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小说评论

㈠ 简析鲁迅的现代都市小说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与现代传媒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现代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报刊，构成了鲁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鲁迅先生一生受现代传媒的影响很大，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是现代传媒，促进鲁迅先生的创作，并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确立了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地位。
一、现代都市传媒催生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现代社会与古代、近代社会的区别之一，是工业的发展而导致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内拥有制造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权利，为现代传媒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就应运而生了。在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现代传媒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先锋”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动因”②，把媒介视为推动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胡适也曾说过，“如果没有《新青年》同人的组织，倘若没有他们这一班人的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至少要推迟几十年”③。
毋容置疑，报刊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民国初期，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这实在不是自夸之词！新文化运动自媒体起，《新青年》及其背后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巨子，站在了当时社会最风云激荡的思想旋涡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报刊是当时的主要媒介。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听将令”而为进步的现代传媒创作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起他的创作经过和缘由。《新青年》编辑金心异（钱玄同）来拜访鲁迅，与鲁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你钞了这些（指古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到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为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④
从这段著名的谈话可知，促使鲁迅进行新文艺创作的是《新青年》。进步的现代传媒，是催生鲁迅的力量。鲁迅求学之日起，就受到现代传媒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到日本留学后，更广泛地接触了各种传媒。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学、社会等方面积累，一旦遇到符合鲁迅文学、人生理想的传媒，在文学革命形势的召唤下，鲁迅终于“听将令”而厚积厚发，“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作家》、《文学》等78家期刊，以及《现代中国》、《国际文学》等9家外文报刊等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是报刊，催生了鲁迅先生的创作，让国人认识了鲁迅，让鲁迅的名字和作品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提起鲁迅，就不能不提他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鲁迅的杂文，又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而写成的，也就是为了配合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创作的。
二、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先生在文坛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阵地
战士的阵地在哪？在战场；鲁迅的阵地在哪？在报刊。鲁迅一生中给敌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枪是从哪里射出的？也是报刊。报刊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也构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环境。
（一）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编集出版。其单篇作品大多发表于北京、上海两地报刊，也有偶发于其他地方的报刊，如天津的《天下篇》。报纸副刊是鲁迅发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园地，为鲁迅杂文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后轰动全国的；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报刊，让人们认识鲁迅，了解鲁迅，认同鲁迅，进而尊崇鲁迅；是报刊，让鲁迅的名字深入人心，为鲁迅小说的价值及其在文学革命中地位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二）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迅速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
1、鲁迅生活的时代现代都市传媒比较发达，为他作品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迫切需要舆论的配合。民间报刊随之而产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⑤ “举其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等，尤其不可以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其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⑥据戈公振统计，比较知名的日报光上海一市就有《苏报》、《中国公报》等42种，杂志有《农学报》、《国粹学报》、《进步》等46种。北京、广州、天津、长沙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几乎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传媒也应运而生。1922年底，美国记者奥斯邦在上海开办“中国无线电公司”，成为我国境内的第一座电台。 1926年10月1日，国人自办的第一座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正式开播。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24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了图像。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诞生，此后电影业发展较快 ，特别是20年代后的大都市上海，电影更成为一种时尚。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敏锐地指出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⑦近年来，在考察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学”的发生时，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注意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现代都市传媒的兴起以及现代市场的形成等等现代性因素所构成的特殊历史条件。鲁迅有幸，他生活在一个现代媒介比较发达的时代，报刊、书籍、电台、电影等给鲁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广泛的信息，从而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发展的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人们对鲁迅作品的逐步认识，对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逐渐了解，就是从报刊开始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后，开始享誉中国文坛。中国先进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对他表示拥护、爱戴和崇仰，认同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带有先进性的。而他的对手和敌人也是通过报刊认识了鲁迅的作品，从而认识了鲁迅。
