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表现

❶ 什么是先锋小说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见于弗?奥尼斯1934年编纂的《西班牙及西属亚美利加诗选》一书。50年代美国“黑山诗派”的主要理论家查尔斯?奥尔生经常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使之影响日广。此时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仅仅表现为文学中隐含的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反拔，没有明确的内涵界定。60年代，美国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大讨论。70—80年代利奥塔德与哈贝马斯之争，把这场源于北美批评界的讨论争鸣，提高到哲学、美学和文化批评高度，哈桑极力对后现代主义内涵本质及外延特征等进行“概括性”阐述。80年代中期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先后筹办三次国际研讨会，正式将其作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研究，使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鸣达到高潮。从此，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家喻户晓、广为运用的一个文化术语，在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它包含对现代主义的继续、发展，并走向极端倾向，具有荒诞、垮掉、彻底颓废之意；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先锋的”、“最新的”和现代化含义，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人文语境和文化倾向。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后工业社会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未来派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人类社会已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以科学知识、信息技术为主导，其特征是生产事务的信息化、电脑化和自动化、知识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在后工业社会中，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价值评判、审美标准等都将被抛弃，一切传统的阶级社会分析的理论方法都已经过时，社会阶层将以知识和教育为准则重新分化组合。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人文学科、理论主张统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学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核心和主体。

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时代。科学技术领域的空前扩张，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科学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了神圣性、神秘性和历史性。知识和教育、科学和信息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另一方面，50年代以后，世界大战的危机重重，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热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东西方冷战和贸易大战持续不断，西方人由恐惧绝望的悲观主义，转向吸毒、斗殴、性解放，摇滚乐的激进主义，企求在疯狂的宣泄中解脱自我。人们放弃了偏执的信仰和绝对的社会目标，不愿再承担政治家、哲学家的重任，形成了多元的生活准则。价值的变异，自由的变态，各种解放运动的风行，全球范围的分裂和派系倾轧，恐怖主义肆意器张，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构成了一幅没有权威，丧失中心，处于分解状态的世界图景。社会心理的随意性和多样性，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极大地影响着后现代文学。

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超越和悖离，它们都以非理性主义为基础，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相比之下，现代主义文学在摒弃传统文学以“反映论”为中心的创作原则之后，又试图建立起以“表现论”为中心的新规则和范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反传统推向极端，不仅反对现实主义旧传统，也反对现代主义新规则。否定作品的整体性、确定性、规范性和目的性，主张无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规范、模式、中心等等对文学创作的制约。甚至试图对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形式及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艺术审美范围被无限扩大，街头文化、俗文学、地下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生活指南等，经过精心包装，都登上了文学艺术神圣殿堂。文化被“技术化”、“工业化”之后，原来由文学家、艺术家个人创造的文化精品，现在大量地被电子计算机设计、生产出来。尤其是电脑流行，录音、录像、激光盘的大量复制生产，文学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为人人可以任意享用的日常消费和商品。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反艺术”倾向。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尽管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从作家们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中，从对他们作品的审美观照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整体上的一些艺术特征。

在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不再试图去表现对世界的认识，既不像现实主义那样冷静地观察批判外部世界，也不像现代主义那样的去痛苦地感悟内心自我。它注重展示主体生存状况，认为世界是荒谬无序的，存在是不可认识的。对事物的本来因素，对社会，对客体，对人只作展示，不作评价，不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其审美价值与内涵让读者去思索归纳。不仅不相信外在物质或历史的世界，也不再相信人的智性或想象的内在世界。从认识论走向了本体论，进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追求文学的终极价值，把一切崇高的信念、理想都看作是短暂的话语的产物。把严肃性当作一种拙劣模仿、故作深沉而加以抛弃。面对混乱的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异化，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去思考社会、历史、人生、道德等问题，不再竭力去认识和阐述世界，不再承担文学艺术家崇高神圣的社会职责与历史使命。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方面表现出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具有精深的哲理性。另一方面大量再现幻觉、暴力、颓废、死亡内容，展示人生的荒诞痛苦。那种附庸风雅，严肃庄重，精英意识荡然无存。作品充满了颓废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悲观绝望情绪。

