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湘西小说的不同主题意蕴
A. 沈从文《边城》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取向
《边城》以湘西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以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朴实而又传神,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也展开了一幅绮丽静谧、独具浓郁地方神韵的湘西优美画卷,赞颂了“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展示出从容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生命形态,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完整的朴素的美。本文将从两方面展开,阐述《边城》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取向。
一、内在文化动因——独特的湘西文化形式
沈从文从小生活在湘西这个有着独特文化背景风景秀丽的地方,作为一个地道的湘西人,从小耳濡目染,民风、民情、文化、以及湘西自然环境的优美和湘西民族具有崇尚自然、热爱自由的天性,这些巨大魅力无不时时刻刻的影响着他,强大的童年记忆和特殊血质使沈从文的宗教特质和神性信仰上有先天的接受优势,使其小说带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正如《边城》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茶峒,青山绿水,美不胜收,描绘的湘西不单单是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楚文化所泽被的文化继承体,在精神实质上和楚文化一脉相传,他们保留着人性的童稚天真、浪漫热情,按自己的观念、信仰习俗、思维方式来生活和追求幸福,展现了不同的文化形式。
沈从文在《边城》中以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那世界是一个名为“茶峒”的依山绕水的小城,有着超凡脱俗的山水风光,小城“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人家,这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条黄狗”,临河而驻的吊脚楼、古老而神秘的白塔、一排排深翠逼人的篁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游鱼清澈可见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的河流,河中游鱼来去、石子多少皆可以计数……黄昏时,两岸高山边的桃林笼罩着桃花色的薄云,云里里面坐落几户人家,当月光升起后,空气中混有泥土的气息,草虫声密如落雨,山上篁竹在皎洁的月光里皆成了黑色,白塔、高山、溪流都变的安静……这些独特的自然风光把我们带进了看似简单,实则真切、丰富、动人的意境之中,对多情山水的描写不仅仅是带给读者感觉上的享受,更多的是作者在向读者展示一个未受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恶所污染的纯美、自然的人生形态。
《边城》显示出远离人事纠葛的和谐氛围,并始终将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与作品中湘西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独特的感情样式以及那古朴纯粹而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魅力人格相映成辉,青山、绿草、竹林、河流、红花、流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寄托着作者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以最贴近生活的形式共同营造了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充分展示了劳动人民完整的朴素的美,同时赋予作品中人物与景物以深厚的象征意味,以诗樱告碧意之美描绘出生命的庄严,这也正是湘西小说获得较高审美价值的所在。
《边城》通过两种现实进行对照:“边城”人的纯朴、善良、正直、人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势利、自私相对照,湘西社会的“过去”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跟今天“惟利惟实的庸俗人生”相对照,二者充分展示了沈从文小说所特有的文化视角:走车路——走马路,要碾坊——要渡船,这是两种不友念同文化形态及其存在形式的冲突:走车路——托人提媒说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以歌求爱,一切由自己做主;要碾坊则意味着金钱和物质对婚姻的介入,金钱和物质成为爱情的等价物,并导致婚姻的属人本质——爱的丧失;要渡船则意味着得到的只是“一个光人”,却拥有生命的自主自由与婚姻的属人本质等,这些共同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给我们带来心灵上最纯净的洗礼和情感上、人格上最深刻的反思。
二、外在文化动因——五四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沈从文青年时代的从军特殊经历在其心中留下的烙印对其人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看到太多的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含混,崇高和低卑无界,让其将对理想社会所应脊举具有品质和特性的向往寄托于《边城》中,这在当时文坛主题取向上是属于独树一帜的,虽然其无意去寻求解决汉民族或者中国的出路问题,但在客观上却提供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民族古朴的生存发展模式,对当时世风日下、尔愚我诈的风气,不无借鉴和良性影响,但在怀疑和批判为主流的思潮中,赞美和建设无疑是对前者做了多元补充,使得前者有了具体的参照系,从而起到了指示和引导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对时代,对社会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边城》这一创作追求是建立在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是作者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例如走车路是当时畸形的“现代文明”即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表现,而走马路则是拥有生命自主自由的原始文化即湘西区域文化的产物;虎耳草象征着纯真爱情的许诺,翠翠的身上有着爱的纯真和精神的美丽,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独自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体现出人性中庄严、健康、虔诚的一面,而当白塔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的夜晚轰然坍塌,老船夫也在夜里悄然离去,留下悲伤、绝望、阵阵心痛和无限凄凉。