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中的叙事伦理

㈠ 现代叙事作品中情节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现代叙事作品中情节的构成要素是——
（一）事件、人物、场景

1. 事件
事件由所叙述的人物行为及其后果构成，一个事件在叙述中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叙述单位。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个事件，武松打虎也是个事件。在情节中，每个叙述单位都处于一定的关系结构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说，与作品中人物行为无关的或非人力所为的情境事态本身都不能算作有意义的叙述单位，只有对人物的行为和命运发生影响的事件才能进入作品当中。事实上，各个叙述单位在情节进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据此，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罗兰·巴尔特将它们区分为“中心的”和“从属的”两类不同的叙述单位。中心事件（或者称为核心单位）一般处于情节发展的中轴线上，是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必要环节。如果没有这样的中心事件，整个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就会受到损坏，因此它们是不可或缺的。从属事件（或者称为辅助单位）一般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不起推动作用，不是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只对介绍人物、交代场景、塑造形象、渲染气氛起一定作用，使故事的意义得以显现和丰富化。
从故事发展线索而言，这些从属事件即使省略了也不会影响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推进；但从整个叙事而言，它们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类事件不断地触发故事的张力，不断地提示已经发生的事件同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关系，从而强化了阅读中的期待心理，使故事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余华”的小说《西北风呼啸的中午》里，当来叫门的“大汉”将门踢倒，冲了进来。“大汉”的坚定使“我”疑惑自己“弄错了”，当“我”重新确认这个房间正是“虹桥新村26号3室”的时候，他坚信“大汉”“弄错了”，可“大汉”又确认了“我”的名字。这时，一切可以调停误解的根由都被排除了，两人的冲突已经无法解决。于是，“大汉”凭着他的力量优势迫使“我”跟他去见“我”根本不认识的“朋友”。在这一事件中，“我”确认抓虹桥新村26号3室的细节虽然是一个从属性事件，但它排除了“我”的疑惑，使双方的对立无法调停，这对后来“大汉”以武力强行“我”去见“朋友”，却又是密切相关的。同时，门牌号的确认又给读者提供了多种期待的空间。这说明，一个叙事片段，既有从属性事件，又有中心事件，二者在整个叙事中各有地位，各有独特的功能。
很多小说的缩写本便是保留中心事件，删除从属事件，使文学作品变成了故事梗概，这有助于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作品的中心内容，但文学特有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也丧失殆尽。
中心事件和从属事件在故事情节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了推动情节的中心单位，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就会被破坏；而缺少了塑造形象的从属事件，就会影响到故事的生动性、丰富性和深厚的意蕴。当然，从发生的角度来看情节的要素，推动情节发展的叙述单位显然是更基本的单位。但在具体分析事件时应该注意到，在一个事件中可以同时兼具几种作用，如《红楼梦》中黛玉焚稿断痴情这一事件既推动了情节发展，即结束了宝黛的爱情故事并影响了后来宝玉、宝钗等人的命运，同时又起到了塑造形象的作用，最终完成了黛玉的性格刻画，并造成了悲剧气氛的高潮。

2. 人物

结合作品谈谈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在叙事性作品当中，事件和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分歧，这就是情节中心论和人物（性格）中心论的争论。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在构成悲剧的各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与此相反，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我国古典小说理论主要是性格中心论。如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毛宗岗评点小说的标准也是性格中心论，例如他对《三国演义》的两处评语说：“两人同是豪杰，却各自一样性格。”“一人有一人性格，各个不同，写来真是好看。”他们注重的是人物性格。
一般而言，情节、事件都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因此同情节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人物之所以在叙事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从一般意义上说，是因为社会历史本由人的活动所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叙事文学中的地位，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写人。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审美性上说，因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如此，在叙事作品的各种题材中，都把人物形象的刻画摆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叙述和场景的描写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但是，在有些情节小说中人物不过是为了构造情节而设置的，本身见不出完整的、活生生的真实性格特征来，人物只是情节发展中的行动元。
上述观点分歧的根源主要是在于叙事作品中人物自身的双重性特点：即行动元与角色。所谓“行动元”的作用，是指叙事作品中发出动作的人物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向前发展。在许多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姓名、身份，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但却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因为这些人物虽然名字、身份各不相同，其实却是同一类型的行动元，也就是说，他们行为的目的、价值与基本方式大同小异。比如很多才子佳人小说，尽管人物姓名、身份，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同，却几乎都是由非常相似的几个主要行动元构成：故事中的追求者（才子）、被追求者（佳人）、牵线人（仆婢等）、反对者（有权势的人物）、竞争者与阻挠人（小人）。
但是，在叙事作品中，人物并非仅仅起“行动元”的作用，他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叙事学中把人物性格的这种独特的审美性称为“角色”。成功的“角色”不仅具有活生生的个性，而且还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能够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典型人物”。