在人物塑造上，强调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打破以人为中心讲述完整的故事。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人的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被支离破碎的感觉代替。从人性异化发展到虚无，人成了社会的局外人。对人生命运、未来理想的追求变得幼稚可笑、毫无意义。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活着，尽可能强烈地感受到反叛和自由，没有责任心，没有罪恶感，没有同情，没有希冀，没有前途。主人公明确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他们随波逐流，嘲弄自己。人物不再思考“生存与毁灭”，价值与意义，从痛苦自下而上到自由选择，从与其为正义尊严自杀到不如苟且偷生，他们不再表现出对主体和个性失落的叹息、悲哀和留恋。从人性的异化衰落，进而变成了“虫”和“物”。人物表现出扭曲变形，常常以自我戏拟形式出现，反讽和认同荒谬的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了自嘲、沉默、颓废、反英雄特征。文学的主体已经消失，人不再有主体意识可言，。科学替代了理性，成为一种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绝对力量，规定和统治了人。人成了科学大符号系统，即社会秩序的奴隶和牺牲品，人时时处处置于“秩序”的控制下，任何一种越轨和反抗，都将导致个人毁灭性的悲剧。人物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人生成了一场悲剧性的闹剧。人丧失了智性情感，不再高雅伟岸，温柔美丽，而变得猥琐渺小，华稽可笑。

在作品的情节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特征。以纯粹的虚构、特定的境遇取代了传统文学围绕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展开情节，也取代了主人公与他人及自身发生的种种冲突。把人物从缺乏意义而又无法忍受的现实中拉开，出现了一个充满噩梦与幻想的毫无意义而野蛮的世界，停滞和重复取代了动态和变化，作为虚构的“体验场”的情景，取代了现实生活与社会环境。后现代主义怀疑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与本体，提倡“零度写作”，即内容消失，转向中立，把世界看成是不值一提的“碎片”，否定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主张元小说创作，不断地显示作品为虚构小说，写作转向了本体展示，对写作的欺骗性进行揭露。在展示虚构的同时，发掘“叙事的固有价值”。使文学成为了玩弄读者、玩弄现实、玩弄文学规则的游戏，以此表现对生活现实的反抗，从而保持最充分的自由度。另外，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要表现世界的混乱性，人生的悲剧性，只要表现生活的荒诞性即可。在作品中表现为各种成分相互分解、颠倒，内容重复，人物怪异，情节发展扑朔迷离，荒诞不经，不受因果关系制约，内容前后矛盾，残缺不全，没有一致的终极意义可以寻求。

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亚文学倾向。“纯文学”、“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乡土文学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绝对的分野。后现代主义文学更多地从科幻小说、西部小说、通俗小说以及一些被看成亚文学的体裁作品中汲取养料，出现了诸如元小说，超级小说、超小说、寓言小说，新新小说、“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色情小说，西部小说，流行文学等形形色色的文学样式。有的甚至以大众化的，诸如贺卡祝词、明信片、流行歌词、影视文学、广告等文化消费品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表现出随意性、不确定的特征。作家追求写作（文本）快乐的艺术态度。作品内容被形式所替代，即被文体的语词、句法、反讽性修辞效果所替代。叙事中心、整体性、统一性被非中心、局部性、偶发性、非连续性的叙事游戏所取代。写作态度、生存态度与文本制作形式趋于同步，通过极度的嘲弄，想象性地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写作与阅读在其中获得瞬间的快感。文学观念首先是作为创作主体自身快乐的一种游戏意识形式而出现的。在文本制作中，突出过程、行为、事件、语象、上下文、形式技巧等，反对解释作品。罗伯-格里耶说：“读者只须观察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事物、动作、言语和结局，毋须寻找超出或少于他原有生活和死亡中的意义。”强调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只是为享受创作或阅读的愉悦，是一种表演操作和体验过程。后现代主义作品注重表达的是“叙述话语”本身。话语和语言结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传达基础，表现出无选择性、无中心意义、无完整性，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表述特征。作品中出现了冗长曲折的句子，语无伦次的语词、对话独白、重复、罗列。大量运用蒙太奇手法拼贴画法和意识流手法。洛奇把后现代主义创作中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无选择性的表现方法，归纳为6条原则：即矛盾（文本中的各种因素互相冲突悖离）、变更（对同一文本中叙述的事，可以更换不同的可能性，变更内容、情节、断裂作品叙述前后丧失必然性，没有因果关系）、随意（文本的随意组合，如可以任意拆装组合的“活页小说”等）、过度（有意识过度夸张性地运用某种修辞手法）、短路（情节内容在发展进程中突然中断，让读者参与对文本的阐释、解析与再创作）。其作品总体上体现出反讽嘲弄，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

