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初中现代小说赏析

1. ★急求★现代文学赏析【全文】

鲁迅 《复仇》 赏析

看鲁迅的文章总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就像一把刀，刺进身体，死不了，但很痛。他的文风不必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喜欢也罢，讨厌也罢，但不得不承认，他很决绝，很凌厉。
看《复仇》时，就在想，也许只有鲁迅才能写出如此决绝的复仇方式吧！两男女，裸着全身，捏着厉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上，一群无聊之人纷涌而至，希望能满足他们无聊之欲。而这两人就这样的站着，毫无动作，这使无聊之人更加无聊。这就是复仇。起初看不明白，到底是在复什么仇？向谁复仇，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的明白了些。鲁迅用如此决绝的方式向冷漠无聊的看客在复仇。将自己做诱的复仇方式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吧，而鲁迅是怎么做到的呢？社会确实很黑暗，人情确实很淡漠，然而又有多少人想去改变?
大部分人还是会在私下里感叹为什么社会如此黑暗，人情如此淡漠，但也仅仅是感叹而已；有些人还是说社会就是这样，又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就拿这些来为自己的淡漠来辩解。是啊！的确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但如果很多人都尝试去改变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呢？可惜的是，虽然有很多人这样想着，但只是想着，如果真的有人去尝试，他也会成为众矢之的，所有人都会伸长脖子去看，去看这个认识如此的好笑，为自己单调的生活找一点乐趣。久而久之，便没有人去尝试了。这就是社会为何依旧黑暗，人情为何依旧淡漠的原因吧！所有人都愿意当一个看客，自古便是如此，也不是鲁迅那时有的，也不是现在有的，从来都有的！
就这样，总是会有人不愿做麻木的看客的，于是就有人拿着自己的武器，站在风口浪尖，厉声疾呼，用热血去温热，去染红渐冷渐苍白的世人的灵魂。鲁迅无疑是成功的，多少年后当我们读起那些犀利的文字时就会感觉它们像刺一样扎在心头，逼迫着我们要热要红。很无奈，如果鲁迅还在，他也会很无奈，因为这个世界依旧没有明亮，还是一如既往的黑暗，甚至更为黑暗。在黑暗中人们学会了自保，冷漠更甚从前，所以此时起来反抗的声音会被无声给吞没，所有人都很忙，忙着生忙着死，没有人会去在意你在呼喊着什么，你的所有的饿呼喊找不到回应，那种无声就渐渐湮没你的呼喊。
一直觉得鲁迅那个时代的文人是真正的文人，他们为了民族和心中仍存的正气去书写。无论世事如何逼迫，他们的笔尖总是对着最黑暗的地方。因此当全国都处于黑暗中，总有一些光亮仍执着的亮着，让人们不会忘了光明是什么样子。那时他们也有无力感吧！当世事还是没有改变时，当人们还是麻木时，真不知他们是如何抗拒那种深深的无力感的。也许这就是文人真正的信仰吧！希望自己的笔，或者坚信自己的笔总有一天能划开那厚重的乌云。
而现在要怎么才能找回这种信仰?每当我想对周围的人诉说这种信仰时，得到的回复总是惊讶的表情和冷漠的语言，他们用冷漠的语言问我怎么会这么自不量力？久而久之，我的无力感渐渐加深，就再没了向人诉说的欲望，只是默默的坚持自己的坚持，告诉自己不要丢了自己。我想我还在努力的寻找，希望有一天能找回属于文人的信仰。每当我对自己怀疑时总这样告诉自己：只要我没有放弃，就会有希望，只要我没有成为麻木的看客，这个世界就会少一个看客。后来才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这样坚持着，默默的坚持着。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所有人，至少可以拯救自己。
只是这样就少了那份凌厉，那份决绝的凌厉。因次每次看《复仇》时就很惭愧，没有那种勇气啊！真的希望有这样凌厉的人，向这个世界中麻木的看客们复仇，纵使不是复仇，只是呼唤，但也要凌厉也要决绝，这样才能穿透那些无声的压迫。
总会有的，总会有人的，一直都不少文人在呼喊，总会有呼喊能穿透云霄，让所有的世人都听到的。期待到那时，人们能停下匆忙的脚步，静静的去倾听他们用心用血用灵魂去呼喊的内容。如此便不需要那么决绝的复仇了，文人便不需要那么恨了！