2、对鲁迅在报刊发表作品的反响和评论，确立了鲁迅在文坛的地位
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响和评论。对于鲁迅作品的反响和评论，最早见于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上，作了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诚然，恽铁樵对鲁迅所写的小说《怀旧》所作的评点和附志，还比较幼稚，不能作为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起点。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鲁迅的作品一发表，传媒就给予了关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在《新青年》发表后，1919年2月1日初版发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有一篇署名记者《书报介绍》的文章，首次提到鲁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论，唐俟（鲁迅发表随感录时的笔名）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⑧这段评论，肯定了鲁迅先生的创作“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从而奠定了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坛的地位。
1923年后，对鲁迅的作品出现了比较完整、具体的综合性评论。1923年8月，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对鲁迅小说的评论达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消息，称赞《呐喊》是“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评论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义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他在文中谈了读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时的新奇感受和鲁迅小说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
而对鲁迅先生作品特别是杂文的争论，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传播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因革命的本质问题而导致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还有鲁迅与新月社、“第三种人”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等等。这些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⑩
现代都市传媒对鲁迅先生作品的反响与评论，让鲁迅的作品在群众中特别是进步青年当中传开来，确立了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
三、鲁迅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把现代传媒的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之一，鲁迅与报刊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为现代传媒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鲁迅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支持和帮助进步的现代传媒，发展进步传媒
1906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就是“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鲁迅自传》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与周作人等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尽管后来因资金没有着落而流产，“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11。但鲁迅一生都没有将这“好梦”忘却，在创作之余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为现代进步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约二十余种，支持或投稿的中文报刊近一百二十种。《新青年》、《语丝》、《莽原》、《国民新报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鲁迅曾是主编或参与编辑。1934年8月，还带病编辑《译文》创刊号，并作《〈译文〉创刊前记》发表在9月16日的《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说：“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这间接也为译文类杂志的出版发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鲁迅没有参与编辑的报刊，但只要是进步的报刊，鲁迅都会大力支持。如对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国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内，由英商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的一个名为“消闲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中国报纸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来进行革命宣传；但是，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日渐消沉，加上袁世凯、北洋军阀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压制和摧残，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渐减弱，消闲性重新上升为主流，变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天下。“五四运动”前后，副刊成为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一些名闻遐迩的副刊，诸如“五四”时期《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上海)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的一大亮点。这些副刊的革新，因为有了鲁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尔后轰动全国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鲁迅先生就在《晨报创刊纪念增刊》上发表了小说《一件小事》。《晨报副刊》独立发行后，鲁迅又在该刊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鲁迅，《晨报副刊》成为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重要阵地，它不仅扶植影响了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成长，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传媒的发展方向。
鲁迅成为报刊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体现在鲁迅参与报刊的编辑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有名的，便是鲁迅对于现代最重要的杂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于1915年9月发刊于上海，为陈独秀所编辑，每月一册。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孔乙己》《药》等优秀的小说，也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持重的大杂志，也都采用了白话文。陈独秀对鲁迅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12”
（二）鲁迅对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揭露、批判反动传媒的反动本质