3. 场景

场景就是叙事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活动的场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来客，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当中，同时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当中。因此，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必须有场景，有了场景，人物才有活动的空间，故事才能得以向前发展。一部作品如果只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没有场景，那么，这样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深刻的艺术魅力。
场景首先是由情节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构成的。但场景不一定非要表现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以用来写琐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喧哗与骚动》第一章开头，一个低智的成年人和服侍他的孩子打高尔夫球，听到有人喊“开弟”（指球童，在英语里和“凯蒂”同音）他便想起死去的姐姐凯蒂，于是就哼哼起来。黑孩子勒斯特如同往常一样制止他：“听听，你哼哼得多难听。”“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还这副样子……”小说开头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场景写出了人物突出的外部特点，也暗示出他那单纯的内心世界并非没有痛苦，更主要的是引出了小说的核心内容——凯蒂和她的故事。
插曲往往也成为生动有趣的场景。这是指那些穿插于基本情节之中，虽和主线联系不紧密，但有利于刻画人物，或者可用来增添具有生活气息的小故事、小场面等。《三国演义》写曹操在斜谷杀杨修之后穿插了一段关于曹杨交恶已久的集锦式的往事，其中包括若干小而有趣的场景。如：
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曹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曹操杀杨修的直接理由是他散布自己要退兵的意图，犯了“乱我军心”之罪，真正原因是在政治上，因为杨修是曹植一党，曹丕屡次挑拨致使曹操疏远曹植，同时产生除去杨修的想法。这里汇集了《世说新语》等笔记、野史的记载，造成一组插曲式场景，绘声绘色地刻画了曹操多疑、嫉妒的性格，读起来颇有兴味。至于历史上的曹操是否果真如此，则另当别论。
有时这类插曲式场景表面上看是闲笔，但却往往既可生发情趣，又可作为刻画人物的辅助手段。如《西游记》写猪八戒往耳朵眼儿里藏贴己钱之类。
场景还可能表现为倒叙、补叙和插叙的形式。有些本来是后来、甚至将来发生的事情或出现的生活画面，在作品开始时就加以叙述，这就是倒叙。作为场景，倒叙立刻将读者带到特定的情境，使之面对人物的行动，这比巴尔扎克小说开头常有的那种关于环境和人物的不厌其烦的具体描写要更吸引人。如“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暗示了他们以后经历的种种事变和磨难，且有戏剧性的萌芽，因而使人感到新鲜有趣。

这类场景还可能以补叙、插叙等方式，通过叙述者或人物的回忆写出来。鲁迅的小说《祝福》起笔就是几个倒叙式的场景：
（1）“我”于旧历年底回到故乡鲁镇，和四叔——鲁四老爷在书房相见。
（2）第二天、第三天“我”去看望亲戚本家和朋友，看见人们正在忙着准备“祝福”。
（3）“我”见到四叔后第二天下午，在河边与主人公祥林嫂不期而遇，以“说不清”三个字敷衍地回答她关于魂灵和地狱有无的问题，然后匆匆逃回四叔家。
（4）第三天傍晚听到祥林嫂的死讯，“我”独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沉思，祥林嫂“半生事迹的片断”在头脑中联成一片。其中的（3）便是穿插在倒叙中的补叙，而且是叙述者“我”回忆中即心里的场景。运用这类场景可造成错落跌宕的叙事结构，避免了呆板、沉闷的平铺直叙。