碾坊则是横在翠翠和傩送爱情中的一道山,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实则是文化的对立,归根到底,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是一种文化悲剧,小说正是通过展示湘西朝现代演变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乡下人”的人生哀乐,让读者看到湘西人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和高贵的人性,从中反映出湘西少数民族和个人历史的隐痛,包含着将“乡下人”自然的生命形式能够保留一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梦里的一些期许。
从这一文化透视中,反映出了作者对湘西古朴健康的原始乡村文化的矛盾心态,有着对原始的乡村文化弥漫出的宁静、谐和、温馨的人生情调以及“乡下人”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生命形式的极力推崇、赞美与歌颂,也有对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乡村朴素的人性美、人情美、人生形式、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日渐消失的眷恋,以及“乡下人”在现代环境中所面临的文化生存危机,都透露了作者深深的惋惜和沉重叹息,正是这一矛盾心态,奠定了小说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而作为在物欲泛滥的现代文明渗透和影响的边缘上下,这种对自己文化特征的捍卫能保留多久,也正是作者所怀疑并担忧的,或许“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话语中已蕴含。
湘西世界是原始的、封闭的、贫穷的,同时它又是自然的、独立的、浪漫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敢爱敢恨、清澈透明、淳朴善良、勤劳忠厚,它的完美、自然、淳朴、宁静是沈从文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将自己的情和爱都寄托给了《边城》,以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来描绘湘西道不尽的美,热切地歌颂着人性向善发展的一面,并以此来实现他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坦诚,以及重造中华民族美好品格的希翼,让整篇小说都沉醉在爱与美的世界中,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也造就了《边城》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而这些无不都归功于其从小就受湘西独特的文化背景影响,又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启迪,以及西方文化的浸染,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没有世俗污染、没有自私、狭隘、纷乱、争斗的生活的向往,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宁静淳朴的的田园般的湘西风情画。
总结:沈从文在《边城》中以湘西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用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朴实而又传神的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不仅展现出淳朴善良、古朴安宁、生命自主自由的湘西边地文化,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更是充满了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展示出从容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生命形态,让这一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在绮丽静谧中反衬出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恶,亦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纯美的世界应该是健康、自然、安宁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B. 沈从文都市与乡村题材小说的价值取向及其审美表现|巨匠
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大多是病态的世界。代表作《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展现的是病态的都市人生;乡村题材的小说往往是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构建和向往,代表作《萧萧》《边城》。
都市题材小说的审美视角有两个,一是乡下人的批判角度,二是城市人的现代意识角度,沈从文对市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和过度否定。结合乡村题材小说来看,会发现他一方面留恋农村、厌恶城市中生命力的萎缩、道德的沦丧以及欲望的物化,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的愚昧和落后,让他在潜意识中向往都市文明。