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人民、反社会的统治，总是通过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来隐瞒事实，愚弄人民，麻痹大众。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传媒较为发达的时代，文化宣传、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长时间与反动传媒、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促使鲁迅创作大量的杂文，进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经指名批判的新闻媒体，约有二十几种，其中既有《顺天时报》、《益世报》等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刊，也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国民党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报刊；既有《社会新闻》、《微言》等国民党文化特务主办的报刊，也有《醒狮》、《国魂》等国家主义派的报刊；既有《人言》、《现代》等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也有《大公报》、《循环日报》、《武汉日报》等一般的资产阶级报刊。同时，对一些内容空虚、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杂志，鲁迅一直都进行批评，倡导发展健康向上、净化人们灵魂的传媒。
在长期与反动当局的报刊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总结以后，鲁迅给出对当时传媒总的印象式评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国民党当局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为了欺骗更多的读者，常常“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抓住一点事实，制造一些谣言，混淆是非。因此，鲁迅总结自己看报的两条经验并向读者推荐。一是打折扣对于报上那些以危言耸听，以美词动听，经过粉饰的夸大、装腔文章，鲁迅主张对其内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对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来。二是在《推背图》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从反面来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并举出“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鲁迅评析说：把客观公正挂在嘴边叫得震天响的这一新闻现象本身的出现，就体现出一种主观目的。“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鲁迅同时又强调，新闻记者要尊重事实，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曲解事实。有倾向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杀，“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晶报》、《现代》、《人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进行陷害、污蔑和侮辱。这样的新闻媒体，鲁迅将之归入到帮闲刊物之列。为了提高读者对这些刊物的辨别力，鲁迅撰写了《二丑艺术》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头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鲁迅指出，林林总总的刊物中，就总有帮闲性媒体的存在，只要读者留心观察，就可以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13鲁迅就是通过这样的“照妖镜”，把反动刊物的本质显现出来。
《语丝》曾经是进步刊物，也花费了鲁迅不少心血，后来因为编辑地位、思想发生了变化，拾起自己反对过的现代派“正人君子”的衣钵，或明或暗地攻击、排斥异己，“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14，已经丧失了“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15，1930年2月，鲁迅写了《我和〈语丝〉的始终》载在《萌芽月刊》上进行批判，文章发表后仅一个月，《语丝》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动停刊。
（三）鲁迅把在报刊发表文章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革命斗争的重任，从而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个风向标，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观点和义务，更多的还是肩负着正确导向舆论，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在鲁迅来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唤醒民众沉睡灵魂的责任感。鲁迅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把发表文章当作和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当作唤醒民众的良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鲁迅终生笔耕不辍。
鲁迅一生在国内主要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几个城市生活过。每到一地，他都十分关注媒体，关注舆论，从而了解社会，了解中国的现状与将来。在绍兴，他支持越社青年办《越铎日报》监督绍兴军政府；在厦门，他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文艺青年创办“泱泱社”和“鼓浪社”，亲自为其社刊《波艇》、《鼓浪》审稿、改稿，指导编印，还为《波艇》创刊号撰写了《厦门通讯》；在广州，鲁迅先生虽然只待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但在《黄埔生活》、《民国新闻》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福的那一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主要的居住城市，鲁迅更是充分发挥了现代传媒的作用，利用杂文作为主要武器进行了坚韧的战斗。李浩在《都市憧憬与乡村羁绊》中指出：“鲁迅以杂文来表达他的文化理想，杂文的社会效用则是通过报刊这一大众传媒完成的。报刊是市民社会中人们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国现代思想的传入就是通过报刊书籍来实现的。”16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据统计，鲁迅的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纸杂志上。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从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鲁迅在这“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经过革新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变换五十多个笔名，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这个数目，在鲁迅杂文中占了五分之一。钻过森严的文网，在一份日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这么多充满战斗性的杂文，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人。从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写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生共创作杂文700多篇，约135万字，在其170万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将近百分之八十。这些文字收入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里。在这15部杂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革命运动、党派之争、民生疾苦、文化争端……几乎全部生动地反映在他的杂文里。鲁迅用手中的笔，对一些文化现象和不同阶层的一些人物的无情揭露，愤怒控诉，尖锐批判，辛辣讽刺，痛苦呐喊，亲切鼓励，热烈赞颂。鲁迅的杂文，丰富了报刊的内容，也使报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战斗性。
文化大师是思想界、文艺界的先行者，大众传媒与文化大师密切联系，将先进文艺作品和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社会，提升民众素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在文坛享有崇高声誉的鲁迅，他的一生，与现代传媒特别是报刊有着不解之缘。现代都市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创作的动力，并为鲁迅先生发表作品让人们了解鲁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鲁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战场和阵地。

