思想内容。
意象派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的作家作品。什么是意象？
三、未来主义
意大利、俄国、法国未来主义主要作家。意大利正统未来主义的基本主张。
四、表现主义
发展概况。主要作家作品。思想特征、文艺观、主要艺术手法。
卡夫卡主要作品，卡夫卡创作的思想艺术特征。
五、意识流小说
何谓意识流？意识流小说的理论基础。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作家作品。约克纳帕塌法世系。
六、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主张和创作方法。下意识写作。主要作家作品。
七、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概况、主要作家作品、思想艺术特征。
八、新小说派
主要作家作品。文艺观与创作方法。
九、荒诞派戏剧
怎样理解荒诞？发展概况。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代表作家作品。《等待戈多》的思想内容。
十、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的幽默。主要作家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思想内容。
十一、魔幻现实主义
西班牙传统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印第安民间文化和东西方古代神话传说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形成过程、主要作家作品、艺术特点。《百年孤独》的思想艺术特点。



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

（一）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

1、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象征主义流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后期象征主义应运而生，本世纪20年代，后期象征主义达到高潮。

2、象征主义具有鲜明的特征：创造病态的“美”；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运用象征暗示；在幻觉中构筑意象；用音乐性来增加冥想效应。它发展了前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反对肤浅的抒情和直露的说教，主张情与理的统一，通过象征暗示、意象隐喻、自由联想和语言的音乐性去表现理念世界的美和无限性。

3、代表作家：法国瓦雷里、德国里尔克、美国庞德、爱尔兰叶芝和英国T•S•艾略特。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英国T•S•艾略特：《荒原》（1922）

2、法国诗人瓦雷里：《海滨墓园》（1926），思索人生的意义，礼赞永不停息的宇宙运动，抒发超越死亡意识后的欢欣。哲理的沉思与新奇、富有象征性的意象水乳交融，音韵和谐优美，意境深远。

3、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驶向拜占庭》，叶芝由于“表达了整个民族精神”而获得了19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4、梅特林克：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青鸟》（1908，蒂蒂尔、弥蒂尔、白丽伦），青鸟象征着幸福，主题是歌颂人们对幸福和光明的追求。

5、勃洛克：俄国“极端真诚的诗人”，《十二个》（长诗）



意象派（象征主义的一个变种）：

1、意象派诗歌的特点：清晰、精确、浓缩、具体，不宣泄感情，不宣讲道理。重在表现诗人的直观形象，但作者的直观感受并不直接表露，而是通过意象来暗示。

2、代表人：美国的庞德，《地铁车站》（典型的意象诗）



隐逸派（象征主义派生出来的另一个诗歌流派）：

1、创始人：翁加雷蒂

2、代表作家（翁加雷蒂的两位弟子）：夸西莫多和蒙塔莱



（二）表现主义：

1、表现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20世纪初至30年代流行于欧美文学地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流派。起源于德国，它首先从绘画开始，随后波及文学。

2、最早出现于德国评论家瓦尔登在《狂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绘画评论，强调要突破事物的外在表象，表现内在世界，用“表现”取代“再现”。

3、表现主义的特征：抽象化；变形；面具的运用；时空的真幻错杂；注重声光效果；象征和荒诞的手法。其理论纲领是“艺术是表现不是再现”，主张文学不应再现客观现实，而应表现人的主观精神和内在激情，表现透过表象所把握到的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外在形态的精确描绘毫无意义。其诗歌情绪炽烈、雄辩，追求力度，抒情方式夸张，常采用浓缩的诗句。戏剧和小说常采用抽象的象征手法表现深刻的哲理和主题。

4、表现主义的先驱是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其《鬼魂奏鸣曲》等剧作把鬼魂搬上舞台，让死尸、幻影、亡魂、活人同时登场。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在诗歌上：

奥地利的特拉克尔和韦尔弗（《世界之友》、《彼此》），德国的海姆、贝恩

2、在戏剧上：

美国的奥尼尔：《琼斯皇》（1920），作者将表现主义艺术手法融于自己的创造，形成独具特色的“奥尼尔派”表现主义剧作的典范作品。《毛猿》（1921），副标题是“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主人公：扬克

