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小说史

A. 经典的外国文学著作有哪些

《莎士比亚全集》、《论人生》、《失乐园》、《格列佛游记》、《鲁宾孙飘流记》、《雪莱诗选》、《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福尔摩斯探案集》、《道连.葛雷的画像》、《德伯家的苔丝》、《华伦夫人的职业》、《牛虻》、《月亮与六便士》、《尤利西斯》、《简.爱》等

B. 法国文学的历史起源

现代法国人的起源非常复杂，主要由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罗曼人构成，其中罗曼人所占比重最大。法语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拉丁语的一种现代形式。那些古罗马的拉丁语天才尽管早已作古，却似乎始终左右着法语文明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古罗马人对秩序和理性的热爱、对极端状况的竭力避免等特征被后来的法国人所继承。然而这些特征在法语文学中的体现却并不明显。尽管法国通常是新的文艺运动的发源地，但这无法改变法国人思维保守的事实。

法国人历来非常严肃的看待美学问题；一部法国文学史，便是学习文学发展脉络的最好教材。由于法语文学拥有悠久和丰富的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对其他语言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通常认为其占据了西方文学发展的核心位置。
有时法国人自视为高卢人的后裔，继承了所谓的“高卢精神”，追求轻松愉悦的欢乐，喜欢嘲讽别人，从不严肃的思考生命和生活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在所有法语文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高卢精神”的影子。然而，法语文学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却经常容易被人忽视，那就是绝大多数最伟大的法语作家的作品中“高卢精神”体现得并不显著。
如此简单的概括显然不可能将复杂的法语文学的特征解释清楚。对于大多数外国人，尤其是讲英语的人而言，以表述明白、表意准确和风格高雅为特征的法语散文似乎在形式上要优于法语诗歌。然而法国人却会竭力反驳这一点。在他们眼中，法语诗歌独特的韵律感是旁观者永远也无法充分领略的，其魅力绝不亚于声名远播的法语散文。对法国人而言，法语诗歌的独特性根植于法国文明的传统，并且也切合法国人的品味。

C. 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历史

⒈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中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⒊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中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⒋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⒌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中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⒍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中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中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⒈ 中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⒉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⒊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⒋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⒌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⒈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⒉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⒊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⒋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D. 法国的圣埃克苏佩里在现代文学史上他被认为最早什么的作家

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法国作家。他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1940年流亡美国，侨居纽约，埋头文学创作。1943年参加盟军在北非的抗战。1944年他在执行第八次飞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其作品主要描述飞行员生活，代表作有小说《夜航》，散文集《人类的大地》《空军飞行员》，童话《小王子》等。

E. 为什么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法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四）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性悲剧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代表作，20世纪前期欧洲著名的“长河小说”之一。在近代法国小说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的特殊价值一是作为社会小说对欧洲现代文明腐朽衰落的现实作出了有力的批判，二是作为观念小说以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一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描述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的一生，塑造了这个集道德理想、行动热情和英雄精神于一身的新人形象，并以他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战前欧洲广阔的社会生活。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有着丰富性格内涵的复杂形象。他并不从个人对社会的伦理关系去批判资产阶级，而同时又保持着对它的某种依恋性，因而没有表面化的苍白的思想特征。不过，在展望未来社会的远景时，他也不自觉地为某种宽泛的博爱理想所困扰，导致他那强悍个性的畸变和悲剧性终结。

罗曼·罗兰并未赋予这一小说人物以过多的政治色彩，但他那被作家有意突出的普遍人性由于不断地处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中，因而往往被历史化和具体化了。这也是小说家努力的方向，他想使这一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不排除身上的弱点和盲目性，而突出他的英雄性格和反抗精神；不使他脱离社会和政治斗争，却又让他保持着思想上的绝对自由；不窒息他身上一定程度的野性和强悍个性，同时赋予他以人情味和真诚的同情心。总而言之，这既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又是一个在社会里挣扎、谋生、创作、反抗、探索的实实在在的艺术家。从小说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加以理想化的形象。