㈡ 瑗挎柟鐜颁唬娲炬枃瀛︾殑璇勪环

涓鍥借瘎璁虹晫鍦ㄥ圭幇浠ｆ淳鏂囧︾殑璇勪环鏂归潰锛屾剰瑙佸苟涓嶄竴鑷淬傛湁鐨勫瑰畠鍏ㄧ洏鍚﹀畾锛岄噰鍙栦竴妫掑瓙鎵撴荤殑鎬佸害銆傛湁鐨勬帹宕囧囪嚦锛岃や负瀹冩槸涓鍥界ぞ浼氫富涔夋枃鑹哄彂灞曠殑鏂瑰悜銆傛瘮杈冩櫘閬嶇殑鎰忚佹槸鎸夌収椹鍏嬫濅富涔夎傜偣锛屽圭幇浠ｆ淳浣滃跺強浣滃搧杩涜屽叿浣撳垎鏋愶紝浣滃嚭瀹炰簨姹傛槸鐨勮瘎浠枫傝繖绉嶆佸害鏄姝ｇ‘鐨勩
瑗挎柟鐜颁唬娲炬枃瀛︿竴鑸鏉ヨ村睘浜庢磱涓轰腑鐢ㄨ寖鍥淬傚逛汉浠鏉ヨ达紝鐜颁唬娲剧殑璁稿氫綔鍝佸逛汉浠鍏锋湁璁よ瘑浠峰煎拰鍊熼壌浣滅敤銆傝備唬娲炬枃瀛︾殑绀句細鍩虹鏄鍨勬柇璧勬湰涓讳箟銆傝繖鏄鐣稿舰鐨勭ぞ浼氫腑鍑虹幇鐨勭暩褰㈢殑鏂囧︺傚畠鏇叉姌鍦板弽鏄犱簡鍦ㄤ笉鍚堢悊鐨勭ぞ浼氫腑浜虹殑寮傚寲鐜拌薄銆備緥濡傚崱澶鍗＄殑钁楀悕灏忚淬婂彉褰㈣般嬪氨浠ヤ汉鍙樹负铏鐨勮薄寰佹у舰璞★紝琛ㄧ幇浜嗚祫鏈涓讳箟绀句細涓灏忎汉鐗╃殑鎮叉儴澶勫冦備粬鍙樻垚铏鍚庯紝涓嶄細璇翠汉鐨勮瘽锛屾湁鑻﹁翠笉鍑恒傝屼笖鐢变簬浠栦笉鑳借禋閽变簡锛岃繛浜蹭汉涔熷珜寮冧粬銆傝讳簡杩欐牱鐨勪綔鍝侊紝鍙浠ュ姞娣变汉浠瀵硅祫鏈涓讳箟绀句細鐨勮よ瘑銆傝讳簡娴峰嫆鐨勩婄浜屽崄浜屾潯鍐涜勩嬶紝浣夸汉浠鐪嬪埌缇庡浗鍐涢槦鍐呴儴鐨勭嶇嶉粦鏆楃幇璞°傝屼笖浣夸汉浠鏄庣櫧锛屽瀯鏂璧勪骇闃剁骇鏀挎潈瀹為檯鏄涓涓澶╃綏鍦扮綉锛屽帇寰椾汉姘戝枠涓嶈繃姘旀潵銆傞氳繃鐜颁唬娲炬枃瀛﹁繖涓绐楀彛锛屼汉浠鍙浠ョ湅鍒拌タ鏂瑰浗瀹剁ぞ浼氱殑寮婄鍜屼竴閮ㄥ垎浜虹殑绮剧為潰璨屻傝繖灏辨槸瀹冪殑璁よ瘑浠峰硷紱姝ゅ栵紝鐜颁唬娲炬枃瀛︽敞閲嶈壓鏈褰㈠紡锛屽湪琛ㄧ幇鎵嬫硶鏂归潰鍒绘剰姹傛柊銆傛湁浜涙墜娉曞煎緱浜轰滑鍊熼壌銆備緥濡傛剰璇嗘祦銆佽薄寰併佽仈鎯炽佸够鎯炽佸氬眰娆＄粨鏋勭瓑锛屽彧瑕佽繍鐢ㄥ緱鎭板綋锛屽氨鑳藉姞寮轰綔鍝佺殑鑹烘湳琛ㄧ幇鍔涳紝鍙栧緱寰堝ソ鐨勮壓鏈鏁堟灉銆備腑鍥借憲鍚嶄綔瀹剁帇钂欍佽尮蹇楅箖绛夊湪鍒涗綔涓閮藉熼壌浜嗙幇浠ｆ淳鏂囧︽墜娉曘備粬浠鐨勫疄璺佃瘉鏄庯紝杩愮敤鎰忚瘑娴佺瓑鎵嬫硶鑳戒娇浣滃搧鍒寮鐢熼潰锛屽紩浜哄叆鑳溿
瑕佽瘎浠风幇浠ｆ淳鏂囧︼紝灏卞繀椤诲厛浜嗚В瀹冿紝杩涜屼竴鐣璁ょ湡鐮旂┒銆傝繃鍘诲湪寰堥暱涓娈垫椂鏈熷唴锛屽圭幇浠ｆ淳鏂囧︾煡涔嬬敋灏戙傚崄涓灞婁笁涓鍏ㄤ細浠ュ悗锛屼腑鍥芥枃鑹虹晫瑙ｆ斁鎬濇兂锛屾墦鐮翠簡涓浜涙嗘嗭紝瀵硅タ鏂圭幇浠ｆ淳鏂囧﹁繘琛屼簡骞挎硾鐨勪粙缁嶅拰璁ょ湡鐨勭爺绌躲傛ｇ‘璇勪环鐜颁唬娲炬枃瀛︽垚浜嗕竴浠跺崄鍒嗛噸瑕佺殑浜嬫儏銆傛姤鍒婃潅蹇椾篃灏辫繖涓闂棰樿繘琛屼簡鐑鐑堢殑璁ㄨ恒傚圭幇浠ｆ淳浣滃搧涓姘戜富鎬х殑绮惧崕搴斿姞浠ヨ偗瀹氾紝瀵瑰叾涓鐨勮櫄鏃犱富涔夈佹偛瑙備富涔夌瓑娑堟瀬鍥犵礌搴旈噰鍙栨壒鍒ゆ佸害銆傚圭幇浠ｆ淳浣滃搧涓鏂伴栫殑銆佸彈鍒拌昏呮㈣繋鐨勮〃鐜版墜娉曪紝搴斿綋澶ц儐鍊熼壌锛屼互淇冭繘涓鍥界ぞ浼氫富涔夋枃瀛︾殑鍙戝睍銆

