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①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前期思想） 出于对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罗狄蒂的迷恋，我对金庸的作品久读不厌。但形而上的思考却使我不得不暂时对他们告别，沉浸在思想的一抹阴影之中。对于金庸的评论已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享乐主义读者，我忧虑的并不是能否给“金学”的孔雀尾巴上添一根华丽羽毛，而是担心我的观点不同于读者的想象，给人以一种不切实际、影响文本阅读快感的荒谬。因为大多数的金庸小说读者和评论者都认为金庸作品的思想来自于传统文化，仅在写作技巧上表现了一定的现代意识，且这些现代意识也基本消弥在文本中不断出现的“蝶恋花”词调和“山坡羊”曲律中；我却认为正是现代意识给了金庸的想象力以最大的启发，并使其作品的深层意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传统倾向。这个貌似虚假的看法可能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一

公元五世纪初，陶渊明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的桃花源情结，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诱惑力的乌托邦理想。如果说鲍照和庾信在他们著名的作品中把世间的不幸诗意化了，那么陶渊明则诗意化了世间的幸福。在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中，桃花源情结成了一代代文人渴望独善其身的那种普遍而又古老的幻想。也许正是这种幻想在金庸作品中的屡次出现，才使人觉得他始终和传统保持一致。然而，这种幻想的实质在金庸那里却是似是而非的。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会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桃花岛和《神雕侠侣》中的古墓是桃花源情结在金庸作品中的典型。的确，桃花岛和古墓在地理位置上正如同桃花源一样与世隔绝，人间的痛苦和变幻在桃花岛迷宫般的道路和古墓穴口的千钧巨石外悄然流逝着，但此间的居者却并不是为了逃避客观世界的痛苦，而是为了逃避主观的忧郁消沉的深渊。黄药师在伤心之际引贾谊的文章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正说明了处在世界上任何位置的人，都不过是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寂寞绝望与万物一同日日夜夜地忍受煎熬。桃花岛和古墓对于黄药师和林朝英等人来说不过是覆盖在深渊口上的一层稀薄物质，只能勉强支撑体重罢了。这种属于现代人意识的绝望感尽管被金庸落实在爱情主题上，但桃花源情结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思想内核却因此打破了。

如果说桃花源的居住者是被环境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桃花岛和古墓则几乎对于所有的居住者来说都是只有被动性。而以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反传统的个人主义者作为桃花岛和古墓精神上的主人，正是在深层意义上对指向过去的乌托邦的桃花源情结的解构。金庸在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号称东邪西狂的人身上突出地表现了他嘲弄传统观念的爱好。“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黄药师对传统观念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他为陆冠英和程遥迦完婚的一幕是《射雕英雄传》所能给予读者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不能欣赏这一幕也即意味着肯定禁欲主义；杨过与小龙女的恋情本央就超越了一切的传统价值观念，其意义正在于表现个人主义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他们最终的成功既是爱情的胜利，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昂扬精神的胜利和意志的胜利。

② 金庸小说的语言特点、风格及其精神

金庸这个思想的巨人的浓缩在于他那通过虚拟夸张的浪漫叙事透视现实人生的苦乐真谛和借光怪陆离的江湖传奇展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的近九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中。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作者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而是通过对金庸小说形式和语言的论述，来探讨金庸小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和具有雅俗弹性的主要因原。

关键词：金庸小说形式语言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著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元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评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纪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评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评点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评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回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回回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政府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和兴奋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激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③ 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想传达怎样的侠义精神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不仅仅关注于“武”与“侠”，同样在其中融入了自身对于社会的探讨，让整个武侠世界的意蕴更为丰富，《连城诀》对人性的刻画深入人心；《笑傲江湖》又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关注；而最后的《鹿鼎记》又将社会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侠义精神的流露之中，金庸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为：责任精神、宽恕精神以及自由精神。

侠客在文化的演变之中逐渐被赋予了关怀天下的责任精神，脱离了单纯为了儿女情仇的“小侠”，而贯彻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最后的一种侠客精神与其本身极为契合，这种对于自由的向往正是侠客的一种重要表现，也是侠客的终极追求。它是一种与封建礼教的对抗，是一种对思想禁锢的反叛，是一种个性人格的高扬，杨过、令狐冲......都蕴含着这样一种理念。