但是，审美理想化并没有妨碍小说家把他的人物的个性根植于现实的土壤。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发展不停滞于单纯的人性层面，譬如凝聚的“英雄个性”的层面。在小说的前半部，主人公的活动表现出个人干预社会的倾向。然而这种个人干预社会进程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但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在小说后半部突破了这一点，他逐渐使自己的生存目的由单纯反抗变为一种明确而自觉的民主主义理想，即投身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在战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就是与劳工结合。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却感受着矛盾，一方面他作为艺术家不能为政治空谈而浪费他的时间，另一方面又感到政治是不可逃避的东西，面对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罗曼·罗兰的人物是一代优秀分子，他们对劳工的事业充满同情和希望，但在历史潮流中仅仅看到工团主义的神话，因而未能真正地找到历史的出路，小说的悲剧性就在于此。

罗曼·罗兰在小说末卷出版序里，已向读者言明小说结局的悲剧意味。他无意于讴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宽容与慈悲，只是以冷静的痛苦的忏悔意识写出这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写下了快要消亡的一代的悲剧。我毫不隐蔽地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以及它在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这一超人使命的重负之下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这是一段超人精神的沮丧的历史。在1914年大战临近的历史进程中，这段试图超越老旧的欧洲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不得不匆匆结束他的主人公的行程。

尽管小说的结局带有悲剧色彩，还是不能把它的基本精神作为悲剧意识来理解，因为小说主题的侧重点是欧洲新一代民主主义者的“超人使命”，他们不仅要重新缔造一种文化，而且要重新缔造一个新的人类。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正是试图通过他的人物来设想一种全新的文化和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从而开拓了欧洲人道主义文学的广阔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拉贡认为“这部小说打开了20世纪的门户”。

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明确提出了铲除“贫乏的个人主义”的主张，这标志着欧洲人道主义的一个新的方向。但罗曼·罗兰并不要求取消个性，相反的，他主张个性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是不赞成以个性的发展来拒绝个人的社会义务。个人与社会，个性的发展与社会的义务，这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心内容。小说正是围绕这一中心内容来表现“生与爱”，或英雄主义与博爱的主题的。生命力，或英雄主义，体现了强有力的个性特征，爱则是一种道德天职和人类义务。

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集中了当代思想的这两个方面。作者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尼采的超人精神同托尔斯泰的道德使命结合起来，并以新的历史精神处理个人命运同周围世界的现实关系。这样，读者便看到了小说主人公的个性及其社会存在犹如一条生命的巨流自由地奔泻。与这种粗犷强悍的个性同时存在着的，是对人类的巨大同情心，它以真诚的爱维系着人类的精神联系，并试图克服冷酷无情的人际关系。围绕主人公形成的友爱世界，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审美理想。但这一理想只是一个未来的远景，当作家让他的人物把这一远景乌托邦地搬移到现实中来的时候，便导致了小说结尾的思想悲剧。（柳鸣九）

F. 中世纪法国文学的演变进程

最早的形态
公元5世纪末，在今天法国的土地上，已经出现法兰克人的王朝。但是以法兰西命名的独立王国，则从公元 9世纪中叶开始。“法兰西王国”是指法兰克人的王国。法兰西王国的建立标志着法国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民族语言，即罗曼语的形成。作为现代法语的前身的罗曼语，是拉丁语和当地方言融合而成的民间语言，称为“通俗拉丁语”。最早的法国文学作品是用罗曼语创作的。
标志
法国文学史上通常以公元 842年的《斯特拉斯堡盟约》作为法国文学起源的第一个标志。这份文献只是当时法兰克王秃头查理和日耳曼王路易订立攻守同盟的条文，内容与文学无关。由于盟誓全文要由在场的法兰西将士齐声朗读，所以不用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只能用民间语言罗曼语写下来。于是这一文献不但成为法兰西语言史上的第一件珍贵资料，而且也被认为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10世纪和11世纪，在法国文学史上除几篇《圣徒行述》外，没有留下重要的纪录。这类圣徒小传都是用韵文写成。例如11世纪的《圣阿莱克西行述》包括 265行诗。当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是多种多样的，但只有宗教题材的口头文学被纪录下来。这是由于当时只有教会掌握文化，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条件把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经过他们的选择和润饰而纪录下来。
中世纪文学是法国文学史的第一章。
法国通史上所谓中世纪，指公元842到1515年，也就是从《斯特拉斯堡盟约》算起，到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登基为止。文学史上的中世纪大致也是这样划分的。
最早的法国文献《斯特拉斯堡盟约》

