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小说论文
A. 急求一篇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论文3000字＋ 最好
社会主义或是现代主义的
这个我懂得，知道是
B. 现代派文学的文学流派
重农派(Agrarians) 迷惘的一代(TheLostGeneration)
黑山派诗歌(BIackMountainPoems)
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
黑色幽默(Blackhumor) 重农派（Agrarians)
美国现代南方作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团体，又称“逃亡者派”。1915年，一些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镇范德比尔特大学有关的文化人常常聚会讨论文学及哲学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会曾一度中断，1919年重又恢复。范德比尔特大学教师、诗人约翰·克罗·兰塞姆成为这一活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如诗人罗伯特·潘·华伦、阿伦·泰特、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小说家安德鲁·纳尔逊·莱特尔、诗人莫里尔·莫尔等。1922至1925年，他们出版了有影响的小型文艺杂志《逃亡者》，它所发表的重要的文章后来收组成为《逃亡者文选》（1928）。“逃亡者派”一词即由此而来。
“逃亡者”们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成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一文中坚力量。1930年，以“逃亡者派”为主体的12个南方作家，其中有兰塞姆、华伦、泰特以及诗人约翰·弗莱彻、剧作家斯塔克·扬格等人，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出版。这部被看作“重农派”宣言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是以南方农业社会为尺度来评价、批判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此后，阿伦·泰特等人编辑出版了“重农派”的第二部论文集《谁占有美国?》（1936）。
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对南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兰塞姆、戴维森、泰特、华伦等人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莱特尔以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的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时形成了一股很有声势的文化潮流，以致有“重农运动”之称。1935年，华伦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 ，1939年兰塞姆创办了《肯庸评论》，这些杂志便成为“重农派”作家重要的活动阵地。美国现代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就是围绕着这些刊物形成的。“新批评派”中的不少成员也都是“重农派”的核心人物。
迷惘的一代（TheLostGenera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悯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骗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当时对待战争的态度，象其他反战作家一样，只限于厌恶、逃避与诅咒。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
黑山派诗歌（BIackMountainPoems）
美国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20世纪5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黑山学院任教的查·奥尔逊、罗·邓肯、罗·克里利等人创办《黑山评论》杂志，提倡与40年代流行的传统格律体相反的“放射体”诗歌，逐步形成一个流派。奥尔逊的《放射体诗歌》（1950）一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奥尔逊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一个意念必须直接导向另一个意念，提倡快速写作。黑山派诗人还倡导诗歌朗诵。他们强调诗歌的自发性和口语化，采用美国口语和埋语，反对艾略特等人精雕细刻、广征博引的学院派诗风。50年代后期他们与垮掉派诗人合流，引起较大的反响。
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合写侦探故事未成，却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和《吸毒者》（1953）。霍尔姆斯从中受到启发，在小说《走吧》（1952）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又在《纽约时报》上鼓吹垮掉派文学，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成为“垮掉的一代”理论家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
1955年夏天，“垮掉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自此之后垮掉派文学作品开始流行。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荒原》”的长诗《嚎叫》。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达“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与自暴自弃，斥责“莫洛克”神统治下的军事化、商业化的社会。1956年，他的诗集出版，轰动全国。1957年，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出版，它描写垮掉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为之神往，奉为“生活教科书”。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常青评论》、《黑山评论》等杂志连续出版专号，加以推荐。诺曼·梅勒的被称为美国存在主义宣言的《白种黑人》（1957），以及1960年他在波士顿审讯中为巴罗斯小说所做的辩护，则从理论上论证了“垮掉文学”的意义。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纷纷接受“垮掉”生活方式，从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直至参掸念佛和“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一时成为风气。
