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小说

① 孙犁的现代性

孙犁 1913年4月生，2002年7月逝世，现代作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平安人。1933年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到北平流浪，为了谋生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职员。 l936年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白洋淀一带人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38年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顾问，中国文联名誉委员、原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职。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

著作书目：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
《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
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
《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
《耕堂散文》1982，花城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
《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犁，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河北省安平县人。1913年4月6日生。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1977年以后，作者主要写作散文和评论，也有少量小说，陆续结集者有《晚华集》（1979）、《秀露集》《澹定集》《耕堂杂录》（均1981）、《尺泽集》（1982）等。1982年，作者又将从事文学事业以来所能收集到的绝大部分作品，辑成《孙犁文集》5册（内分7卷）。

（《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文学》第二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③ 什么是小说的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1，马克思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
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经常用“现代”这个词语来“表示资产阶级的兴起、经济的成长、资本主义的确立、他们政治上的表达以及后来——但不是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批判”。列斐伏尔的这句话包含两个领域的话题：政治、经济。这两个领域关系密切，但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阐述。列斐伏尔接着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这两段画主要讲述的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如何抽象出了形式上的普遍利益，个人（私人生活）也被抽象为个人利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对国家、个人进行抽象的资产阶级时代是分离、分裂和两重性的。（8页对这三个词语的表述是“分离、分化和多重两分”，是一个意思，“革命性的实践起步于跨越鸿沟：私人与公共、专门与普遍、自然与人……”，这一句话应该是对“两重性”的具体表述）列斐伏尔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具体讲述了马克思观察到的被称为现代性的一些分离的状况：私人生活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表面的理性统一的背后是普遍的“非现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才能改变这些分离状况，重建真正的统一。(马克思的现代性具有更多的政治内涵，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则有很强的体验性，他试图将短暂、瞬间性纳入对现代性的解释当中。他在永恒和变动的两重性中注意抓住变动的一方，（永恒只是他的起点），因此他把现代等同于时尚，认为从短暂的、变动的意象中把握住的东西，与永恒之间存在神秘联系。换句话说，波德莱尔的理想是在现代资产阶级世界内部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的世界，即所谓“世界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追求的是时尚，他通过对时尚的把握来创造一个华丽的高级世界。也由此，波德莱尔没有马克思的那种追求自然的统一性的的倾向，他理解的自然是一个丛林的自然，是“咬啮和杀戮”产生的地方，人工技巧才是他的追求。
1848年革命使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从哲学角度理解资产阶级世界（现代）的局限性，他开始采用“实证”的方式，更多地关注历史与经济。但是他对通过革命性的时间推翻资产阶级世界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的信念并没有变化。
1848年革命却使波德莱尔产生的变化。他“在身负革命和失败的创伤、满心厌恶资产阶级和斥责资产阶级世界的情况下，承认了革命性实践的失败，他挪用起两重性和分离性来，他与它们妥协了，他拒绝那样接受它们了，它们已不足以让他满意了，他极其厌烦它们，他深究它们，以便发掘出代替已失败了的真正变革的观念化变革的根源”。这里的它们应该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波德莱尔的妥协是指“接受资产阶级社会为‘世界’”，这一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这一概念羽翼渐丰，开始飞翔。波德莱尔接受了现代性所暗含的自我与真实、珍视与理念或可能之间的裂隙、分化，并试图用诗性语言构筑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并以此抵抗、解决前述分化、二重性。词语在这里成了唯一的有效的武器，波德莱尔通过词语完成对资产阶级世界的蔑视、嘲弄。但是这种词语的“炼金术”仍然臣服于既定的环境，审美是出于环境之中的，虽然它的目的是展示和改变世界，但是词语本身却必将陷入孤独。
19世纪是资产阶级上升和进步的黄金时期，1905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宣告了世界正在转型，而沉浸在19世纪的好日子中的资产阶级连同它的哲学还没有反应过来。列斐伏尔说：“1905，一个突变。”它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发明急剧增殖并穿透了日常生活；“非连续性相伴涌来”，构成了对19世纪诸多领域的连续性的观念的冲击。（这一部分有几句话很费解。第9页下面，“每个试图安置知识和行动、社会政治生活后果的人将失去他们的立足之基。这是迟早的事。”和“还是此时，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集体组织的时代虽无绝对的突破，但已开始显露峥嵘；个人要为捍卫自己而竭力斗争，争得有效的桥头堡：相关的、想象性的艺术”）