中世纪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从 9世纪到11世纪是封建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的阶段。12世纪是封建制度鼎盛时代。从13世纪开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市民阶级逐渐形成和发展。它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它和封建势力的关系是相互对立又互相利用，因为当时代表封建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势力，在市民阶级的合作下，才逐渐改变了封建割据的局面。
中世纪的法国社会存在着封建与反封建两大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在封建势力一边，有两种因素：封建贵族与基督教教会。在反封建的一边，也有两种因素：农民与市民阶级。在文学上，这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反映为多种风格、多种体裁的作品的蓬勃发展。在封建阶级上升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曾经歌颂封建主的武功，宣扬为祖国献身的爱国主义。流行于11世纪的《罗兰之歌》的主题思想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罗兰之歌》
《罗兰之歌》歌颂查理大帝的武功和他麾下骑士们的忠勇，奋战而死的罗兰就是这类骑士的典型形像，《罗兰之歌》是一篇史诗，它具备了古代史诗的基本因素，那就是讴歌武士的勋业和真诚的爱情。罗兰的未婚妻一听说罗兰战死沙场，立即昏厥倒地，这就是爱情的表现。
武功歌
武功歌是流行于11世纪法国的一种口头文学。《罗兰之歌》是当时流行的武功歌中的代表作。到了12世纪，宫廷小说继武功歌之后风行法国。这种小说是一种协韵的诗体作品，便于口传和记忆。宫廷小说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
宫廷小说
宫廷小说主要内容是骑士以贵妇人为热恋与崇拜的对象，他们为了博得贵妇人的欢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宫廷小说反映13世纪法国封建贵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贵族阶级从崇尚武功、爱好征战与狩猎，转变到醉心于奢华的生活，并且开始欣赏文学艺术，重视礼貌风度，语言力求优雅。宫廷小说代表作《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主题思想是爱情至上论，也就是所谓“爱情比生死更为强烈”。
训诫小说
13世纪流行一种惩恶劝善的训诫小说，又名喻意小说。善、恶、美、丑这些抽象的概念在小说中都以人的面目出现，即用人的形像、言语、动作，表现一种抽象的概念。最著名的喻意小说《玫瑰传奇》是用诗体写成，上下两部共有诗句万行以上。上部大约写于1230年，40年后，才由另一个作家继续写成下部。这种训诫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级的道德观。
市民文学
中世纪法国文学中最富于生气、最有独创性的是代表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市民文学。从12世纪以来，市民文学日渐发展，14、15世纪，是市民文学的昌盛时期。市民文学体裁不一，内容丰富活泼。在寓言、故事、小寓言、趣剧(或译闹剧)以及抒情诗方面，都有杰出的作品。例如《列那狐的故事》、《农民医生》、《分裂的毯子》、《讼师巴德兰》等，都是流传到今天还能吸引读者的市民文学代表作品。中世纪的市民文学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16世纪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17世纪喜剧家莫里哀某些剧本(例如《屈打成医》)等，在内容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了中世纪市民文学的影响。
个人抒情诗的最早的优秀之作
13世纪的平民诗人吕特伯夫和15世纪的流浪诗人维永的作品，被认为个人抒情诗的最早的优秀之作。