❷ 先锋小说

余华
昆德拉
福克纳

先锋小说是指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反映中国现代生活中的情感享受、物质追求和底层人们生活的合理性，先锋小说更趋向于人本主义的描写，追求人格平等。

先锋派文学
何为“先锋”？其原义来自法国著名的《拉鲁斯词典》——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军事术语），“先锋”这个术语的历史，始于法国大革命，再转向文化和文学艺术术语（始于19世纪初）；无论是军事先锋还是政治先锋，抑或是文化先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早也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说白了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毋庸置疑，先锋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马原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第一次把叙事置于故事之上，将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突破了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的范式和困囿，转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技法——“怎么写”的热衷，先锋文学由此徐徐拉开帷幕。之后，一批作家紧随其后，充分发挥文本实验的技能和才华，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他们的创作实绩使先锋派的作品成为文学界一道耀眼的风景。先锋派作家共同的叙事特点表现为元小说技法(即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注意调整叙事话语和故事之间的距离，追求故事中历史生活形态的不稳定性等，但叙事话语的个人化特点，如叙述人角色的设置，故事人物的符号化，叙事圈套，叙事猜测等，又使他们的作品面目各异而显得摇曳多姿。正是这种对文本形式及其结构叙事空间的探索，不仅为这些作家赢得先锋派的称号和评论界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出现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①“先锋文本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次挑战，因为它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既不是文体变异也不是文体嬗变，而是一种文体解构。”�②的确，先锋作家们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在抛开种种旧有的叙事成规的同时，先锋小说成为一种纯技术的操作，复杂性的叙事实验——零散片断拼贴后的空无一物，间离效果的营造等，给读者设置了繁难的阅读障碍。然而，语言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包孕了形式与意义的两层内涵，瑞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③小说“怎么写”与“写什么”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和包含着内容的革新。先锋作家们从初登文坛那天起就将着力点锁定在“怎么写”这一单向维度上，以致不可避免地走向语言的狂欢，它在使创作者获得语言快感的同时也付出文本意义丧失的沉重代价。�
进入90年代，苏童、余华先后发表了《米》、《妻妾成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预示先锋作家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不少论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先锋派作家创作上的变化——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其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现实主义的方法迥然有异。如果说从肇始之初，先锋派作家对传统文体形式的颠覆和解构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先天不足，这一缺陷根源于先锋文学萌发的现实土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伴随着神性光环的消褪，民族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迁徙，“人”不仅面临现实经济潮流的挑战，而且遭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人们一直信奉和崇尚的理想与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外部历史情境为文学史提供了新转机的现实条件，加上文学史内部始终存在的艺术形式变革的自觉性力量，先锋派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他们绝非缺乏传统的写实能力或者说为了赶时髦，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驱策着他们。先锋派们所作出的激进姿态实际上是用行动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期开辟新的战场，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用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省略性的工业扩张使社会充满了滑稽、荒诞的人情世象，生活中的精神气质却贫弱不堪，外部条件再一次为文学提供了转向的契机。如何逼视庸常或反常的生命形态，以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体现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真实伤痛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成为先锋派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艺术形式的探索创新显示了创作主体自我实现和自由程度的提高，但主体话语的丧失，人性的消隐，历史的叙事化等等却使先锋作家陷入了主体精神的迷失。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站在文化仿制的立场上”，在“互文”意义上的外向接受，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可以有别样的写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先锋派作家首先是对其叙事层面的仿制。先锋文学适时的转向，并非偶然的由后现代向现代主义的回返、迁移甚至合流，他们终于走出了博尔赫斯们的领地，“从整体上显现出‘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色’”�④。叙事空间的探索由非经验的抽象渐变为与特定的语境相适应。