在其创作的湘西小说里,一方面他歌颂着湘西世界自然合一的生命形式、至善至美的人间真情和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以理性的眼光发现,昔日的“乡土乐园”也在现代社会的腐蚀和冲击下日渐消逝,湘西世界同样存在着残害人性的文化痼疾。
沈从文既不完全认同现代都市文明,也不完全认同现代乡村文明。既不完全站在乡村本位立场上,也不完全站在都市本位立场上,而是以想象的“湘西世界”来对抗现代农村,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病态腐朽。
(态度上)夏志清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
评点《静》时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他认为:“最能表现他长处的,倒是他那种凭着特好的记忆,随意写出来的景物和事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地几笔就能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的微妙感情脉络勾画出来。”
夏志清甚至认为,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上来讲,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
对沈从文的批评,在于《月下小景》等小说。认为他“耽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是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对于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的批评说道:“讽刺性越明显的越不成功”,“说教说得太明显”。
C. 沈从文造两个世界的文学态度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D. 评价沈从文的湘西和都市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沈先生在《边城》的题记里说到:"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具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处在当时文艺创作的边缘。在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沈先生是一个边缘作家,他的创作与中国"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大相异趣。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看不到人民抗争的愤激,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写这些,而是他很高明的让这些东西潜存在广阔的人性描写之下了。可以肯定的是沈先生不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他要写的是"更具人性,更近人情",他做的就是文学应该做的事,而且我认为只有人性充溢的作品才最具有最深广的接受效果,才会有丰富多采的接受效果史
沈先生用一支从容的笔为我们描绘了绚丽的湘西风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鲜明的,是一片净土。何立伟说:"他(沈从文)用一支洞箫吹奏了这样一个微雨的夜",(何立伟《洞箫的悲悯与美》)这是何立伟对沈从文《柏子》的评价。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对所有湘西风情的描绘都是"悲悯的洞箫吹奏了一个个微雨的夜。"在《边城》中,在这个微雨的夜里,洞箫吹出了情窦初开的翠翠,朴实而有点狡猾的老船夫,忠厚热情的船总顺顺,古道热肠的杨马兵,船总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湘西众多人物中的一群,他们 又是众多湘西人物的影子,。清新的湘西民俗是他们活动的背景音乐,但这音乐不常变,而他们人世的东西却在随着白河的流水在流,随着沈先生的笔调在跌宕起伏。
《边城》的开篇,沈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绚丽的湘西的画面,它很让人心动。在他缓缓的笔下渐渐的流了出来,却很平淡,但那些是他生活了多年的土地,在他笔下孕育了激烈的情感,而这情感却始终笼罩在他特有的诗意的柔情下面。终于在接着的故事的叙述中奔泄了出来,他可能感觉不到,因为他的笔调笼罩了他对那些人和事的同情。而我们却没有把这些描绘仅仅的看作湘西的奇特的风景,而且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我们在等待那潜存的力量的奔泄。这也许是沈先生对"不变"的迷惘的表达。但他对人物的的表达却是不迷惘的,他熟悉他们的生活,而更为伟大的是那人性,在质朴湘西山水陶冶下的人性,这人性会像那流不尽的白河一样,时时在变吗?这是不在他的表达中的。
《边城》里对爱情的叙述是悲挽的,爱情这种最人性的东西在湘西,在沈先生的笔下,却演绎的如此的鲜血淋漓:翠翠母亲和一个戍军的死亡悲剧,船总两个儿子对翠翠的爱情纠葛,还有杨马兵对翠翠母亲求不得的爱情,这些都染红了这片土地,但沈先生没有让我们直接的感到刺眼,因为他都给这些笼罩上了一层诗意的柔情,或者是湘西的水总能轻轻的把它抹去。
在文章的后面,"被大雨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修好了的仍旧是湘西素朴民俗的继续,它,不常变。而"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在这里,沈先生期待他回来吗,我们不知道,仅仅知道的是他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似乎有点微微的踌躇,在这踌躇中也有着他潜意识的期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期待着明天白河的水把这"变与不变"完完全全的冲洗干净。或者还希望这河水也能冲亮世人的眼睛,使他的作品能获得一个新的评判,这也许是我的臆测,因为沈先生也许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在作品的最后看到了他的迷然。
当然在今天沈先生获得了新的估价,终究人性充溢的作品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沈先生获得了本应属于他的价值评判,或许是那白河的水终究冲亮了世人的眼睛。
见http://blog.sina.com.cn/u/466a2eda01000038