G. 法国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历史地位谁上谁下

钱钟书先生，字Mocun号槐聚，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岁入的东林小学，中学在苏州吴涛，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岁，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杨先生江于1932年在清华大学举行，并于次年毕业，去了上海光华大学的教练。
在1935年，先生和杨先生江的结婚，然后同福英格兰研究。两年后，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文学“一文同意副博士（B.litt）的，程度在做研究与杨先生江去了法国巴黎大学，1938年生，清华大学大学，一个例外晋升为教授，并于次年，飞到全国的蓝田师范学院人迎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写作。在1941年轰炸珍珠港，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在“谭毅路”写在边缘的生活“写作完成。
二战结束后，任书林季刊编辑器，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外国语言？和英国馆的南京中央图书馆杂志“。谈艺录在此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学“”已陆续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49年，总统回到清华大学任教;转移到文学研究所于1953年，在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在“文集”，“中国文学史”（唐宋）。
1966年，“文革”爆发后，先生的影响，1969年11月，杨先生被送到河南的“五七干校”。 1972年3月回到北京，关在这一年的8月敲定。
1979年锥“，”老人与海“四出版。医院的特别顾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1982年以来，1984年出版的谈艺录（补充）;次年，公布由七缀集。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1910至98年），现代文学研究，作家，词Mocun号槐聚，曾用笔名在书中月，江苏省无锡市。 “抓周抓住他的年龄一本书，所谓”钟书。

钱钟书出生在师叔家庭，他从小就受到传统经典，历史，教育，高中中文，英语，成绩不好，但在数学和其他科学专业。考生清华大学，数学只有15分，但中文，英文，这是走出来的英文在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破格录取的杰出成就。在此期间，他努力学习，并有广泛的接触与世界的文化和学术成果。从1933年大学毕业。 1935年已婚，作家，翻译家杨江。获取项目的学生有资格同一年，两年在牛津大学英语系学习，教育去了大学，法国巴黎，法国文学的一年，1938年回国。曾任教于多所大学。

钱钟书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文学名著，但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和研究的旧的和新的西方文学，哲学，心理学，和几个有名望的学术著作的作者。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不错，尤其是小说“围城”的才华和缪与连篇，是著名的。

钱钟书从小机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献中。他喜欢自由随意尤其是不愿意一步一步的逻辑推理，厌恶数学，物理学，课程和其他课程。钱钟书进入中学后逐渐爱上了英语。钱钟书由美国圣公会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用英语教授。他的英语成绩好，但他从来没有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材在课堂上记笔记也不外语原版小说，但放在眼里。因此，他的英语几乎完全是自学成才，充分展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尽管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在生活中，钱钟书是有点“疯狂的气。”例如，他可以不说的东，西，出在迷失方向的衣服是不是荒谬的，那就是，内，外，无论傻瓜体育教育的，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英语密码喊得相当响亮，清除，准确，但他周围，不管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喊上的密码，但懵懵懂懂无法忍受，往往刺激全班哄堂大笑，但不知何故。聪明过人，但往往是“困惑”，这是人们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知识，有优秀的内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和吴晗，被称为清华夏鼐“三才子”。联系与陈炎老人反映了这一点。陈妍，石遗产，在晚清的“三诗人之一，在时间的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石遗产的老年诗人和学者在小许可证，但钱钟书是一个新的光。暑假钱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产老年人应该邀请他去自己的家园。一旦清末诗人王韵石遗产的老人说到：“王允的性格是非常低的，仪器亦邪，几乎施雄知道吗？“钱其琛说：”这应该是一个侏儒。“石文化笑着说：”为什么是知识？ “钱学森说：”当国王去世后，上海日报有趣的挽联云“学习的复文中子，就像武大郎”，这是它。 “的石头遗产老人点点头肯定。加入王韵的著作只有”项只相当大的，他的诗是比较理想的很少，他的石头的以是诗“只有两，但可以不记得其中两个。钱钟书立即回答说：”它像“独立惭愧携带匕首，真看山“。石遗留下来的老人们不由得唏嘘不已：施凶非常美好的回忆！ “