㈢ 求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

卡夫卡的《变形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艾略特 《四个四重奏》
《了不起的盖茨比》不错，有拍成电影，莱昂纳多主演

㈣ 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看法急需！！！至少一千字！！谢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㈤ 濡備綍璇勪环涓鍥界幇褰撲唬鏂囧︼紵

涓鍥界幇浠ｆ枃瀛﹀ぇ鑷寸粡鍘嗕簡涓変釜澶х殑鍙戝睍鏃舵湡锛屽嵆涓変釜鍗佸勾銆

1銆佺涓涓鍗佸勾(1917锝1927锛夛紝寮鎷撴湡锛屼竴鑸涔犵О鈥滀簲鍥涒濇椂鏈熺殑鏂囧︺

1917骞村垵鑳￠傘侀檲鐙绉鍦ㄣ婃柊闈掑勾銆嬩笂鍙戣〃鐨勩婃枃瀛︽敼鑹鍒嶈銆嬪拰銆婃枃瀛﹂潻鍛借恒嬶紝鏍囧織鐫鏂囧﹂潻鍛借繍鍔ㄧ殑姝ｅ紡鍏磋捣锛岄殢鍚,閽辩巹鍚屻佸垬鍗婂啘銆佸懆浣滀汉銆侀瞾杩呫佹潕澶ч拪绛変汉绉鏋佸懠搴旀枃瀛﹂潻鍛界殑涓诲紶锛屾帹杩涙枃瀛﹂潻鍛界殑鍙戝睍銆

浠ラ瞾杩呫侀儹娌鑻ョ瓑浜轰负浠ｈ〃鎵鍒涗綔鐨勬柊鏂囧︿綔鍝侊紝鏄剧ず浜嗘枃瀛﹂潻鍛界殑瀹炵哗锛岃〃鏄庝簡鏂版枃瀛︾殑瀹炶川鎬ц繘灞曘

灏忚存柟闈锛屾湁椴佽繀鍒掓椂浠ｇ殑銆婄媯浜烘棩璁般嬪拰鍚庢潵缁撻泦鍦ㄣ婂憪鍠娿嬨併婂椒寰ㄣ嬩腑鐨勮哥瘒灏忚达紝杩樻湁鍙剁粛閽с佹豹鏁鐔欍佸啺蹇冦侀儊杈惧か绛変竴澶ф壒鏂版枃瀛︿綔瀹跺垱浣滀簡鍐呭瑰拰褰㈠紡鍏ㄦ柊鐨勫皬璇淬