“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霍尔姆斯和梅勒借用欧洲存在主义观念，宣扬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把握自我。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在“垮掉文人”中被广泛奉行。由上述艺术观点支配的“垮掉文学”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而且掺杂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大量“垮掉诗”因具有大众化和反象征主义倾向，长期在青年中流传。在小说方面，凯鲁亚克的一组用自发表现法写成的“路上小说”，除了《在路上》之外，还有《地下人》（1958）、《达摩流浪汉》（1958）、《特莉斯苔萨》（1959）、《孤独天使》（1959）等。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思历险记》所开创的美国文学中写流浪生活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为当代其他小说家所仿效的模式，主人公为逃脱污浊的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毫不隐讳地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受，作自我剖析，这种“个人新闻体”手法在印年代得到较大的发展。
巴罗斯对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写在“垮掉”作家中首屈一指。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用“剪裁法”拼凑和改变小说的结构。他的代表作《裸露的午餐》（1959），由于反映了“真正地狱般的”地下生活，引起了一场诉讼和谐争。以后的作品如《诺瓦快车》（1964）、《柔软机器》（1966）和《爆炸的火车票》（1967），也采用了真实与梦属相混合的手法，全面、冷酷地表现作者厌恶社会的冷酷的幽默感，后来有人因此把巴罗斯列入“黑色幽默”小说家行列。
黑色幽默（Blackhumor)
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1965年3月，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12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它在美国文学中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
“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因此，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有些“黑色幽默”小说则嘲笑人类的精神危机，如巴斯的《烟草经纪人》和珀迪的《凯柏特·赖特开始了》。
“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不是作家们凭主观意志所能创造的，它们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C. 西方现代派有哪些小说
17世纪的最后10多年，是法国文学古典主义的衰落时期，也是路易十四王朝盛极而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比较突出的文学作品有：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表面上是道德说教，实质上是社会批评；费讷隆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用希腊神话为题材，批评路易十四的朝政。这种对现实不满和批评的倾向，预示着18世纪启蒙运动即将来临。以童话作家贝洛为首的反对古典主义厚古薄今的言论,引起当时几个古典主义名作家的激烈反击,形成文学史上有名的“古今之争”，表明当时年轻一代作家的进步倾向，和古典主义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光明世纪 法国文学史称18世纪为“光明世纪”，意思就是启蒙运动的世纪。“启蒙运动”一词见于某些欧洲语言，然而不见于法语。法国的文献典籍中一贯用“光明世纪”，而不用“启蒙运动”。法语中“光明”一词亦可训为“智慧”、“知识”，而此处所谓“光明”是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曙光。法国的“光明世纪”与英国的“启蒙运动”，涵义是相同的。启蒙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前哨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于1789年，可是这场斗争的思想准备早在18世纪初期已经开始。1721年出现的《波斯人信札》,是启蒙运动文学的先声,它的作者孟德斯鸠的启蒙运动思想更系统、更集中地表达在他的专著《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为《法意》）中。
启蒙运动是思想运动。启蒙运动的文学家多数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作品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狄德罗、伏尔泰等人的小说都是“哲理小说”，不但以思想的深度见称，而且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别具一格。卢梭的《爱弥儿》被称为教育小说，也是广义的哲理小说。
18世纪虽然也有克雷比雍等作家摹仿17世纪的悲剧，然而那些作品被文学史家称为“假古典主义”，缺乏独创性。伏尔泰本人也写过一些传统形式的悲剧，在他全部作品中不占重要地位。 代表18世纪法国文学的，是那些直接反映启蒙思潮的作品，例如《波斯人信札》和狄德罗的小说《拉摩的侄儿》（1823）、《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96)，伏尔泰的《哲理小说集》(1748～1759)，以及讽刺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为主要题材并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某些小说和戏剧作品，例如勒萨日的小说《跛足魔鬼》(1707)、《吉尔•布拉斯》(1715～1735)和剧本《杜卡莱先生》(1709)。狄德罗的剧本《私生子》(1757)也属于这一类。18世纪引起广泛注意的剧本是博马舍的三部曲的前两部《塞维勒的理发师》(1775)和《费加罗的婚姻》(1784)。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受读者欢迎的还有普雷沃神甫的小说《曼侬•莱斯戈》。这部描写爱情的小说，也是法国18世纪的一部名著。
启蒙运动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在于揭露和讽刺世俗人情，针砭时弊。他们的文笔简练明晰,深入浅出,饶有风趣。卢梭的艺术特点在着重抒写个人情感。他的代表作《新爱洛绮丝》(1761)和《忏悔录》，都是一代名著，这些作品被认为是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兆。