瑞典的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鬼魂奏鸣曲》

3、在小说上：

奥地利的卡夫卡：表现主义小说的代表。《城堡》（1915）、《变形记》（1915）



（三）意识流小说：

1、意识流小说是20世纪初期（20年代）兴起于西方，以表现人们的意识流动、展示恍惚迷离的心灵世界为主的小说。认为文学应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尤其是表现潜意识的活动，人的意识流动遵循的是“心理时间”，而非物理时间。

2、它以象征暗示、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为主要特征，在本世纪20—30年代英、美、法等国形成一个颇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

3、意识流小说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各有侧重，但艺术特征是共同的：“作家退出小说”；情节淡化；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时空交替和心理时间；象征暗示和对比联想；语言使用上的创新和变异。

4、代表作家是爱尔兰的乔伊斯和英国的伍尔芙，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美国的福克钠。

详细解说：

1、内心独白：意识流小说直接展示所思所感，展示心理的原生态，不加以条理化、逻辑化，作家退出小说，主观干预较少，注重表现人物的意识活动本身。

2、采用自由联想的方式，在某对象上稍许停留，任何外在的刺激都可以打断从前的思维过程而展开新的思绪。

3、主观性、随意性强，常打破时空限制，跳跃性较大，从心理结构组织流程，而传统小说多在时空的推移中展开情节。

4、内容和题材上，传统小说往往全知全能，而在意识流小说中作家地位下降，读者的参与性加强，不注意刻画典型人物，凭借人物的意识来写人，情节淡化。



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1、爱尔兰的乔伊斯：《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2、英国的沃尔夫：《墙上的斑点》、《到灯塔去》

3、法国的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

4、美国的福克纳：“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喧哗与骚动》（1929），反映了南方望族康普生家的没落。小说创造了复合意识流方法，使运用意识流手法去发掘人物的内心生活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着重表现昆丁的变态心理和班吉神经错乱的潜意识活动。人物（长子昆丁、二子杰生、小儿子班吉、女儿凯蒂）



（四）超现实主义：

1、20年代兴起于法国，它由达达主义发展而来。1919达达派诗人：布勒东(创始人)、阿拉贡（《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反法西斯）、艾吕雅，发表了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

2、他们认为文学不是再现现实，而是要表现“超现实”，即由“梦幻与现实转化成的绝对现实”，是现实与非现实两种要素的统一物。在内容上为了描绘超现实，他们反对逻辑推理的思维活动，推崇潜意识和梦，甚至让文学成为梦幻、潜意识乃至精神错乱的产物。强调梦幻、贬斥理性，成为其美学的重要标志。他们主张写人的潜意识、梦境，写事物的巧合，并提出“自动写作法”来作为表现上述内容的创作方法。

2、主要作家及其作品：布勒东《娜佳》、阿拉贡《巴黎的乡下人》、艾吕雅诗歌《和平咏》、《溺水者》、苏波



(五) 存在主义文学：

1、存在主义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二战后达到发展的顶峰。它是现代派文学中声势最大、风靡全球的一种文学潮流。

2、存在主义文学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它是以文学的形式宣传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其特征是理性多于形象；核心是“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和自由选择”，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寻找生存之路。

3、“荒谬”和“痛苦”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一方面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性，另一方面表现人的不幸与毁灭，以及孤独、失望、恐惧的思想情绪。

4、艺术上，第一：存在主义文学寓哲理于形象中。第二：不拘一格地运用表现手法，传统的和现代的并用。

5、存在主义作家主要有法国萨特、法国加缪、波伏瓦、梅勒。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法国加缪：《局外人》（1942）、《鼠疫》（1947，里厄医生）

2、法国萨特：《恶心》（小说）、《自由之路》（小说）、《墙》（短篇小说集）、《死无葬生之地》（戏剧）、《苍蝇》（戏剧）、《禁闭》（戏剧,表明“他人就是地狱”）、《必恭必敬的妓女》（戏剧）、《存在与虚无》（哲学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著作）