E. 沈从文笔下“湘西”和现代都市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现代都市生活的生存神性、人生诗意普遍丧失的情况下,沈从文“湘西”神话的意义凸现出来了。他用一套笔墨构筑“湘西”神话世界,就是立意在“神之解体的时代”,在文学中创造一尊“艺术之神”,并希望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与启迪。”实际上,沈从文构筑“湘西世界”,就是在现代中国审美精神丧失后,藉神话的形式,构筑的一个审美世界,一个生活着一种新型的人的自由的世界。他想凭借这个神话般的审美世界,与现实的庸俗世界相对立,为生命委顿、生存失去依据的现代人,重新找回灵性,找到诗意的栖居之所。
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展,工具理性和技术思维的膨胀,带来了世界的普遍异化,人的灵性的丧失,生存根基的失落。沈从文就是要在众人冥冥于追名逐利时,在“湘西”大地上,追寻神灵隐去的路径,追寻人失掉的灵性,为这个普遍异化的、神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世界,找寻一个神话般的审美世界。
沈从文的这个“湘西”神话世界是一个“爱” 转驻顾盼的审美世界。针对整个生活世界出现的轻狂和功利态度,出现的人与人之间庸俗的物质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人生的散文化,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以无功利的“爱”,来净化现实,达到神话世界的纯度。
这种爱,首先表现为超拔的情爱。在“湘西世界”中,情爱是超功利的、美仑美奂的。《边城》里的傩送为了美丽的翠翠,宁愿要渡船而不要碾房,在一个月圆之夜,在翠翠的窗前唱了一晚的情歌,优美的歌声把女孩的灵魂从梦中浮起去摘了一大把绿茸茸的虎耳草。在这个世界里,男男女女可以为爱情不计名利,不计得失,甚至可以爱得发狂。沈从文在《龙朱》中断言:“女人们对于恋爱不能发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追她顶欢喜的一个人,不论什么种族,这种族都近于无用。”《龙朱》中的龙朱,是一个完美的带有神性的苗族青年男子,作者对他得不到爱情的寂寞孤独的极力渲染,对他执著地追寻爱情的再三咏叹,正印证了德国浪漫诗哲施勒格尔的一句话:只有通过爱,通过爱的意识,人才成其为人。在沈从文看来,只有通过爱,人才能靠近神,领受神性。爱的意识给“湘西世界”披上了神性的光辉。
“湘西世界”里的爱其次表现为纯真的亲情和友情。在那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贫富等级、是非利欲,个个都重义轻利,清心寡欲。每人都有一颗厚道而简单的灵魂,但在他们单纯、淡泊的生活里,却涌动着浓浓的情与爱。老船夫与孙女翠翠之间、三三和母亲之间,有着绵密的人伦亲情;边城里从船总顺顺,到老马兵,相互间促膝闲聊、帮贫问苦,有着暖暖的邻里之情;少女夭夭和老水手成了忘年交,有着纯洁无邪的友情,等等。这些纯真、质朴的情与爱,使平凡人的每个平凡日子都变得温馨感人。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便会欣喜地,用神性度测自身。“湘西世界”里的人正有着这样一种诗意般的神性。摆脱了世俗的功利的束缚,平静质朴的生活下,有着真实饱满的情感和诗意的人生。审美精神贯注到了每个日子里,每个人身上,人成了审美的人,人生成了审美的人生。
“湘西世界”里的爱还表现为本能的性爱。在沈从文看来,凡是人的本真情感,都是神圣不可违拗的。因此,他给本能的性爱赋予神性而大加赞美。在“湘西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顺乎人的本性生命冲动而出现了一个奔放的情欲世界。《雨后》中一对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在自然在陶醉中,做了神圣的游戏;《夫妇》中,夫妻两人兴之所致,在太阳底下做了阵顶撒野的行为;《采厥》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已逐渐成熟,两人就在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湘西世界”里这个浪漫、天真的情欲世界,显然不是情欲的放纵,而是雄强的生命和率真的天性的流溢。这些任性而为,自由自在的享受两性欢娱的男女,显示出了生命的光和热,生活的美与诗。
“湘西世界”里的爱还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现代社会,技术使人从大地分离开,自然成了盘剥和利用的对象。人离弃了充满神性的自然,同时也把神性逐出了自己的心房。从此,人生活在冷冰冰的金属环境中,已无家可归。在古代,人们通过对神的想象,使自己周围无生命的事物、冷漠无情的自然环境,变成了一种语言难以描述的音乐。一种神奇的特质如同美妙的雾蔼和月光,回荡在万物之上。从而这个世界才成为可以接受的居所。在“湘西世界”里,一条小溪、一座白塔、一条渡船、一片竹林,人身边各种各样的东西,仿佛都具有无穷意味。无论是三三、夭夭还是翠翠,“湘西世界”里的人,对一条狗、一塘鱼、一棵树,以及房前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怀着无限的温爱。人与自然达到了高度地契合。“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须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酉水中游许多无名山村,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周围环境极其调和。”(摘自《边城》)在这里,人在自我忘却和近乎无意识的状态下,作为宇宙伟大和声的一个音符和自然融为了一体。天、地、人达到了如此的和谐一致,似乎又回到了诸神还未抽身离去的古老社会,远远地甩脱了现代的金属环境,。
总之,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爱在人与人、人与周围万物之间流淌充溢,人处于审美心境中,生活在诗化世界里,灵性普照大地,人诗意地栖居着,而时间凝固,神性显现,人的生存意义向心灵麻木、精神委靡的现代人敞明。
F. 思考沈从文的作品和20年代乡土小说的传承及区别
“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大约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成员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也包括语丝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