（二）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情节由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构成，在某些作品中，还有序幕和尾声。
开端是情节的起点，也是事件矛盾的起因。在开端部分，一般对主要人物和矛盾的基本性质有一个大体的勾画或预示。开端往往是情节中的第一个事件。
发展由矛盾冲突的逐步展开和发展构成。在规模较大的叙事作品中，这一部分的容量最大，起伏变化也最多，是叙事作品的主体成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发展部分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现。
高潮所表现的是矛盾冲突达到顶点的情节，是对立双方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所以人物性格在高潮中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表现。
结局是矛盾的解决，是人物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一般作品的情节构成。某些作品还有序幕和尾声。序幕是指对矛盾冲突展开以前的有关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交代，尾声则是指结局以后对作品中人物有关情况的介绍。这两个部分并非所有叙事作品都必须具备的，而且在现代叙事作品中，上述的情节构成的五个部分也不一定都齐全，而且在叙事中还往往会颠倒它们的顺序，比如结局放到了前面，以倒序的方式展开情节。

㈡ 余华小说《文城》中是怎么体现相互尊重的伦理精神呢

儒家文化中，伦理关系是明确上下尊卑、维护等级制度的一种方式。在《文城》中，也有伦理关系的体现，但是在余华的淬炼下，这种伦理关系有了新的现代意义。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出任临时大总统，颁令“废除跪拜礼改为鞠躬、握手礼”，取消老爷、大人的称谓，代之以先生或君。可以说带有现代意义的伦理关系，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余华在小说中便传达了这样一种带有现代意义的伦理精神。

林祥福出生于一个富裕人家，当田东贵带着五个儿子逃荒来到林祥福家时，林祥福的父亲让他们住进了和林家宅院后门相连的两间茅屋，此后田大成了林家的管家，另外四兄弟则帮忙收租与做一些杂活。田大是林家的管家，林祥福是少爷，两者应当是有尊卑关系的。

如果说林祥福与田家兄弟之间的互相尊重是带有一定等级的话，那林祥福与陈永良的相处则要平等得多。陈永轿李良与林祥福互相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家人，两人合作开木器社、住相连的房子、遇匪乱时互相托孤、分家后对田地的分配，都显示了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小说中两人分家前饮酒畅谈，林祥福将自己的身世向陈永良全盘托出，自此，林祥福将自己的内心全部打开。小说通过林祥福与田大、林祥福与陈永良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相互尊重的儒家伦理精神，无论是主仆之间还是平级之间，都能做到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形成和谐的局面。

余华将儒家文化精神融入《文城》中，这些儒家文化精神带来的温情中和了小说中的暴力、残忍和血腥，调和了这部小说的黑暗与鲜血、悲情与绝望，实现了既有传统性也有先锋性的创新。余华对儒家文化精神的研究，展示了《文城》温情的一面，是我们理解作品主旨的另一个切入口。