璇楁瓕鏂归潰锛屽嚭鐜颁簡鑳￠傘佸垬鍗婂啘銆佹矆灏归粯銆佸垬澶х櫧绛夊ぇ鎵圭櫧璇濇柊璇椾汉锛屼互鐧借瘽鏂拌瘲鍐茬牬浜嗗崈鐧惧勾鏉ユ棫浣撴牸寰嬭瘲鐨勬ｅ畻鍦颁綅锛屽挨鍏舵槸閮娌鑻ョ殑銆婂コ绁炪嬶紝浠ュ叾鍐呭瑰拰鑹烘湳鐨勭壒鏈夋皵鍔垮紑鍒涗簡鑷鐢变綋鐧借瘽鏂拌瘲鐨勪竴浠ｈ瘲椋庛

鏁ｆ枃鏂归潰鐨勬垚灏变綋鐜板湪椴佽繀銆佹潕澶ч拪绛変汉鍒涗綔鐨勫ぇ閲忔枃鑹虹煭璁(鍗抽殢鎰熷綍鍜屾潅鏂囷級鍜屽懆浣滀汉銆佷繛骞充集銆佹湵鑷娓呫佽稿湴灞辩瓑浜哄垱浣滅殑鎶掓儏鍙欎簨鏁ｆ枃(鍗斥滅編鏂団濓級锛岃繕鏈夌灴绉嬬櫧鍒涗綔鐨勩婇タ涔＄邯绋嬨嬪拰銆婅丹閮藉績鍙层嬬瓑閫氳鎶ラ亾锛屽嚭鐜颁簡鎶ュ憡鏂囧︾殑鏈鍒濊悓鑺姐

鎵鏈夎繖浜涘垱浣滃憟鐜板嚭寮鍒涗竴浠ｆ枃椋庣殑宕鏂版皵璞,鍏呮弧浜嗙牬鏃х珛鏂扮殑鈥滀簲鍥涒濇椂浠ｇ簿绁炪1921骞翠互鍚庯紝杩樺嚭鐜颁簡鈥滈棶棰樺皬璇粹濄佲滆韩杈瑰皬璇粹濄佲滀埂鍦熸枃瀛︹濄佲滆涓濇枃浣撯濄佲滆薄寰佹淳鈥濊瘲姝岀瓑涓板瘜澶氬Э鐨勯庢牸娴佹淳銆傝繖浜涚ぞ鍥㈡祦娲剧殑鍑虹幇锛岃〃鏄庝簡鏂版枃瀛︾殑鎴愮啛鍜屽．澶с

鏂囧﹂潻鍛界殑鍘嗗彶鎰忎箟鍜屽眬闄愬交搴曟壒鍒ゃ佸惁瀹氫簡鏁翠釜灏佸缓鍒跺害鍙婂叾鎬濇兂鏂囧寲浣撶郴锛屽嬬粓璐绌夸綋鐜颁簡涓鎬цВ鏀俱佹皯涓讳笌绉戝﹀苟鎺㈢储绀句細瑙ｆ斁閬撹矾鐨勫惎钂欐濇兂涓婚橈紱浠ュ啘姘戙佸钩姘戝姵鍔ㄨ呫佹柊鍨嬬煡璇嗗垎瀛愮瓑浜虹墿褰㈣薄浠ｆ浛浜嗘棫鏂囧︿富浜哄叕甯濈帇灏嗙浉銆佹墠瀛愪匠浜恒

鏂囧﹁傚康鐨勯噸澶у彉鍖栦笌鏂囧﹁瑷銆佹枃浣撳舰寮忕殑闈╂柊瑙ｆ斁锛屽犲畾浜20涓栫邯涓鍥芥枃瀛︾殑鍩烘湰瀹＄編浠峰煎彇鍚戝拰澶氬厓骞跺瓨鐨勬帴鍙楀績鐞嗗熀纭銆

鑷瑙夊湴鍊熼壌銆佸惛鏀跺栧浗鏂囧﹀強鏂囧寲鐨勮惀鍏伙紝褰㈡垚浜嗛潰鍚戜笘鐣岃屽張涓嶈劚绂讳紶缁熺殑寮鏀炬х幇浠ｆ枃瀛︺傞儴鍒嗘柊鏂囧﹀″艰呭瓨鍦ㄥ亸婵鎯呯华锛屽规煇浜涗紶缁熶簨鐗╃己灏戝叿浣撳垎鏋愶紝浠ヨ嚧绠鍗曞惁瀹氥