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网络全书派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法国的网络全书是知识宝库，也是宣传启蒙思想的有力武器。网络全书派宣传唯物主义和重观察、重实验的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王权和教会神权等一切权威与偶像；提倡自由思想与民主精神；重视发展工业生产。文学家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都曾经为网络全书撰写条目。
十九世纪 由于1789年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文学作品的读者大大增加。文学已经不只是朝廷权贵、豪门巨富少数人玩赏的奢侈品，而成为愈来愈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于是作家日益众多，作品也日益丰富。在法国，文学的社会化、普及化，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开始形成的。
1801年夏多布里昂的中篇小说《阿达拉》问世，震动了法国文学界，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始。小说以异域风光作为背景，写一对宗教信仰不同的异族青年的爱情悲剧。早在18世纪末，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发表小说《保尔和薇吉妮》(1787)，也是以海外风光为背景，描写一对少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曾经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热烈欢迎。从圣皮埃尔到夏多布里昂，法国浪漫主义已从孕育达到成熟的阶段。
1802年，夏多布里昂发表中篇小说《勒内》以多愁善感的抒情格调，塑造了所谓“浪漫主义的忧郁”的典型人物形象。大致与此同时，斯塔尔夫人也接连发表她的文学论述《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1800)、《论德国》(1810)和小说《黛尔菲娜》(1802)、《高丽娜》（1807）等。《论德国》着重介绍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上述两作家都是浪漫主义的倡导者。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富于抒情诗的节奏，对浪漫主义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早期浪漫主义是指1830年以前的浪漫主义文学，当时最吸引读者的是抒情诗。拉马丁在1820年发表的《沉思集》，也曾经风靡一时。1823年这位诗人发表《新沉思集》,1830年发表《诗与宗教的和谐集》,都是风靡一时的作品。此外，还有雨果早年的诗集《颂诗与长歌》（1826）、《东方吟》（1829），维尼的《古今诗稿》(1826)、《命运集》（1864）等，也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收获。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件大事。这部剧本并未演出，重要的是它的序言。作者从美学观点论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例如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等等。1830年以后,浪漫主义有新的发展，人们称之为后期浪漫主义。后期浪漫主义的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表作品有雨果的诗集《惩罚集》（1853）、《观照集》（1852）和《凶年集》（1872）以及小说《悲惨世界》（1862），乔治•桑的作品有乌托邦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康素埃洛》（1842～1843），欧仁•苏的小说《巴黎之神秘》（旧译《巴黎的秘密》）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上的种种矛盾。
浪漫主义是19世纪法国文学重要流派，后来产生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都导源于浪漫主义。但是19世纪法国文学杰出的成就却是现实主义。从时间上说，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和后期浪漫主义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巴尔扎克总称《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陆续发表于1830至1848年之间，和后期浪漫主义的许多重要作品同时出现。后期浪漫主义之所以有积极的倾向，原因之一在于它本身开始产生了现实主义因素。 巴尔扎克纪念像 法国洛罗•吉罗东出版社提供
巴尔扎克以外，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红与黑》(1830)的作者斯丹达尔和《包法利夫人》(1857)的作者福楼拜。人们也常常把梅里美列为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的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并不具体结合社会生活的客观实际。
巴尔扎克能透过社会现象，暴露人与人之间的深刻关系，也就是金钱的关系。因此《人间喜剧》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
浪漫主义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主要有雨果的正剧《爱尔那尼》(1830)、《吕伊•布拉斯》（1838），维尼的《夏特东》(1835)，缪塞的别具一格的喜剧，以及大仲马的历史剧等。
福楼拜曾经指出，艺术所追求的只应当是美学上的完满的表现,也就是“美”,艺术可以置一切道德上、政治上的考虑于不顾。这种观点导致以追求形式完美为唯一目标的理论，也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曾经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热烈拥护者的诗人戈蒂耶，1835年发表了小说《模斑小姐》，他在序言中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套理论。戈蒂耶的诗集《珐琅与玉雕》就是这套理论的实践。从此开始诗歌单纯地追求形式完美的趋向，形成称为“帕尔纳斯”（或译为高蹈派）的诗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古代诗篇》（1852）和《蛮族诗集》（1862） 的作者勒孔特•德•李勒， 《锦幡集》（1893）的作者埃雷迪亚， 以及 《在公主的花园里》(1893)的作者萨曼等，他们都是脱离实际，寄身于象牙之塔的诗人。 与帕尔纳斯派诗歌几乎同时，在小说领域内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潮流。