㈢ 现代儿童文学的四种叙事视角

任何叙事都是为了产生影响——说服、劝诫、告知、控制，或感染受众。为了取得预期的影响效果，作家作为文本故事的叙事者，必然会选择特定的立场、语气、语言、结构等进行叙事，这就是叙事视角，也称叙事观点、叙事角。叙事视角在现代叙事学中被表述为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
叙事视角最早由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作为小说批评的一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小说理论家的重视。珀西·卢鲍克在其《小说写作技巧》里，把叙事视角看做在错综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起支配作用的一个问题，认为只有在持什么叙事视角的基础上，叙事者才得以发展他们的故事。一般认为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会影响到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关系到艺术构思的巧妙与拙劣、成功与失败、全局与基础。叙事视角能使叙事者有效地叙述故事，描画场景，刻画人物，升华思想。叙事视角既是统一作品形象的枢纽，又是显示作家艺术个性与写作立场的手段。
叙事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性儿童文学确立起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运用，既与叙事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密切相关，又与创作技巧和艺术趣味不可分离。叙事视角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少儿小说、童话、少儿散文等叙事性文学中。
1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叙事视角。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者——成人作家，由于身心的变化与人生经历的复杂，实际上已不可能复归到纯真的儿童状态。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选取“儿童视角”，首先必须使自己来一番角色转换，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状态，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策略和语言句式，去重新诠释和表现对象世界。对此，陈伯吹曾有过非常形象的表述：“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陈伯吹在这里说的实际上正是他积数十年创作经验所得出的一条定律：真正为儿童写作就必须选择与坚持“儿童视角”。
为儿童写作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更是一门检验作家儿童观与写作立场的艺术。英国作家格尔姆在《怎样为孩子写书》中认为：“想开采这个矿脉的诸君，必须留心的是，绝对不可以认为是小孩的东西嘛，随便写写就可以了，或者以为有诚意写作，就会获得儿童的感激，这种自我陶醉或随便的想法是很严重的错误。如果你想成功，必须有相反的态度，也就是放弃命令的姿态，准备一切服从小孩，因为小孩是在支配你的写作。”“准备一切服从小孩”，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为儿童写作必须转变角色与立场，必须从“成人中心”转变到“儿童本位”，“回归”到童年状态。儿童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的感悟，唯有与他们平等对话才能真正传达出他们的所思所想，笔下的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儿童世界，或者说儿童憧憬的世界。如果忽视或轻视儿童的感情、感悟，或想当然地以成人的经验取代儿童的经验，那么作家创造出的世界只能是成人的儿童世界，而不是儿童的儿童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大多是人生经历丰富的成年人，这就要求作家应该沉潜于儿童的心灵世界中，同儿童的精神息息相通。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有不一样的判断尺度，也少有成人社会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更能表现出入性真实的一面。儿童文学作家要表现的是儿童“绝假存真”的生命本真。而不是只对儿童的稚态童真作表面的叙写。自从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出现以来，所有经典的、传世的儿童文学作品无不包含着作家对儿童独特精神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常说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心”也即此意。因此，以儿童视角创作的作品常常以“卫护童年”的主题出现。一般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儿童视角。还有不少作品直接以第一人称切入，主人公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场。
应当指出，儿童视角并非是儿童文学的专利。实际上成人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中也有不少选取儿童视角的精彩之作，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汪曾祺的《黄油烙饼》、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由于儿童视角以儿童的眼光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世界，呈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以儿童的鲜活感受建构人们对世界的崭新体验，因而给成人文学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灵动气象，甚至塑造了全新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空间，因而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不但为现代作家所重视，也为评论家所激赏，如赵园在《论小说十家》中就认为“萧红的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王富仁甚至认为“所有杰出的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一个儿童或有类于儿童心灵状态的成年人”有意味的是这些以儿童视角叙事的作品也往往成了少年儿童选择的对象，成了他们实际上喜欢阅读的“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赢得少年儿童的广泛喜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成人视角
采用成人视角的叙事者显然是成人作家。成人视角的特点是：叙事者站在成人经验世界的立场，以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现实世界，叙述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想象与建构少年儿童的经验世界，重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体现成年人的人生感悟与生命经验，并以此来引导、影响乃至规范小读者。这类作品的叙事大致有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向少年儿童传达作为过来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强调文学作品要“告诉儿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表现出成人社会现实尘世的沉重和丰富驳杂并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类儿童文学创作总是和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与成人文学流脉趋于一致。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崛起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他们高举“为人生”的旗帜，强调作品“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这一艺术特征在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稻草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童话现实主义精神的开篇之作。作家站在成人立场，选取观察社会、批判社会的视角，通过一个富有同情心而又无能为力的稻草人的所见所思，真实地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间百态与破产农民的艰难生存，抒发了作家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与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解民于倒悬”的社会良知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精神痛苦，从而引领小读者关心现实人生，在社会历练中长大成人。这种叙事策略在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为主导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直接把人间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一般而言，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表现为写实多于幻想，思考多于抒怀，凝重多于灵动，脚踏当下世俗生活，甚少神游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天国。但由于强调表现社会人生，有的作品对儿童的生活经验与理解能力把握不准，存在着偏重作家主体意识而忽视小读者接受心理的“成人化”气息。