3、法国波伏瓦：《女客》、《第二性》

4、梅勒：《一场美国梦》



（六）荒诞派戏剧：

1、荒诞派戏剧是本世纪50年代兴起于法国，尔后迅速风靡于欧美其他国家的一个反传统戏剧流派。

2、荒诞派于1962年由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写的《荒诞派戏剧》而得名。

3、荒诞派戏剧的特征：荒诞、抽象的主题，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支离破碎的舞台形象；奇特怪异的道具功能，使戏剧的直观艺术特点发挥到极限。在内容上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人生的荒诞不经；在艺术手法上则打破了传统的戏剧结构，用不合逻辑的情节、性格破碎的人物、机械重复的戏剧运动和前言不达后语的枯燥语言来从总体上突现世界荒诞的根本主题。它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戏剧冲突，舞台形象支离破碎，人物语言颠三倒四。它表现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无法沟通的。

4、法国尤奈斯库是荒诞派戏剧的奠基人，其独幕话剧《秃头歌女》的上演，标志着荒诞派戏剧的诞生。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英国品特

2、美国阿尔比

3、法国贝克特：《等待戈多》

4、法国阿达莫夫

5、法国热奈

6、法国尤奈斯库：《秃头歌女》（1949，史密斯夫妇、马丁夫妇）、《椅子》（1959）、《犀牛》（1958）
（七）新小说派：
1、形成于本世纪50年代的法国，后成为二战后法国和西方最重要的小说流派之一。又称反小说派或拒绝派。
2、他们认为世界是荒诞、虚无地和不真实的，传统小说是对读者的愚弄和欺骗，小说以描写人物性格和情感为主的时代以及过去。反对传统小说的倾向性，主张作家原封不动地照搬荒诞世界的存在，不赋予它任何意义和感情色彩。新小说屏弃情节和人物，拼贴散乱的片断。以物代人，创立纯粹写物的风格。倡导读者参与创作，重建小说的人物与情节。
3、代表人物有罗布—格里耶、萨洛特、布托、西蒙、杜拉斯。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法国萨洛特：第一个写新小说
2、法国西蒙：“新小说派之父”，《风》(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佛兰德公路》
3、法国罗布—格里耶：《窥视者》：获法国1995年的“评论家奖”，《橡皮》（1953，杜邦、格里纳达端、瓦拉斯，写政治谋杀案）

（八）黑色幽默：
1、“黑色幽默”是60年代风行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由美国作家弗里德曼编的一个《黑色幽默》的集子而得名。
2、“黑色幽默”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的文学方法。黑色是指可怕而又滑稽的客观现实，“幽默”指的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个性对这种现实所采取得嘲讽态度。幽默加上了黑色，就成为了一种展现绝望的幽默。西方评论家把它称之为“绞刑架下的幽默”。
3、黑色幽默的艺术特征：
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的混杂，表现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惑、自我挣扎的徒劳，是其中心内容。面对这一切，人们发出玩世不恭的笑声，用幽默的人生态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即所谓的“黑色幽默”。
“反英雄”式的人物：人物精神世界常常趋于分裂，成为带有悲喜剧双重色彩的“反英雄”，借他们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者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法：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象征形式表现扑朔迷离的情节。打破理性化的时间顺序，加速节奏的跳跃，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笔法富有反讽意味，语言经常打破一般语法规则和固有的词语搭配习惯。
具有寓意性。
4、美国海勒，被认为是“黑色幽默”的一面旗帜。还有冯纳古特、品钦、巴思、巴塞尔姆、法国维昂。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美国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2、冯纳古特：代表作《第五号屠场》、《猫的摇篮》（1963，博克侬、麦克凯布）
3、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九）魔幻现实主义：
1、魔幻现实主义指的是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流派。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60年代后成为拉美小说创作的主流。它的兴起被称为“拉美文学的爆炸”。代表人物有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古巴的卡彭铁尔、墨西哥的鲁尔弗和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
2、魔幻现实主义是通过“魔法”所产生的幻景来表达生活现实的一种创作方法。魔幻是途径，表现生活现实是目的。用魔幻的东西将现实隐去，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相混合、主客观事物的空间失去界限的世界。艺术上则在现实描绘中引入大量超自然因素，奇迹、幻觉、梦境甚至鬼魂形象出现于小说情节中，时序关系常被打乱，叙述富于跳跃性，有时场面带有象征色彩，显示出鲜明的地狱和民族特点。它堪称是“移植”和“寻根”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既是对现实的深刻开掘，又是对历史的严肃反思；既有对本大陆传统文化的寻本探源，又有对欧美现代主义的广泛吸收。首先在拉丁美洲使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人是委内瑞拉作家：彼特里。
3、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墨西哥作家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
4、本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魔幻现实主义形成热潮，以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为标志。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墨西哥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1955）