因而，先锋文学90年代以后的转型缘于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调整势出必然，先锋文学的转型或者说精神流变既是文学创作个人化的结果又是历史的要求。从这一时期起，随着探索的逐步深入，先锋作家们力图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困境，作出适时的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质言之，先锋文学的转向既不是为迎合大众走向通俗化，也不是先锋精神的式微或撤退，而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和渐趋成熟的标志。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远未“终结”，先锋作家们一直“在路上”。�以余华为例，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与先锋文学的发展同步的。余华早期创作的《四月三日事件》和《世事如烟》可以看出他对人、对人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的深刻质疑。“四月三日”本身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世事如烟》则在叙事空间显示出更为前卫的姿态，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件被强行拼置在一起，人物的姓名也被舍弃，代之以抽象性的阿拉伯数字符号，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中，对人的苦难和生活的残酷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漠，语言操作节奏却是流畅而有节制的。无论《四月三日事件》还是《世事如烟》，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怀疑，对人的苦难的思索并不直接来自于经验世界，而是高悬于世象之上的本质真实，形而上的主旨显露充分。从《活着》开始，余华疏离了繁复的语言实验，不再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故事的叙述简单、朴实和直白，仿佛重归现实主义的地平线。但创作的前后期艺术反差并不意味着这位先锋派的领军人物已回归到旧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中认为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差别仅仅在于：“前期可能更注重于使经验接近于人性和哲学，而后期则更注重使之接近历史和生存。”�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有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的生活态度，福贵、许三观等都实实在在生活在真实语境中，但余华基本上“摘除了小说中人物‘思’的能力，让他们‘简化’为生命本能驱使的符号……他们因此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命运的驱遣安排。余华也正是借助这一点得以更多地在‘人类学’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来把握他的人物，并构建他的人性探求与哲学主题的”。“他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道德意义上面对历史与血泪的作家，而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⑥先锋文学的审美向度应该是话语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有机统一，历史也好现实也好，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不过是充当一个恰当的叙事载体，人、人性、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虚无才是最终所要表达的旨归。“先锋的品格应该体现为它的精神高度，体现为一种对现实永不停止的质疑和创新，但这种质疑和创新决不仅限于叙事形式而同时公然对意义与价值进行放逐，反过来却必须以对现实生存的关注与体现为前提。”�⑦从此种意义上说，叙事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创造。无论从叙事空间还是精神向度上，余华抵达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先锋小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有的作家已过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或进入“蓄势”状态或陷于停滞，但先锋形而上的主题与叙事空间的探索并未终结。苏童、叶兆言、格非、北村、潘军……这些先锋派的作家们依旧笔耕不辍，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艺术探索之路绝不是直线向前而是迂回曲折的，毕加索周期性地回复到新古典主义，伍尔芙周期性地回复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小说形式，既可以看作是作家酝酿突破之前的“蓄势”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对综合艺术形式组合的尝试。实际上，在今天文学的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既相互平行又彼此交叉、重叠，小说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实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呈现多元并存，百花竞放的审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无数先锋作家不断颠覆传统创作模式，探索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理想的结果。”�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只要文学还在发展，先锋就永远存在”�⑨。

先锋”本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有着很大的流动性。时运推移，人事递变，昨日的先锋，今天也许会变成后卫。不但为大众所接受的先锋文学已经失去其先锋性，而且先锋派作家忽然写起大众文学来，反体制文人终于接受体制的安抚，也是并不新鲜的之事。但本书属于史论性质，它的任务是理清一定时期的历史潮流，就像用摄影机来拍摄飞艇，将其某一时段定格在底片上，仍有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随同作者回顾“文革”前夕的“太阳纵队”、文革时期的“野草诗社”、“白洋淀诗群”和“文革”刚结束不久的饿朦胧诗的崛起时，仍然感到神往。那时的先锋牵动着整体社会思潮，围绕着先锋文学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思想斗争。而这种文化思想上的争鸣，却正是先锋文学的是的使命。