2. 如何赏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考语文试题，小说类文本阅读受到重视。广东、宁夏、海南、江苏和浙江卷都在文学作品阅读中考查了小说阅读的，而赏析人物形象又成了小说阅读的必考题目，因此，熟练掌握一些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赏析人物形象的答题技巧1、从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及作用入手，赏析人物形象。（1）人物描写的方法：①正面描写，一般包括外貌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通过对周围人物事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以使其鲜明突出。（2）各种描写手法的作用：①外貌、神态、动作描写：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性格特征。②语言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省去，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B、描摹人物的语态，使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③心理描写：直接表现人物思想和内在情感（矛盾、焦虑、担心、喜悦、兴奋等），表现人物思想品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④细节描写：更细腻地展示人物的某一特征。2、从分析人物活动的环境入手，探究人物命运与思想性格形成的原因。 环境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所。特定的人物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小说环境描写的分析，也是理解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自然环境主要包括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景物等，有时起渲染气氛的作用。社会环境主要是渲染时代特征。另外环境对人物性格的体现也起着强化作用，作者为了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往往为人物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出性格。例如2008年高考浙江卷所选小说《乌米》，第五自然段的景物描写就为我们提供了主人公乌米的生活环境，突出了她孤独无助的处境，暗示了人物的命运。3、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情节一般是通过描写人物思想性格和情感欲望的冲突以及同此引起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展开的。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行为和心理状态，再现活生生的鲜明个性。因此，欣赏人物形象，可以从情节入手，据情论人。 根据故事情节分析人物性格特征，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全面、恰当、实事求是。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从情节中引出的结论，反过来可以解释情节。只有全面而恰当的结论才能正确解释全部情节。 第二，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重性，多角度进行分析。 第三，分清主次，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 第四，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4、从人物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人物性格。 许多小说作品所提供的人物往往不止一个，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分析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定主次，从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2008年高考江苏卷所选小说《侯银匠》，虽然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侯银匠，可是小说的主要文字却是写侯菊。如果考生不能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全面总结出侯菊的形象特点。5、从分析小说的主题入手，揣摩作者的评价。 主题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的主题往往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通过分析小说的主题，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正确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2008年高考广东卷《河的第三条岸》，文章语言含蓄，内容抽象，考生需认真分析小说的主题，敏锐地认识到作者对父亲的选择是肯定的，才能够正确分析出父亲的性格特征，从而准确地分析母亲的人物形象。 二、高考中人物赏析题设题类型 命题者从分析人物形象这一角度设置试题，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三种题型： ①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具体方法；②根据指出人物的性格特征；③对文中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析（包括作者自身对人物的态度和读者对人物的评价）。 例如2008年高考广东卷第17题答案：（总体概括）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劳想过幸福生活但又守旧的家庭妇女。（具体分析，举例说明）她对父亲的理想不理解，不支持，知道父亲的行动后，她只有一句如果你出去，就呆在外面，永远别回来。对于父亲的浍，她觉得羞辱。但她虽不理解父亲，在物质方面却又是支持他的，她把食物放在我很容易偷到的地方。

3. 求一篇现当代文学赏析方面的文章

1 我国现代小说继承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借鉴别国小说创作的宝贵经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鲁迅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继而写出《孔乙己》、《药》等，共十四篇小说编成《呐喊》；接着创作出《祝福》等十一篇小说，编成《彷徨》。鲁迅创作小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的这些短篇小说，取材广泛，塑造出各种类型的典型性格，揭露出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揭示了旧社会的种种病根，具有宽广深刻的社会意义。特别是《阿Q正传》，塑造出一个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意义更为深远。阿Q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残酷压榨、严重戕害。他从被压迫者的朴素直感欢迎革命，但不理解革命，终被混入革命的反动势力当作抢犯杀害，从而反映了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唤醒农民觉悟的重要问题。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虚幻的胜利代替实际上的失败，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更概括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的病态心理，暴露了“国民的弱点”和旧社会的病根，能够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茅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小说创作。《蚀》，包含《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各篇独立，人物互异，表现了当时一些知识青年所经历的曲折、痛苦的路程；《虹》，表现了女主人公冲出家庭牢笼、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路》、《三人行》，表现了青年学生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的过程。这些作品标志着茅盾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前进。1932年前后，茅盾先后创作出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林》反映出当时民族工商业风雨飘摇的处境，《春》表现了当时农民丰收增债的命运。1941年，茅盾创作出了《腐蚀》，控诉了特务组织残酷镇压进步青年的罪行。《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它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斗争为全书的主线，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1930年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显示了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它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塑造了吴荪甫这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吴荪甫野心勃勃、精明强悍、果决专断、冷酷无情，很有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雄心和魄力，但终于逃不出赵伯韬的魔爪，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子》，通过塑造吴荪甫这个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破产的必然性，暗示出他们只有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有真正的出路。茅盾以《子》等不朽作品和其他文学活动，奠定了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2 巴金在1929年初，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表现了在北洋军阀血腥统治下的上海，一些在“五四”新思潮鼓舞下，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一部侧重描写人物在恋爱中的性格表现，二部侧重描写人物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三部爱情描写不多，侧重展现某城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斗争。以上作品的青年主人公，都是旧世界的判逆者，但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反映了当时不少知识青年类似的矛盾和苦闷。“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在“五四”新思潮波及闭塞内地的历史背景中，联系着成都这个社会环境，展现高家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情况，表现出封建阶级分子的顽固腐朽、荒淫残酷，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他们和觉醒青年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提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它塑造了众多的各种人物的形象：有高老太爷、克明这样旧制度维护者的形象，有克安、克定这样荒淫卑污的形象，有鸣凤、淑贞这样以死表示反抗的形象，有觉慧这样觉醒反抗的形象，更有觉新这样内心矛盾的形象。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家远走，固然闪烁着叛逆性格的光彩，觉新这个内心矛盾的典型形象，却更别有深刻意义。觉新既受旧礼教毒害甚深，也受到新思想的触动。他庇护反抗封建秩序的弟妹们，资助他们逃出家庭牢笼；但他虽然理解是礼教、传统、迷信夺去了他最爱的梅、瑞珏和幸福、前途，却总是逆来顺受，只会痛哭。“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使他承担着沉重的精神负累，成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殉葬品。觉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艺术典型。巴金以“激流三部曲”等优秀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另外：鉴赏文学小说，主要是鉴赏典型性格。鉴赏典型性格，要扣住故事情节的发展，着意体会作品对人物所作诸多描写的表现力量。要在脑海中展开故事情节，展现生活图景，浮现人物形象，展开人物活动，铺开相关人物语言、行动所体现的矛盾斗争，着意体会典型人物在这矛盾斗争中的语言、行动……的表现意义，深刻理解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从接触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当中受到形象的感染，从体会人物个性当中理解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理解作品的主题及其社会意义。

4.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