④ 从金庸小说谈侠义精神

当世界上不公平现象屡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便有了侠。起初的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苦难的人民与水火之中。而随后的武侠小说，则大大的丰富了侠文化，引起了人们对于侠的探讨。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小说。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路见不平与人打斗的行为，也渐渐的不为人们所倡导，但真正的侠义精神也是一种利他的精神。在如今这个人利益为重的社氏橡会，恰恰缺少利他的精神，这是金庸武侠被现代所倡导的必要性，也是侠义精神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1、为邻为友的侠义

《雪上飞狐》主人翁胡斐身上所表达的是一种传统的侠义。他路过广东，见凤天南杀害钟阿四一家，欲替天行道，千里追杀凤天南。途中爱上一个女子，名叫袁紫衣。事实恰恰就是这么不幸，袁紫衣是凤天南的女儿。在心上人苦苦哀求和凤天南满心讨好之下，胡斐不为所动杀了凤天南，此后再也无法面对心上人。胡斐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毁掉了自己的幸福。而这恰恰表现了胡斐的侠义发自内心，不为外界所动，可惜现在有太多的人做不到这点，碍于面子，碍于感情，放弃了所谓的正义和公道。

2、为国为民的侠义

郭靖的形象从《射雕英雄传》的愣搏肆头青年到《神雕侠侣》的护国英雄，反应了一代大侠成长的艰辛历程，郭靖的侠义是整个武侠小说里最为博大的。他死守襄阳多年，直到为国捐躯，也未曾退却，这才是金庸心中的大侠。与之类似的还有萧峰，在小说的一开头便是武艺卓绝，身为丐帮班主，豪气万丈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随后的遭遇却是那么悲惨。他身为契丹人的秘密被武林同道知晓，又被小人陷害，蒙不白之冤于天下。最后雁门关一战为换取俩国和平，牺牲了自己。

萧峰长大于汉人家庭，却是契丹人的后代，而汉人和契丹人因为战乱而成死敌，可以说就注定了萧峰坎坷的一生，为后面的以死来消除俩族数十年的战乱，铺下导火索。而郭靖原本就是宋人，为国捐躯，视死忽如归，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这俩人结局类似，各种因由却不尽相同。

3、悲悯的侠义

虚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和尚， 经历了一系列离奇的造化，习得神功，获得无上内力，成为了逍遥派的掌门人，领导一群女子行侠仗义。他的侠义是悲悯的，他不忍见到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也不愿以自己的绝世武功赢敌。他从小就是孤儿，在少林寺长大，备受佛教文化的熏陶，而他本人却是悲苦的，一家人刚刚戏剧化相认，便痛失父母。可悲的是，他对别人仁慈，生活却丝毫不对他仁慈。

4、自由至上的侠义

优柔寡断的张无忌不爱江山爱美人，他没有郭靖和萧峰的远大理想和气魄，自知不善权谋，对当年逼死自己父母的武林群雄，选择了宽恕，这也恰恰证明了他不适合宫廷的利益之争，更不适合当皇帝。而神雕侠杨过在襄阳城破后，没有与之共存亡，选择和小龙女归隐山水之间，悠然自得，这也是追求自由的体现，不喜欢被国家大义所牵绕，也不喜欢被江湖世俗所烦心，这个结局似乎更加的适合他。

5、武侠小说的通病

曾经的武侠小说，以及现在的各类网络小说，都存在着同一类型的通病。它为了满足读者的特权式幻想，而加以设计情节。小说中武功高强的主人翁可以任意的决定别人生死，可以迎娶好看、美丽宛如天仙的女子，可以受万人敬仰，可以不去花费太多时间练武，达到武林绝顶高手的境界。从而极大的激发了读者们的兴趣，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而现在被各个老师和学校所批判的网络小说更是变本加厉，没有了金庸小说中关于侠义、关于爱情的深刻剖析，却大大加强了心理满足感和欲望代入感，使读者留恋的读下去，甚至荒废了学业，丢失了朝气和梦想。

金庸小说在现代被众多人去研究和倡导，正是由于它满足社会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我坚信不仅仅在今天，在以后的日子里歼银旁，金庸小说依然是各类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加以模仿的对象，他是武侠小说的一个传奇和巅峰所在。

无戒365天极限挑战日更营 写作训练第17天

文/龙眠散人

⑤ <神雕侠侣》反映了什么社会现状，或是说金庸想表达一个什么思想

金庸在《神雕侠侣 后记》中有：“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从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感情与品德，是作者最为看重的社会元素，而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爱，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基于这样的文学信念，他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中，竭尽全力洋洋洒洒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男女之“爱”、兄妹之“爱和”师徒之“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不会怀疑，金庸的确是个“写情的高手”。在他的小说中，始终穿插着各种各样的感情线索。这就是金庸小说为何能如此吸引众多少男少女的缘故了。