2銆佺浜屼釜鍗佸勾(1927锝1937锛夛紝涓版敹鏈燂紝閫氬父涔熷彨鈥滃乏鑱斺濇椂鏈熺殑鏂囧︺

琛ㄦ槑鏂囧﹀垱浣滆揪鍒颁簡鏂扮殑鎬濇兂娣卞害銆

鑼呯浘杩欎竴鏃舵湡鐨勭幇瀹炰富涔変唬琛ㄤ綔銆婂瓙澶溿嬨併婃灄瀹堕摵瀛愩嬨併婂啘鏉戜笁閮ㄦ洸銆嬬瓑锛岃繕鏈夎拫鍏夎丹銆佹椽娣便佺敯姹夈佽嚙鍏嬪躲佷竵鐜层佸紶澶╃考銆佸彾绱銆佹椽鐏佃彶浠ュ強鈥滃乏鑱斺濅簲鐑堝＋銆佷笢鍖椾綔瀹剁兢銆佷腑鍥借瘲姝屼細绛夌瓑浣滃躲佺兢浣撶殑鍒涗綔锛岄兘鏄剧ず浜嗗乏缈兼棤浜ч樁绾ч潻鍛芥枃瀛﹀垱浣滅殑杈夌厡鎴愬氨銆

3銆佺涓変釜鍗佸勾(1937鈥1949锛夛紝杞鎶樻湡锛屽寘鎷浜嗘姉鏃ユ垬浜夊拰瑙ｆ斁鎴樹簤鏃舵湡鐨勬枃瀛︺

鍓嶄竴闃舵垫槸鎶楁垬鍒濇湡鐨勬枃瀛︺傚洿缁曟姉鏃ユ晳浜¤繍鍔锛屽嚭鐜颁簡澶ч噺閫氫織鏄庡揩銆佺煭灏忕簿鎮嶇殑鏂囪壓浣滃搧,濡傝楀ご璇椼佺嫭骞曞墽绛夛紝涔熷嚭鐜颁簡涓浜涘ぇ鍨嬬殑闆嗕綋鍒涗綔銆

鍚庝竴闃舵靛湪瑙ｆ斁鍖猴紝姣涙辰涓滅殑銆婂湪寤跺畨鏂囪壓搴ц皥浼氫笂鐨勮茶瘽銆嬫槑纭浜嗘枃鑹轰负宸ュ啘鍏垫湇鍔＄殑鏂瑰悜锛岃В鍐充簡鏂囪壓澶т紬鍖栫瓑涓绯诲垪鈥滀簲鍥涒濅互鏉ラ噸瑕佺殑鏂囪壓鐞嗚哄拰瀹炶返闂棰橈紝寮杈熶簡鏃犱骇闃剁骇闈╁懡鏂囧︾殑鏂伴樁娈点傚浗缁熷尯寰堝氫綔鍝佸湪鑹烘湳椋庢牸涓婁篃鍔鍔涘悜姘戞棌褰㈠紡鍜屽ぇ浼楀寲鐨勬柟鍚戝彂灞曪紝骞跺彇寰椾簡鍙鍠滅殑鎴愮哗銆