第二，童年记忆、童年情结内化为儿童文学叙事的重要资源与途径，作者以亲历者身份与角度直接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或者以童年生活作为创作素材，表现出对童年、故乡、母亲和土地深深的热爱和留恋，具有强烈的寻根色彩与生命意识。
童年情结是童年时代埋下的长期萦绕心田的感情纠葛。童年情结往往潜滋暗长，终生挥之不去，如恋父(母)情结、祖孙隔代亲情情结、同胞手足情结、童伴游乐情结、保姆养育情结、故土乡音情结、民风习俗情结、家乡特产饮食情结、民间节庆岁时情结、山川风物情结等。作家的叙事与童年经验往往紧密相连，而童年情结则是构成童年经验的重要基础与表现。童年是人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经验是人生今后知识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家通常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童年的生活情景成为他们创作的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因而带有明显的自传体色彩，常常见于散文作品，如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章、冰心《寄小读者》、巴金《我的幼年》等。有时作家还会把这类作品的主旨强调到极致，以至于形成“童心崇拜”的创作倾向。这类作家把童心作为逃避丑恶的成人世界的“净土”，把回到童心本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如丰子恺的散文及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散文和诗歌就有明显的“童心崇拜”的创作倾向。
第三，作家站在教育主义的立场，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张扬文学对儿童的教化功能。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娱乐、调适心理等多种功能。教育是永远需要的，尤其对于少年儿童。我们不能想象，要是人人都按照“法廉美修道院”的院规“于你所愿干的事”来进行社会活动，那世界将会怎样。教育的重要性在成年人心目中是如此牢不可破，因此，教育主义也就自然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历时最长、势力甚大的一种倾向。一方面，它谆谆告诫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怎样形成社会群体的共识；另一方面，它又随时提醒儿童在社会生活中不应该怎样。然而，正如许多具体的事物一样，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文学的功能是多质的、综合的。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拒了教育作用的文学自然是不完善的文学。但是，文学并非只有教育作用，这是常识。如果我们把教育性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乃至推向一元独尊的地位，如果我们把教育性看成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过分追求道义灌输与宣教功能，乃至不适当地移用教育学的原则与方法来取代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那么，儿童读者生长、变化着的审美意识和阅读经验，就有可能被挤压到褊狭的角落，甚至遭到蔑视与排斥，作为儿童文学创作主体的成人作家的主体意识、审美理想、艺术个性、才气、禀赋、追求等，也有可能被教化的使命感规范而冷冻。这种倾向如果推向极致。儿童文学的思维空间与审美空间必然会受到严重局限，安徒生那样的天才就会在“主题先行”“重大题材”面前束手无策。新时期儿童文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功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文化反思与美学审视。不满足和不满意于儿童文学单一的教化功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界的一种普遍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警惕另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即一味张扬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与快乐原则，甚至容忍庸俗、恶搞、粗劣，价值观混乱，是非不清，制造文字泡沫，误导小读者。郭沫若认为：“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这一观点见于郭沫若1922年发表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虽然距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对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与把握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功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3两代人对话、对比的视角
儿童文学实质上是两代人进行精神对话和文化传递的途径之一，因而两代人进行对话和对比也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叙事视角。两代人之间，由于生活兴趣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常常会出现观念上的不一致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沟”，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就成为沟通“代沟”的最好途径。如陈丹燕的小说《上锁的抽屉》，写的就是因为处于青春发育阶段的“我”锁上了自己的日记本而和母亲发生的“冲突”小说以“我”和母亲的和解而结束。又如刘心武的小说《我可不怕十三岁》、秦文君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的某些篇章也属于这种视角。这种视角还常常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相对照，在对照中写出童心的美和成人的某种丑。这种创作模式与“童心崇拜”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它主要用于儿童小说和少年小说中。曹文轩的早期小说就充满着这样的对比：《红枣儿》中小婷婷的诚实、善良与“叔叔”的狡诈、欺骗；《静静的水，清清的水》中鸭宝的纯洁、率直和卖假药的“爸爸”的龌龊、卑鄙。
4少年作者的视角
这是近年来儿童文学界出现的较为特殊的一种叙事视角，作者多是一些未成年的少年(也有一小部分儿童)。他们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同龄人，观察世界，来写同龄人，写世界。例如广东深圳高中女生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又如有多位北京少年作者参与写作的“自画青春”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常常直接描写少年作者自身或同龄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描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烦恼和体悟。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显得比较真实。也因为他们表达的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实在感受，具有亲历性和亲和性的特点，所以很能引起同龄读者的共鸣。但由于这类作品缺乏成人作家厚重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因而也常会得之直率而失之“轻浅”。

㈣ 有没有一些伦理类的小说推荐下

伦理的小说很多，我们看过这些伦理小说《地怨》，该小说提出一个伦理问题，就是主人公王学瑞，没有贪污受贿，却被整了九年之久，记大过处分；而潘沿美贪污二百多万元，记警告处分。这是为什么？有空点击看看，有启发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