文学史上往往把龚古尔兄弟和阿尔丰斯•都德等都列为自然主义小说家，其实他们的创作并不符合自然主义的理论。最主要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左拉。他的代表作是总名为《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1871～1893)的20多部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小酒店》(1877)、《萌芽》(1885)等，中国已有译本。左拉在1866年发表的《小说的定义》中宣称：“科学进入我们这些小说家的领域，现在我们是在分析人们的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这里所谓“科学”是指生物学、医学和遗传学等。自然主义不但分析作为生物现象和生理现象的个别的人，也要分析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但是他们认为决定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因素主要是遗传，也就是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
莫泊桑在法国的文学史上有时被列入现实主义作家行列，有时又被称为自然主义小说家。从他在10年间完成300篇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的实践考察，他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
19世纪法国文学最后一个流派是象征主义诗歌。这种新倾向与帕尔纳斯派有密切关系。象征派的先驱、诗集《恶之华》(1857)的作者波德莱尔，把他的诗集献给帕尔纳斯派诗人戈蒂耶。象征派诗人主要是马拉梅、魏尔兰和兰波。象征派和帕尔纳斯派相同之点在于追求形式的完美，两者的区别在于象征派诗人较多地抒写个人的感觉与情绪，追求音乐的美感；而帕尔纳斯派则相反，强调描写客观现象，追求造型美，诗人自己毫不透露个人情怀。象征派在法国诗歌上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它是现代派诗歌的第一阶段。
19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世纪中，法国发生几次重大政治事件，如1830年和1848年的工人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种斗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在复辟王朝时期有著名平民歌手贝朗瑞，巴黎公社时期有《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诗人克莱芒、小说家瓦莱斯等。
二十世纪 20世纪是帝国主义战争频繁和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时代，这种形势反映在法国文学上，表现为作家辈出，流派纷呈，但是缺少强大的主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都曾经风靡一时，而转眼间已成明日黄花。
象征主义
Le Symbolisme
在法国文学史上,象征主义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
是指象征主义流派，二是指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和它的广
泛深远的影响。
象征主义流派出现于1886年。先是诗人勒内·吉尔
发表了一部《言词研究》，诗人马拉梅为它写了前言。
这部论著试图系统地肯定自从波德莱尔以来在诗歌艺术
上陆续出现的新倾向和新成就。稍后，巴黎有一个原籍
希腊的年轻诗人，笔名让·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
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主张用“象征主义者”这个称
号来称呼当时的前卫诗人。这篇宣言获得广泛热烈的响
应，文学史上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象征主义流派的产生。
象征主义作为新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早在浪漫
主义盛行的时期已经萌芽。浪漫主义诗人奈瓦尔力求以
新的表达方式反映不可捉摸的内心活动，这种努力后来
给象征派诗人以一定的影响。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牧
人之家》,拉马丁的《葡萄架下的住室》,都在一定程度
上运用了后来为象征派诗人所喜爱的艺术手法：暗示多
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出现
以前，实际上已经有象征主义的艺术倾向。《恶之华》
的作者波德莱尔在这方面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因此，法
国文学史上称波德莱尔为象征主义的先驱。象征主义的
另一先驱是《玛尔佗萝之歌》的作者洛特雷亚蒙。至于
马拉梅、兰波和魏尔兰，他们都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大师，
虽然在他们发表作品的时期，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尚未通
用。莫雷亚斯发表宣言时，马拉梅和魏尔兰的主要作品
都早已问世；兰波搁笔已经11年之久。莫雷亚斯并不是
象征主义的倡导人，他不过是象征派的命名者而已。
反对片面地注重描写造型美的帕尔纳斯派，并开辟
新的艺术道路来代替帕尔纳斯派，这就是象征主义之所
以应运而生的历史条件。和帕尔纳斯派不同，象征主义
重新回到以抒写个人感情为重点的老路上。可是它抒写
个人情怀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是大异其趣的。它抒写的不
是日常生活中的浮浅的喜怒哀乐，而是不可捉摸的内心
隐秘；或者如马拉梅所说，表现隐藏在普通事物背后的
“唯一的真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象征主义对于诗
的语言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对于日常用的字和词加以特
殊的、出人意外的安排和组合，使之发生新的含义。象
征主义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
它的诗人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
究竟要说什么，而是要使读者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
使读者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
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
扑朔迷离。象征主义诗歌十分强调音乐的效果，可是诗
句的音乐性不是单纯通过机械的协韵表现出来，而在于
诗句内在的节奏和旋律。散文诗的音乐感并不亚于格律
诗，有时反而胜过格律诗，因此许多象征派诗人的散文
诗都写得有特色。
1886至1891年左右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比较昌盛的