（十）未来主义：
1、是现代西方的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20世纪初兴起于意大利，创始人意大利的马利奈蒂1909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宣告诞生，次年又发表《未来主义文学宣言进一步宣布其主张。认为20世纪的飞速发展，使世界根本改观，机器与技术、速度与竞争成为时代主要特征，未来主义应具有现代感觉，歌颂进取性的运动和机器文明，赞美速度的美和力量。认为既往的文化都已腐朽，无法适应当今的时代，提出摒弃全部文化遗产，不满现存秩序。
2、文学艺术的主题上：调动一切艺术手段，集中表现运动中的物和人，通过动态来赞美运动感、力感和立体风格。
3、艺术形式上：未来主义者主张彻底摒弃传统手法。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俄国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穿裤子的云》
2、法国阿波里奈尔：首创“楼梯式”的诗歌形式。

（十一）达达主义：
1、现代西方文艺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于瑞士，1915年来自罗马尼亚的法国诗人斯当•查拉为首的艺术小集体，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以随手翻到的词语“达达”命名，即是指纯粹出于偶然，没有任何意义，什么也不是。
2、对文化传统、现实生活、艺术规律采取极端反叛的态度，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青年一代中的一部分人的苦闷心理和寻找出路的状态。
2、代表作家：布雷东、苏波等。

（十二）“垮掉的一代”：
是二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作家多为男女青年，他们以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著称。用同性恋、爵士乐、吸毒酗酒等来逃避现实并向体面的社会和美国传统价值观念挑战，提出“沉沦就是解放”和纵欲享乐合法的结论,他们用怪僻的内向自我探索和向下沉沦的所谓“脱俗”态度来表示对体面社会的不满，来对社会进行病态的反抗。

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1、杰克•凯鲁阿克：《小城镇与大都会》
2、金斯堡：《嚎叫》

4. 结合20年代的小说发展，比较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创作风格和艺术贡献

20年代小说的总体面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浪漫抒情小说相互对峙、互为补充。20年代大体的小说发展脉络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但是问题小说比较形而上。“虚”一些，大部分问题小说作家都先后倾向于现实主义，与问题小说之后出现的“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合流，其间还出现了从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的乡土小说，而乡土小说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说方面，则是先后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和其他一些主观型的叙述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创造社为主。
20年代的文研会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无疑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在王统照与叶圣陶身上，王统照突出“爱”与“美”的观点，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而叶圣陶也是由“问题小说”起步，后来又成为了“为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简单的表现“爱”与“美”之外，更集中于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而“隔膜”问题与同时期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问题小说”潮流过去之后，叶圣陶在专心地刻写学校知识分子和市镇小市民的精神历程方面，显出与众不同。而文研会的其他作家则主要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小说的作家群体，乡土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突破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创作的相对狭小天地，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会小说创作集中于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并推动了20年代整个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的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这样的创作思路无疑使得创造社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选择了浪漫抒情小说。2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分支——“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创造社的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而创造社后起的青年作家紧接郁达夫几乎构成了一个抒情作家群体（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主要是集中于浪漫抒情小说的。
20年代的文研会与创造社在小说创作上，由于不同的文学主张，分别选择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不同方面，并成为各自阵营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20年代小说创作的发展。

5. 说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他们有刊物《小说月报》,是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如果是文学研究会的简答+（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穆木天,当时都是留日学生,出版有《创造季刊》.他们尊自我,重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他们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崇天才,讲神会,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
*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陈西滢、梁实秋等,都是欧美留学生.开始时是聚餐会性质,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1926年4月徐志摩、闻一多在《晨报副刊》上编《诗镌》周刊.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的理论文章,提出诗歌”三美”的主张,即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
*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北京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同人刊物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章川岛等.其主张和态度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以刊登“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鲁迅说《语丝》有基本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性散文和杂文的刊物.
【文学革命时期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还有莽原社、未名社、狂飚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湖畔诗社、南国社等.鲁迅最早的散文诗集:《野草》,他创办的社团有:莽草社、未名社、语丝社.先叫浅草社后叫沉钟社.湖畔诗社是1922年成立于杭州的新诗团体,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汪静之等四人.李金发是象征诗派.中国话剧运动开始于1907年,一批爱好戏剧的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陆镜若、吴春柳社.】