❸ 余华小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这里的实验性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先锋性。

1985年开始，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先锋小说，这些小说有的具有现代派小说的特点，有的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人们称其为“实验小说”或“先锋小说”。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
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求，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
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先锋小说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它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将叙述和语言视为小说写作活动的全部意义显然过于偏颇，它对意义的放逐也使自身丧失了广泛的交流基础，从它的发展来看，这都是导致其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❹ 当代先锋小说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先锋小说的不断改变是艺术探索精神的体现，这种探索将是永不停息的，这种探索必将是化腐朽为神奇。

先锋是永远存在的，这包括那些有先锋意识的人。个体写作无论是主流或者是边缘，都是可以具有先锋意识与先锋姿态的，因为在艺术上从来不会有一个人满足现状，终其一生都会不断地对自身的极限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姿态、探索的精神便是先锋。{1}先锋小说正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作为艺术探索的先锋，先锋小说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先锋小说的创作是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因此，我们一切的文学艺术创造永远都需要新的技术和方法。因为先锋技巧可以激活我们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而且凡是伟大杰出的作品，都会部分地使用先锋技巧。
先锋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是其创作技巧的灵魂，彰显出先锋小说扣人心弦的艺术创作手法。如格非的“叙事空缺”、余华单纯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及超时空的创作结构等。回顾和总结这些具有代表意义先锋作家的艺术探索和创作技巧仍然对我们具有积极的意义。

格非小说的“叙事空缺”

任何作家的写作，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都不会是一些空洞的观念和语言法则，它一定包含着作家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的警觉。正如格非所说的：“作家要维持住读者的兴趣和耐心，必须依赖各种技巧。比如，在故事发生的过程中，长篇小说作家往往会设法‘延缓’故事高潮的来临，而当代作家并不是用此方式，而是让故事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一个主要情节。”{2}
空缺作为格非叙事中常用的手段，它表达的是格非对生存状态的一种理解。借助空缺，格非不仅使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种对于现代生活的描绘与揭示――当今是一个破碎的、矛盾的、不完整的世界，生活空缺无所不在，空缺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真实写照。我们试图填充却往往适得其反，就像《迷舟》中警卫员试图枪杀萧来使故事完整，却留给人们一个永久的、不可弥补的空缺。其次，在格非的许多小说中，都涉及到历史现实与叙述话语的偏离与错落。格非似乎对人在许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角色动机，事件的偶然性和潜在关联，以及所有这些内容在叙述中的面貌充满兴趣。用典雅的语言句式，在小说中构成一场场有意无意的探寻，历史在这里以一种芜杂的面貌出现，而探寻过程总是缺少结果或谜底。

余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内心化的叙事方式

余华小说抛却了语言和结构的繁复，故事情节的雕琢，而强调对苦难命题的追问，对主人公本身的关切，还有真实的心灵细节。应该说，叙事结构的先锋性就体现在他突破了原有的“起因―经过―发展―高潮―结尾”的脉络，对“高潮”作了极其淡化的处理。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结构上就显得非常的单纯，始终是两个人和一个家庭以不断重复的情节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叙事结构的简单化还被运用于《活着》。整个小说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百年的中国历史，但余华对历史事件着墨不多，而只以福贵的一生作为叙事主线，使读者更关注于人物“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叙事的“重复”与传统作品相比，也是一大特点，这也是叙事方式的先锋性。除了“重复”这一特殊的工具外，内心化的叙事方式也是余华惯用的心理叙事手法，即它不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临摹他们的心理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在言行撕开人物隐秘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与上述两部作品相比，叙事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种叙述视角的自由更替上。其一是孙光林的有限视角，这个视角通过“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维度上，进行过去经历的复述，它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其二是一个隐蔽的全知视角，当“我”无法进行现场性的叙述时，这个全知视角便悄无声息地站了出来，完成对整个事件的补充和情节的推动。正是由于“我”是整个小说的主要叙述者，而且“我”通过回忆方式叙述故事，呈现出断裂性和碎片化。我认为，这样又使得回忆显得十分真实，具有张力。这样，叙述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但是叙述线条仍然简单和清晰。此外，这也是余华从他所钟爱的古典音乐中汲取的养分。这些重复的情节就像音乐中的旋律和织体，在重复中形成了对叙述主题的一次次强化，一次次升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一共卖了十二次血，尽管每一次卖血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卖血过程却惊人一致――从卖血前的喝水到贿赂血头，到卖血后去胜利饭店吃猪肝喝黄酒，这种具有某种强烈的仪式化特征的情节