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作品有马拉梅的《诗与散文》
(1893)、拉弗格的遗著《善意之花》(1890)以及昂利·
德·雷尼耶的《插曲》（1888）等。到1891年，象征派
“文学宣言”的作者莫雷亚斯首先宣布脱离象征派，而
提倡一种所谓“罗曼派”的文学，其目的在于恢复希腊
罗马古代文学的传统。接着，许多象征派诗人也纷纷向
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不再遵循共同的象征主义艺术标
准。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从1891年起已经解体。但
是，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和艺术风格，影响却非常深
远。20世纪法国的重要诗人瓦莱里、克洛代尔、亚默甚
至圣琼·佩斯等，都被评论家列为后期象征主义者。比
利时的象征主义诗人有著名的维尔哈伦和梅特林克，后
者主要写作象征主义诗剧。
象征主义的影响既不限于法国，也不限于西方世界，
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坛上，也曾出现戴望舒、李
金发等受过相当浓厚的象征主义诗歌气息熏陶的诗人。
参考书目
Marcel Raymond,De Baudelaire au Surr□alisme，
Paris,1933.
Guy Michaud,Le Messa□e Po□tique Symbolisme,
Paris, 1947.
超现实主义
Le Surr□alisme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兴起的在文艺及其他文化
领域里对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的反叛运动，其影响波
及欧美其他国家。它的内容不仅限于文学，也涉及绘画、
音乐等艺术领域。它提出了创作源泉、创作方法、创作
目的等问题，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存
条件等社会问题。超现实主义者自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
“精神革命”。
运动是由一群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青年发
起的，他们目睹战争的荒谬与破坏，对以理性为核心的
传统的理想、文化、道德产生怀疑。旧的信念失去了魅
力，需要有一种新的理想来代替。超现实主义就是他们
在探索道路上的尝试。
青年诗人、医生勃勒东，战争期间曾在精神病院服
役，接触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后来又受到与传
统决裂的同时代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影响，便设想将对潜
意识的探索运用到诗歌艺术中去。他在1919年与阿拉贡、
苏波等组成小组，创办《文学》杂志，并与查拉的达达
运动汇合。他们在“尽力表现违反常理的原则”指导下
活动。勃勒东与苏波合作，以“自动写作法”创作了诗
集《磁场》(1920)；代斯诺斯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吟诵
了诗句；厄内斯特用粘贴方法组成画幅。他们经常在咖
啡馆交换各自在探索潜意识活动中的经验，进行集体创
作，开展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人物巴雷斯的审判等。由
于勃勒东的小组与达达运动缺乏明确的统一的目标，终
于导致分裂。1924年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
成立超现实主义小组,发行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与
达达运动者分道扬镳，从此超现实主义运动进入高潮。
超现实主义作家勃勒东(左)、艾吕雅(中)和勒内·夏
《超现实主义宣言》否定了现实主义与传统的小说，
明确提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定义。它指出超现实主义敌视
一切道德传统,认为它是平庸、仇恨的根源,而小说之所
以成为文学的宠儿，是因为它适应了读者要求合乎逻辑
地反映生活的追求。超现实主义正是要打破这一切，追
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力图通过这种反应，以口头的、
书面的或其他任何形式表达思维的实际功能。它不受理
智的任何监督,不考虑任何美学上或道德方面的后果,将
这思维记录下来”。为了达到纯精神的自动反应，他们
强调潜意识，强调梦幻，提倡写“事物的巧合”。他们
认为清醒的、理智的、符合逻辑的思维活动是已经受到
资本主义文明毒化了的精神，不是纯粹的精神。只有潜
意识、睡眠状态或偶合情况下的思维活动才是还未受到
外界干扰的纯精神。他们提出诗人要听从潜意识的召唤，
要写梦境，写事物的巧合，并提出适应这种要求的创作
方法——自动写作法。超现实主义者根据《超现实主义
宣言》的精神生活和创作。他们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公
共场所寻找、搜集人的思维的原始状态，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创作。1928年勃勒东的小说《娜佳》，集中体现了
超现实主义者这一阶段的活动以及作者对“事物的巧合”
的运用。
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精神解放
可以单独进行，还是必须首先消灭资产阶级物质生活条
件？” 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 运动内部开始分裂。
《超现实主义革命》主编皮埃尔·纳维尔主张首先要投
身革命，运动要为革命服务。勃勒东则认为运动本身包
含革命，运动要保持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
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监督。于是运动产生分化，1928年纳
维尔离开了超现实主义运动。1930年勃勒东又发表《超
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了运动的原则：反抗的绝对
性、不顺从的彻底性和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此后运动
进入新阶段。
30年代国际形势急剧发展，随着法西斯力量的抬头，
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形势迫使超现实主义者在斗争面前
作出抉择，原有的裂痕扩大了。阿拉贡、艾吕雅先后离
开超现实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佩雷去西班牙参加战
斗，克勒韦尔自杀。运动开创时期的骨干相继离去，几
乎只剩下勃勒东一人还在坚持运动的宗旨。运动处于低
潮，但它并没有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勃勒东在美国
和马塞尔·杜尚一起开展超现实主义的宣传活动。1946
年他回到法国后，继续创办杂志，多次举办国际超现实
主义作品展览，发表广播讲话，进行创作。超现实主义
后期活动虽然没有20年代那样的声势，但影响波及欧洲
其他国家和北美、中美、南美地区，吸引了一批青年作