中国诗歌会:在诗歌方面,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的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成立,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蒲风、任钧,出版会刊《新诗歌》,提出”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在形式方面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这是一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取同一步调,以大众化为创作目标的现实主义诗歌团体.

自由主义文艺中有”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文学流派.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庞名（冯文炳）、沈从文、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朱光潜.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成员有陶亢德等.以1932年创办《论语》半月刊而得名,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宣扬”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自然幽默”,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与各体别,所谓个人笔调是也.”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931～1933年,左联又和”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了思想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杜衡）.
东北作家群:萧军、萧红、端木蕼、骆宾其、李辉英、舒群、罗烽、白朗等,创作了一批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的抗日救亡文学.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
孤岛文学: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坚持抗日文学活动,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历时四年零一个月,称之为”孤岛文学”.
七月诗派:因胡风主编的《七月》.1937年10月创刊,以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的诗歌,以艾青、田间为首,并培育了绿原、亦门（阿垅）、曾卓、鲁藜、邹荻帆、牛汉、冀汸、彭燕郊等一批青年诗人,形成贯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
战国策派或战国派:1940年,陈铨、林同济等创办《战国策》半月刊,翌年,又在重庆《大公报》上编《战国》周刊,称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他们自称是抗战文学思潮中的另一种声音.他们虽然也主张和宣传”抗战”,但他们却错误地称当时的时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
战国策派的思想观点,适应了国民党专制主义的需要.
【附】学衡派: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于南京创刊,主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骕等,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白话文.
*李金发与象征派诗
在中国现代文学上，象征诗派是指以1925年出版的李金发的诗集《微雨》为起点的，活跃在20年代中后期的诗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李金发。
特点：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象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
内容：他的诗歌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直接表现自己的内心生活，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人生感受：死亡、悲哀、绝望、孤独。这实际是也是现代诗歌的一个主题，多表现人的“异化”。代表诗歌《弃妇》就倾诉了人生的悲哀和痛苦，用弃妇的悲惨象征人生的悲惨。
艺术价值：
1、诗歌大量意象的使用。
2、诗歌意象新奇。
3、大量地选用了文言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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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
1921年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
代表作家：周作人、茅盾、叶圣陶、许地山、朱自青、冰心等。
重要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
理论主张：积极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主要贡献：它承接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创造社:192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
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
主要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
理论主张：尊自我，重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内心自然流露；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特征。
*新月社：1923年成立
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都是欧美留学生。
重要刊物：《晨报副刊》《诗镌》《新月》（后期）
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的理论文章，提出诗歌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以闻一多、徐志摩为首的新格律诗的创作，称为“新月诗派”
*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
以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
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
文艺思想接近于文学研究会。
《语丝》多发表杂文、小品、随笔，形成生动、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鲁迅说《语丝》的基本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于1930年3月
在上海成立。
主要人物：沈端先、钱杏邨、鲁迅、田汉等。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
主要成就：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
*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
发起人：穆木天、杨骚、蒲风、任钧等。
会刊《新诗歌》
诗内容方面：提出“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提出“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
主要成员：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
主要刊物：《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
“基本特征：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风格。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人物：林语堂。
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
*战国策派：活动于抗战中期，因陈铨、林同济等创办的《战国策》而得名。
主要成员：陈铨、林同济。
文艺上：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
代表作有陈铨的剧本《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

（时间问题，没法一一细谈，上面的一些有的也不太全面，是我自己备考的一部分参考资料，试着看看吧）

6. 现当代小说的主要流派

现当代小说的主要流派：

社会剖析派 - 「社会剖析派」源於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新感觉派 - 新感觉派的作品大多是反都市反现代性主题的。而从写作上来看，新感觉派的小说并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品：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虽然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创作中的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但他们的小说大都采用的是传统的叙事格局，在布局谋篇上仍按事物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展开情节，不像西方现代派那些活页式小说，无头无尾，时空倒置，如入迷宫。