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取得巨大的成功。钱钟书闭门游客，淡泊名利，在他的晚年和其敏锐的完整的世界值得称道的。外国记者曾经说过，他来到中国，两个愿望：第一，看长城，看钱钟书。钱钟书看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有是也一位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堡垒围城“，想采访钱钟书。他扮演了很??多的电话，终于找到了钱中舒先生。钱中舒先生拒绝的采访要求在手机上，说：”如果你吃一个鸡蛋觉得不错，我们还需要知道鸡下蛋吗？“CCTV开辟了流行的面部公共东方之子”，许多人不顾一切往里钻自豪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但是，当计划的制定者试图采访钱钟书，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想邀请他来演讲的时间是6个月，2周说，40分钟的时间，约8个小时的时间，并给予奖励是16万元，但没有办法钱钟书行动。另外，在巴黎，“世界报”的文本表示，中国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其他比非钱钟书。钱钟书这种评价不仅不接受，相反，“光明日报”写道：“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1998年12月19日7:38，钱钟书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8岁。钱先生的遗志先生葬礼的一切简单，仍然是两个或三个亲人告别的行，不举行任何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和肯辞职花篮，花圈。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一直是20多个人，包括钱的女婿，孙子，孙女，他的学生，学生和学生，我的一些朋友。有些人听说过自愿来到。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江不要忘记把一个小的花紫色和白色的玫瑰，我对钱钟书的身体。 “火葬关上了门，有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站两分钟。“她淡淡的眼泪在眼眶里。钱钟书的遗体火化骨灰附近的棚子，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大学，代表一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光在海外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吗？ “社会科学学院，外语薛先生说，”钱钟书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俱乐部。先生住在这本书。 “

H. 现代法国文学是什么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成立巴黎公社，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1次无产阶级专政。公社失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法国的工人运动在70年代末有了新的开展。1879年，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成立，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通过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可能派、无政府工团主义，展开了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9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二国际的活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在60年代，爱德孟·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已经是一本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60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斯派。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不问政治；他们标榜创作“冷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单纯注重艺术形式，刻意追求造型美感。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德·里尔。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瑞狄亚（1839~1907）。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在1886年《费加罗日报》发表若望·莫瑞亚斯（1856~1910）执笔的《象征主义宣言》，但是在这以前，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则，在魏尔仑、韩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经有具体的表现。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感情和感官的直接表现；韩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对于马拉美，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想世界”，即事物的“纯净”状态。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

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的小说家保尔·布尔泽（1852~1936）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来教育青年，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1888~1891）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者，成为德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

他在第2个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1897~1903）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狭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彼埃尔·洛蒂（1850~1923）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消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即所谓异国情调）的小说中，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题；他想让人相信人的命运是不变的，但实际上是掩盖了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态”，鼓励了殖民主义扩张政策。

在上述各种文学流派活跃的年代里，巴黎公社文学同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反动文学尖锐地对立着，它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表现了国际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发扬了法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给文学为革命服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作家也在努力接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作品中用论战的形式对第三共和国政府展开尖锐的批判，法朗士和罗曼·罗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各种消极、颓废、反动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I. 欧美文学名著导读的作者简介

郑克鲁，广东中山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2年至1965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生。曾任职于社科院外文所、武汉大学法语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负责人。著作有《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上下册）、《法国文学纵横谈》 ；译作有《茶花女》、《蒂博一家》、《悲惨世界》、《法国诗选》、《雨果散文选》、《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法国短篇小说精选》、《基度山恩仇记》；主编有《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

J. 外国文学发展历史

1.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3.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4.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5.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6.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1.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2.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3.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4.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5.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