家和画家，参加超现实主义国际展览的达14国之多。
超现实主义为现代派文学开创了道路。超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作为
一种文艺思潮，作为一种美学观点，其影响却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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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
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
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
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
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
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
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
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
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
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
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
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
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
使他痛苦异常。
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
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
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
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
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
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
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
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
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
《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
《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
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
《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
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
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
《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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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求一篇20世纪西方文学（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论文3000字＋，作品赏析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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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推荐几本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有代表性的全面写爱情悲剧的小说。写论文用
《平凡的世界》！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更伟大了！
第一部写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读书，他贫困，自尊；学习和劳动都好，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被侯玉英发现并当众说破后，两人不好继续保持互相爱怜的关系，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高中毕业，回乡生产。但他并没有消沉， 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与勤劳善良的秀莲相亲并结了婚，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加强自己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头脑灵活的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 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致残，润叶受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开始幸福生活。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写1982年孙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 名优秀工人。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 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迎接他的又将是怎样的生活呢？……
I. 有关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论文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J. 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哪方面的内容好写
现代文学方面，个人觉得最现实的最好，最具有讨论性的我个人认为，城市间的人均工资对比比较好，因为人均工资带表了现代人工作和社会间平等的差异，取材很好找，因为你身边很多人都在工作，包括你的亲人朋友，只要问出工作的性质种类和工资的差异就可以写，取材好后在看看别人的论题，方式，然后你在进行对补.当然，如果你的论题已经确定了，那你就按你的论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