解放区小说 - 解放区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与国统区小说创作完全不同的风貌。最初的解放区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大多与抗战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类作品，共同的特点在于抒写军民的抗战热情，同时也反映了作家们对团结御侮与分裂投降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思考。

后期解放区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对民众的贴近，多方面地反映了解放区的现实生活。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解放区的小说作家们，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抗战、服务大众的责任，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和政治的功利性，尤其是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也使不少作品对艺术个性和艺术的审美性的追求有所忽略。解放区的小说作家们，力求依照他们所理解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表现革命的主题，这种创作方法自身的不足以及作家理解的偏差，导致了不少作品在主题和写作方式上流于模式化和程式化。由于对由五四开启的人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以及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的偏颇，使得创作者惟恐突出了这个时代视为异端的一己的情感，使得作品缺少个性，缺少具有个人品性的情感表达。对自我意识的无保留的否定和批判，促成了解放区文学中新的偶像意识的确立，又由于解放区对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在政治生活中主体地位的强调，使作家们在创作中放弃了对工农群众思想局限性的关注，往往将之加以美化和理想化，忽略了对群众中小生者落后思想意识的启蒙。后期解放区小说创作在强调群众化的同时，过分推崇单纯以农民为接受主体的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形式，忽略了对中国传统雅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中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这多少妨碍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后期解放区小说创作在强调民族化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向西方现代文学的有益借鉴，创作界普遍存在的对外借鉴上的简单化态度，严重影响了解放区文学在艺术上进一步发展。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的这些长处和局限，对建国后文学的发展都直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详细请阅：http://202.119.109.14/wxs/jpk-xdwx/htm2/01/19/h2-01-19-01.htm

新写实主义 - 「新写实主义」是法国的美术评论家雷斯塔尼 (Pierre Restany)、 克莱因(Yves Klein)以及其他艺术家所组成的，与美国的新达达 (Neo-Data)相等。他们为了纠正「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硬
边艺术」(Hard-Edge) 、「色面绘画」(Color-field painting)等抽象艺术，把艺术带入极端主观而愈与生活环境不发生关系的倾向，力倡艺术必须回归到实在(reality) 的世界，而以表现吾人生活的环境或生活的行为
为主务。

雷斯塔尼说：「新写实主义是不用任何的争论，忠实地记录社会学的现实(Sociological reality)； 不用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 或社会写实主义 (Social Realism) 似的腔调叙述，而是毫无个性的把主题呈现出来。」事实上，美国的新达达、集合艺术 (Assemblage) 以及普普术家，都参加了法国的新写实主义美展；所以新达达、新写实主义、普普艺术的界限是很难划定的。