鎵╁睍璧勬枡

涓鍥界幇浠ｆ枃瀛︾殑鎬濇兂鍐呭

绗涓涓鍗佸勾锛1917锛1927锛夛細姘戜富鎰忚瘑銆佺戝︾簿绁炪佺ぞ浼氫富涔夋濇兂銆

绗浜屼釜鍗佸勾锛1927锛1937锛夛細闃剁骇瑙ｆ斁鎰忚瘑锛屽乏缈奸潻鍛芥枃瀛︾殑绀句細涓讳箟鎰忚瘑锛屾皯涓讳富涔夈佽嚜鐢变富涔変汉鏂囦富涔夋枃瀛︽剰璇嗗苟瀛樸

绗涓変釜鍗佸勾锛1937锛1949锛夛細姘戞棌瑙ｆ斁鎰忚瘑鍜屼汉姘戣В鏀炬剰璇嗭紝澶氬湴鍩熴佸氬厓鍖栥佸ぇ浼楀寲鐨勬枃瀛︺

鍒涗綔鏂规硶

鐜板疄涓讳箟銆佹氮婕涓讳箟銆佺幇浠ｄ富涔夈傜幇瀹炰富涔変负涓绘疆銆

浠ｈ〃浣滃

椴佽繀銆佹矆浠庢枃銆侀儹娌鑻ャ佽寘鐩俱佸反閲戙佽佽垗銆佹浌绂恒佸紶鐖辩幉銆佸緪蹇楁懇銆侀椈涓澶氥佷竵鐜层佽档鏍戠悊銆佹埓鏈涜垝銆佽惂绾銆佽壘鑺溿侀挶閽熶功銆佽壘闈掋佽矾缈庛佺﹩鏃︾瓑銆

涓昏佷綔鍝

椴佽繀鐨勫皬璇淬婂憪鍠娿嬨併婂椒寰ㄣ嬨併婃晠浜嬫柊缂栥嬶紝鏁ｆ枃璇椼婇噹鑽夈嬨

閮娌鑻ョ殑銆婂コ绁炪嬨併婂眻鍘熴嬶紱鑼呯浘鐨勩婂瓙澶溿嬨併婃灄瀹堕摵瀛愩嬨

寰愬織鎽┿侀椈涓澶氱殑璇楁瓕锛涙矆浠庢枃鐨勩婅竟鍩庛嬨併婃煆瀛愩嬶紱宸撮噾鐨勩婂躲佹槬銆佺嬨嬨併婂瘨澶溿嬶紱鑰佽垗鐨勩婇獑椹肩ゥ瀛愩嬨併婂洓涓栧悓鍫傘嬶紱鏇圭虹殑銆婂師閲庛嬨併婇浄闆ㄣ嬶紱璧垫爲鐞嗙殑灏忚达紱鑹鹃潚銆佺﹩鏃︾殑璇楁瓕锛涘紶鐖辩幉鐨勫皬璇寸瓑銆

鍙傝冭祫鏂欙細鐧惧害鐧剧-涓鍥界幇浠ｆ枃瀛

㈥ 谈谈你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

现代主义是由许多具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派别汇成的一股文艺思潮（包括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等等）。
这种流派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和地域因素：现代工业的兴起，涌现出一批中产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孤僻，社会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用人类发明的枪支弹药屠杀自己的同类，西方的什么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的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西方的文明被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现代主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
现代主义的派别很多，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意识流，黑色幽默，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体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主要作家有：托.马尔斯曼，卡夫卡，萨特，加谬，贝克特，马尔克斯等等。
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有着复杂的倾向。许多作家对丑和恶采取愤怒的态度表现在作品里。他们认为，个人无法改变世界，因此在作品里表现出颓废或玩世不恭的倾向，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这些作家倾心表现荒谬、混乱、猥琐、邪恶、丑陋等意识，使作品中的场景总有梦魇的特征。他们的理由是表现“诚实的意识”。表现“诚实的意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他们肯定美好的东西的存在，但他们又不愿意用那种虽然极为善良却是非常简单的眼光来认识这个世界，社会的不完美和恶势力的存在，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如果还用一种正直善良的眼光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善美，即使不是有意的，至少是无力把握现实的结果，有什么真实可言呢！所以现代主义强调“从着魔状态下清醒过来”，是“天真状态的结束。”
在真善美的观念上，现代主义与传统的柏拉图美学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别。柏拉图认为：真和善都是美的；但在现代主义眼里，真善美并不是必然统一的整体，美和善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丑和恶都是与美和善相反的，但可以是真的。问题在于用怎样的态度观察这个世界和人，怎样估计“真”的原则对文学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具有意义。从方法论上看，现代主义作家注重人的自身认识，“认识你自己”。哈姆雷特说过：“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
在形式上，正如索尔.贝娄所说：“奇特的脚穿奇特的鞋”。所以说，现代主义在形式上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式，与传统的文学比较，它的特点是故意打破时空顺序，大量运用梦境，心理时间，黑色幽默及魔幻、意象、象征和意识流等手法去表现生活和人的性格。他们认为，作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再也无法深刻地表现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人的个性从集体意识中解放出来，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把人的个性和复杂的心理体验表现出来，传统的白描手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显得苍白无力也无法刻画现代人的复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