❺ 我国的先锋小说作家余华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1.余华前期作品的先锋性 余华前期作品充满了先锋意识，暴力、荒诞无比的“零度情感”叙述描写，将人的暴力冲动、非理性欲望，写到了壮烈锥心的地步，人性的贪婪、血腥、自私、阴鸷以及特有的死亡叙述建构了其前期作品的“现实世界”。 1.1暴力的极致运用 余华的前期作品最突出构成因素之一就是暴力。这个因素根植于他的前期全部作品中，同时也实化到每个人物上。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见义勇为被一群强盗者暴力出击，“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1]“我”的正义之举居然遭到盗贼的暴力回击，正面的人性被人类的邪念所压迫，暴力对这种人性深存的劣根性一展无遗。《现实一种》中的暴力更是如一场狂风暴雨鞭打在每个人物上。无论是四岁的孩子皮皮，还是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暴力的执行者。皮皮将堂弟的生命进行玩弄是无意识的暴力、祖母只顾自身，甚至在看到门口那摊着一滩血，一团黄黄的东西是自己的孙儿的时候却不管不顾转身离开的冷漠暴力、山岗、山峰及其各自妻子的为复仇而采用的阴谋式暴力，山岗为了弄死山峰的故意折磨，山峰妻子假扮山岗妻子希望肢解山岗。亲人在他们眼中是完全是陌生人，丝毫没有人性善良的温存，而仅有那股被复仇所填满心胸的极致暴力。余华通过暴力有条不紊的织造出“人性恶的证明，”赋予先锋时期作品以强烈的艺术张力。 1.2荒诞的无限扩展 荒诞是余华先锋时期塑造作品的一把匕首，刺向小说人物身上的千疮万孔，流出他们血液的冰碴子。《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臆想和自虐，传导出已有的人性与生存的意义早已被消磨，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生存下去，而是成为过街老鼠的罪恶之源，甚至于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避而远之。“疯子依旧一跃一跃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2]亲人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呈现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仪取向，而是通过荒诞无比描写，来展示出亲情的不可靠性，表现出亲情的价值永远是屈落于自身的自私、贪婪恶性中。这在《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都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荒诞派作家用一种高度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原因与结果的悖逆、愿望与现实的分裂、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错位、主体与对象的冲突、个体与类的疏离。[3]余华正是通过一系列荒诞的笔法展示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来展示一个非理性欲望的世界。 2.余华后期作品与先锋时期的转变 2.1从暴力血腥到严肃高尚 张永清说过，暴力与死亡是最为普遍突出的，在过去的文学描述中，暴力一般都是与恶人相关。然而在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中，暴力又成为了一直用平常的现象以最为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4]余华80年代的作品无一不包含着这些沉甸甸的负载物。到了90年代，余华作品所呈现的主题是与80年代具有天差地别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_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5]余华90年代的作品更多触及的是社会中简单细微的东西，表现出一种人性本该存有的善良与美好。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展现的尤为明显。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时依然能对他表露出人性的关怀，在一乐死活不肯为何小勇喊魂时，许三观想尽一切办法来开解一乐，纵使绿帽子永远地扣在许三观头上，但是他从没有对何小勇落井下石。这些都展现出人性所应有的崇高美好的品质。 2.2从人性恶转向人性善 在先锋时期，余华作品所反映的大多都是人性的恶劣低等的，通过荒诞暴力的写法来对世界进行无因果的嘲弄、戏谑。而到了90年代，作品所反映的又是一番温情的人性善，无论是《活着》亦或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都饱含着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了人性最基本、最直觉、最原始的欲望——“活着”。 3.余华后期作品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余华前后期的作品所呈现出天壤之别的差异会让读者认为，其作品的前后风格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实则在余华后期作品中，同样深含着先锋时期的叙述手法，在更深层次上体现着对于前期创作的继承。 