“爱，首先是男女之间的男欢女爱或爱情。作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从中国的 《诗经》、古希腊神话等开始，千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民族文学所讴歌、所描绘、所表现的具有各民族特殊的心理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爱情命题的千奇百象的艺术表达，就没有文化艺术作品存在的可能性。

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天然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精神外化。男女之爱更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认为有意识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精神活动。“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辨证体。”由此，如果“没有爱，人类便不能存在”。这句话作狭义的理解，爱情是以繁育后代、种属沿续的本能为基础。爱是人生命的支柱，爱的烈火燃得越旺，生命力便会随之而增强，从而生活就增添了价值；爱的消逝则会使人感到：生命从此毫无意义，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爱也是哲学的中心论题。在东西方哲学史中众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们都对爱的本质与构造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他把爱视为“仁”的本质：“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爱自己的亲人，在长幼关系中居下者的子女、弟妹对父母、兄长的敬爱，这就是仁的初始形态，即人性的根本。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提出的“爱”是基于是非善恶标准基础上的爱。“入则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由己及彼，推广到爱一切有德行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认为的“爱”是有门户之见的 。爱人，首先是爱亲人出发，而后推及同类；从而建立起“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结构和君臣父子的人伦社会结构。这与墨家之“爱”却是大相径庭。墨子从社会的复杂情况出发，抱着对人民生死的深切忧患，认为“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之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墨家的爱，是对整个人类而言的，没有任何的门户之见、人格差别。道家则更不象前面儒、墨两家那样强调如何去爱，他们讲求的是自爱。这在现在看来极端，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爱以身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老子·第十三章》）。这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无我而利我的精神相一致。

对于情爱的具体表现，最早应见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这直接而具体地写出了男子对女子的爱慕。对于《诗经》中表现出的情爱，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方面。《诗经》中有不少文章都表现出了历史中“弃妇”的形象，表现的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情节。作为中国早期象这类对爱情的研究，其本质只是论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基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对“爱”的表达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更不用说对爱的探索和研究了。然而，这一点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却不灵验了。小说中：赵敏对张无忌的爱，可谓是爱的直接，爱的疯狂。甚至为了真爱，以致于六亲不认；更有甚是为了保护张无忌不惜以自毁贞节（谎称自己怀有张无忌的骨肉，以骗取其哥放走张无忌）为自己的爱人开脱。像此等女子，在中国传统史上是罕见的，这就是金庸小说中爱情观的反传统表现。

与东方文化道德性、社会性思路不同，西方哲学中关于“爱”的研究：是从人的来源与心理入手而展开的。西方对于爱的研究，首先是着重于男女两性关系上，认为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根源。在希腊神话中，当世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时，是爱神厄洛斯，发出他的生命之箭，射穿了大地的冰凉胸膛，从而使黄褐色的大地立刻披上了绿装。这说明了爱是借助了性（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箭），与性一起创造了生命。也就是说，西方神话里，“爱”源于“性”。可以看出，爱并非独立存在的，爱之中包含了一个个体的人与另一个个体的人的结合。爱是人类产生和生存之源。古希腊哲学家思[培多库勒认为：“爱总是和所爱的东西结合为一体，而结合为一体的开始，也就是分离的开始，是由争执与憎恨支配阶段的开始。”从爱的正面看到了其反面的争执与憎恨。

柏拉图式的爱，则完全是肉体之爱，是人的本性表现。或者，可以认为是“性恶”。其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强奸”。《射雕英雄传》中“尹志平对小龙女的爱，也许就是从他玷污小龙女那一夜起，使作为全真教弟子的他真正体验到了肉体之美，欲望得到释放与满足，致使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然而，他却因为冲动而遭受了惩罚。”早期弗洛伊德认为爱的核心就是“性爱”，性爱是人的性本能——原欲。在他看来，这种爱并不包括社会和精神的属性，它是文明对立的。

金庸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怀抱有深厚的感情，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使得其作品中既有鲜明传统文化的印记，又渗如了现代人文精神。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关于“爱情”的理念上，也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精神的交流与融合。

⑥ 我的毕业论文是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谁能给我篇范文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