在新的时代，专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络全书派过时了”；结构、非连续性等概念被广泛应用，“讲综合”成了“老一套”。在变化的变现中（实际上应该是对变化的理解过程中），“变异、突变的性质差异概念”深深影响了不同的图式。所有这些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概念已经嵌入了现代性之中。

接着，列斐伏尔把非连续性这一“新生事物”（在这里他表述为“抽象的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抽象力量”）带入对具体生活境遇的感知当中。他举了信号、图像、电光照明的例子，说明由于非连续性的力量（包括具体的技术？），我们的物理感知已经无法分辨出抽象和赶出了，“‘真实’失去了它陈旧而熟悉的特征，成了胶合拼板玩具的拼片”，“它也变得更具体更不真实了”。这一段话的意思可能是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模糊了具体/表象与本质的绝对鸿沟，使人置入一个无法获得象征意义或本质性理解的境遇。列斐伏尔认为，非连续性的信号、物、声响已经支配了人的感觉，象征及其附着的文化、意义在信号的压迫下急剧贬值。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把握这些非连续性的信号，试图在非连续性的现实当中创造出一个自由的世界（这也可能是艺术家们的异想天开）。另外一些艺术家感受到真实世界中的“它性”（非连续、断裂、无本质、无意义、异己感），试图重新找回“久远年代的象征”来代替异化的现实。

在描述了汹涌而来的非连续性和变化之后，列斐伏尔总结说，“现代性诞生于这些重大的变化、诞生于这个明显的但仍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在这个新显露出的现代性核心中，存在着解构和自我解构的内在矛盾和原则”。

④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特征是什么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⑤ 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是什么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女性文学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她和“五四”新文学同时诞生并共同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涌现出五、六代女作家和丰富的创作实绩。
如果说现代性是新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那么女性文学是不是现代性的新文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避得太久。而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起点。自从女性文学这个命名出现以来至今仍然自说自话的女性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必须从界定和梳理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入手。

⑥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以呐喊彷徨为例

,幸福就是另人感到高兴或欢乐事情或境遇.在人们的眼中,每一件事情都能让你感到幸福,有的人认为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是幸福,有的人认为在寒冷中获得一声祝福是一种祝福,有的人认为赚到一份靠自己努力来的钱是一种幸福.而在我眼里,倾听别人和想别人诉说则是一种幸福.
记得那是一个刮着风的下午,我因为考试考砸了而怕回家后会遭到骂,便慢吞吞地垂头丧气地向家里走去,途中,遇到了昔日的一位好友,他见我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便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我勉强笑着说：“唉,考试考不好,回家怕被爸爸妈妈骂.”他拉着我的手,我们坐在路旁的小椅子上,他本来安慰我几句,可是我一坐下,就对他说起了考试考不好这件事,在我说话的时候,他没能插上一句话,他也一句话都没说当他,当我向他诉说完后觉得我们轻松了许多,而他也只在最后安慰了我一句：“别担心,勇敢去面对吧!”我听了这一句话,仿佛感觉我们身体里充满了热量,仿佛在我们要摔下山崖那一刻,有人伸出热情的援助

⑦ 余华的小说具有现代性吗 中国当代小说哪些具有现代性呢

余华小说不完全是写现代的，很多是文革期间或文革后的事。《北方城郭》很不错，写改革开放以后的县城官场，比较深刻

⑧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⑨ 以鲁迅小说为例 论述中学语文教学如何体现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故乡为例，在故乡中闰土的变化当中就能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