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乡土小说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
乡土小说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
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乡土小说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
沈从文极大地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田园视角,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情调。如《神巫之爱》、《龙朱》等展示的前现代文明的乡村图景,洋溢着充满野性生命的自然之美。《边城》中,就连吊脚楼上的妓女性情“也。永远那么浑厚”。在他的几乎所有的描写乡村的作品中,未被文明污染了的村庄、古朴和谐的民风、纯净自然的人性成为永恒的主题。
然而诸如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对于古朴民风的留恋和歌颂,潜在的心理是现代知识者对现实的乡土中国和都市生存环境双重的失望,以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飘浮感,从而造成了乡土和都市之间,乡土作家们两难的文化选择。
沈从文则出于沉重的乡土悲悯感和忧患,进行了所谓的“经典重造”,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依托,建立一个“供奉着人性”的“希腊神庙”。对于城市中的污浊和畸形,他都将之作为梦中湘西的对立存在,进行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如《八骏图》、《城市一妇人》等等。他也对乡土现代变异显示出了深深的忧患。会明(《会明》)、老兵汉灯》)身上那副古道热肠,却与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被看作是难以理喻的“呆子”。他们身上的那点“乡下人”的乡村古风正日渐消失。在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冲击下,《丈夫》中的乡下妇人身上出现的变化,也预告着古老乡村精神的崩溃和解体。但沈从文坚信人类纯真的情感和完整的人格只有到古朴的田园中去寻找。
总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自一出现,便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它完全植根于中国乡土文化传统中,并内隐着中华民族乡土精神,从而呈现出与西方文学完全迥异的地方特色,并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性。同时,乡土小说作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面临着两难的文化选择。既有对故土的思恋和挚爱,也有面对充满了贫穷、落后、愚昧的苦难世界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对此后其他文学流派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传承和影响力。
G. 沈从文《边城》的思想意蕴或思想情感内涵,以及和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
一、思想情感:
表达对湘西人民美好纯洁的单纯感情的赞美。例如祖孙亲情,男女爱情,村民之间朴实的情感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这类感情的艳羡。又表达了在现代化的脚步下,山村的原生态被破坏的惋惜和遗憾以及追忆之情。
二、不同:
沈从文在生机勃勃的湘西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如“出货物物俱由脚天用桑水扁担压在肩膊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出莫不从这地主成束成担的用人刀搬去”,短句则重感兴,活乏有灵气。
如“酽洌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案桌上了”。
沈从文的小说从不附加词藻,文笔总是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形成的是一种恬淡的语言艺术风格
三、鉴赏:
作品鉴赏
1、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
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
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2、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
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
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
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
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
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7)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湘西小说的不同主题意蕴扩展阅读
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
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H. 简析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文化意蕴
简析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文化意蕴如下: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8)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湘西小说的不同主题意蕴扩展阅读: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
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