7. 京派小说的理论主张李劼人“大河小说”的写作特点萧红小说的文体特点

美学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
一，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
二，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
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李劼人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方言写作，真实记录成都地区生活百态。
李劼人小说中关于川剧的描述甚多，他的“大河三部曲”被称为“小说的晚清川剧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中，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川剧艺术中那简练而经典的对白、丰富的方言以及浓郁的乡土氛围，也都自然融入到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中,从而增加了他作品的艺术魅力。
李劼人先生一生热爱川剧。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关于川剧的描述。川剧研究员蒋维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评语，称“大河三部曲”是“小说的晚清川剧史”。
既然是“史”，当然就有对川剧的全方位描写。川剧的演变，川剧、唱腔、演员、观众，川剧演出的环境等等，在李劼人笔下都有生动而亲切的记述。《死水微澜》写邓幺姑对成都的向往就是从川戏开始的：“她知道（成都）有很多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戏，一天总有两三台戏在唱。”对于川剧的剧目和演员，作家借书中人物之口，随意就拈出一大串：“悦来茶园三庆会的川班，老角色也多，新角色也好。杨素兰的《大劈棺》，刘文玉、周名超的《柴市节》，李翠香的《三巧挂画》，邓少怀、康子林的《放裴》，蒋润堂的《飞龙寺》，还有游泽芳的《痴儿配》，小群芳的《花仙剑》。这才是高尚娱乐啊，好不安逸！”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暴风雨前》《大波》中也比比皆是。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
一、 创造了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一种新形式"大河小说"。
在这个形式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变动，被有声有色地以风俗史的面貌再现出来，而探讨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也成为小说隐含的主题。郭沫若曾经称赞李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东晋时江源（四川崇庆县）人常璩写以四川为中心的方域史，李劼人在民国史还没有问世之时，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地域史料征之于野，集中描绘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多事的内地省份的政治风云和人情世态，带有地方域史小说的色彩。所以，称他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恰到好处的。
二、 注重细节刻画及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整体性，追求客观、冷静地再现现实。
这一点体现着对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借鉴，而与中国现代小说主流现实主义，即不避主观抒情的、表现手法开放的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
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福楼拜、左拉作品女性形象刻画的某种特征。
《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大波》中的龙兰君（黄澜生太太），以及后来写的《天魔舞》中的陈莉华等人一起，构成了李劼人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而在注重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法国文学对李劼人的影响是明显的。
总之，在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具体形态中，李劼人代表了一种古典的、法国式的追求客观真实的风格。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完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相对于《马伯乐》的未完成而言），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颠峰之作。萧红对小说文体的追求，萧红小说风格的建树，都见之于这部作品。而我认为，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特质，远非所谓抒情的、感性细腻的，而是在于戏剧性的讽刺。适应这种想像方式，萧红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从而建立了她个人的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特质，我们也就忽略了这位女作家孜孜以求的艺术建树，我们也就会错过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中如此可贵的一个新要素。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读萧红的小说，最初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她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九一八致弟弟书》）。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的首段文字：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这里，不说霜覆盖了草叶和菜叶。而说草叶和菜叶都盖上霜；不说山上的树黄了叶子，而用一个修饰语来修饰中心词“树”，让它去“等候”太阳；不说太阳被朝霞挡住，而说它“走进朝霞去”。显然，前者都是日常的语言，而后者则多少都超乎规范了。这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生疏感和新鲜感——一种“明丽和新鲜”
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饰，秀韵天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毋庸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她认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33】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意识，自传式叙事方法才成为萧红自觉的选择与追求。在她的小说中，这种自传式叙事方法主要体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
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
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34】。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这种适度的心理距离不但为萧红提供了一种“思索的时间”，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题材与她的情感熟习的时间。萧红也是这样认为的，题材与情感的熟习，“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35】而这里所说的情感不再是简单的原始情绪，而是较高层次上的审美情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36】

8. 关于现代文学作家的写作及创作的特点等17个问题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9. 莫言的文学创作主张

莫言的文学创作明显受到美国乱掘枝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内斯的影响。
虽然早容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哗敏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当代作家。
莫言是一个有鲜明主体性的作家，强烈的主观情感表现在文本中，就常常创造一个情感丰沛的叙事者，如《春夜雨霏霏》中的妻子、《红高粱》中的“我”，这样的叙事者一般不会按部就班地从头到尾讲述故事，而是更加注重自身情感状态，并以主观的情感流动来选择故事情节，从而造成一种叙事略显散漫和破碎、故事前后交错的叙事结构，这样的结构就形成了一种时间自由流动的小说时序特征。这样的叙事特征常常使小说情节流于碎片化，但莫言的主体性和情感浓度散茄不仅有效的弥合了叙事上的散漫破碎，而且也让小说充满了抒情色彩。
这种时间自由流动的时序模式，具体表现为“书信体”小说和“倒叙结构”两种情形，前者是独自形式，让情节随着思绪延展而不断被调动，后者则是由倒叙发展出一种“叙述框架”结构，二者都形成了一种“复调”的结构格局和审美效果。

10. 台湾的现代派创作小说有几个方向

台湾的现代派小说创作，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倾向并不十分一致的局面。大体上可分为两扒搏个倾向禅行：一类是中西结合、现代与传统融合，创作思想偏向于写实，较注意作品的思想性的现代派，如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的创作；另一类是彻底反叛传统、热衷西化的现代派，如欧阳子、王文兴贺此哗等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