3.1暴力的延伸 暴力在余华前期作品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尽管众多研究者都认为余华后期作品反映更多的是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余华在其后期作品中仍然矢志不渝的运用着暴力这一笔法为作品着墨。在《兄弟》中的宋凡平为了去接李兰回来，遭到戴红袖章的人暴打。“六个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一直追打到了售票窗前”。[6]“他脱臼的左胳膊掉了下去，他忘了用胳膊去阻挡打来的木棍，乱棍瞬间砸在了他的头上，宋凡平头破血流倒在了墙脚，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是六个红袖章的十二只脚了，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多分钟以后，躺在墙脚的宋凡平一动不动了”。[7]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披着伪正义的皮衣对一个普通人穷追猛打，甚至置于死地，表面上传达了维护正义的要求，实则是个人私欲变态的发泄。暴力依旧穿插在余华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虽然没有浓重的描写，但是仍然悄无声息无限横亘于其中，带来的冲击性仍然让人惊叹不已。 3.2荒诞的继承 荒诞就像许三观在每一次卖完血后需要吃猪肝和和温黄酒一样，成为余华作品里面的习惯。可以说荒诞是一直存在于余华的所创作的作品中。《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广才借着物色孙光平老婆趁机强奸自己的儿媳;《许三观卖血记》的许三观为了“报仇”许玉兰给自己扣上的绿帽子，强奸了林芬芳;《兄弟》里李光头与自己的兄弟的老婆颠倒凤鸾、如痴如醉。爱情的忠贞、亲情的眷顾，都只像一张薄纸，被荒诞的洪流冲破。《活着》里的福贵遭受苦难无限，生活带给他的绝没有半点美好，他唯一呼喊在心中的只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只能靠贩卖自己身体的血液来作为本钱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兄弟》的宋钢为了推销产品，违背身体机能规律去丰胸。生活永远给予普通人最沉重的苦难，为了生存，奔波劳碌已经没有任何合理的意义，只能靠出卖自身仅有的机能，来维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荒诞依然在余华后期作品继承，在其看似温和的文章内容背后捅上几刀。 3.3人性恶的延续 余华童年目睹了医院的血腥与停尸房的极寒悲怆，形成了一种阴暗的性格，这使得他在先锋作品中大肆滥用疯狂的笔法来表达对世界的不满以及对人性的憎恶。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由于受到_情的温暖，其作品稍显温和，但人性恶仍然和风细雨的滋润着角色。《兄弟》的李光头举办选美大赛，睡遍参赛选手，低俗好色的恶趣味为事业有成的李光头蒙上一片遮羞布;林红与李光头进行爱的运动，更是展现了女子的不甘寂寞，追求猎奇的恶习。人性恶在余华90年代作品中仍然独具一格，风采依旧。 4.结语 尽管余华后期作品内容与先锋时期区别甚远，但是其特色的暴力、荒诞仍然延续到他的90年代的每一作品中，不同于80年代那种暴风骤雨、水到渠成的描写，90年代以后的作品的暴力、荒诞、人性恶更像是底下的暗涌流动，默默地成为作品的一个补给来源。（来源：论余华小说创作后期对先锋时期的继承）

❻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保罗·萨特。
长篇小说《恶心》
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客人》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
代表作品《等待戈多》

“黑色幽默”文学
法国作家：赛利纳
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约翰·巴思，库特·冯纳古特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等。

约瑟夫·海勒
《第二十二条军规》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年4月7日—1989年7月23日）
代表作是《白雪公主》。《死去的父亲》（The Dead Father），《天堂》（Paradise）以及 The King。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
重要作品有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圣马丁牌练习簿》（1929）、《阴影颂》（1969）、《老虎的金黄》（1972）、《深沉的玫瑰》（1975），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1937）、《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阿莱夫》（1949）、《死亡与罗盘》（1951）、《布罗迫埃的报告》（1970）等。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