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交税小说

Ⅰ 古代做生意需要交税吗

从古至今，每个政权的收入来源都离不开税收两个字。特别是我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重农抑商的风气占了大数，而压制剥削商贾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经商之人的税收。封建时期主要的商业都被国家控制着，有时收税不收钱，收人民生产劳动所得之物。古代很多时候做生意的商贾是没有地位的，“老大嫁做商人妇“，商人在很多时候地位是不如士大夫的，甚至连过气的歌女也不太愿意嫁。

宋朝通过发展商业，在商人的带动下，营造了封建王朝收入最鼎盛的时期，其顶峰收入是后期明朝财政收入的40倍，到了清朝咸丰年间，国家的收入甚至还未达到600年的北宋时期，可此时华夏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是北宋的两三倍。

Ⅱ 古代的官员交税吗重赏50分恳求给予详细答复！

自古做官的薪傣（工资）都不用交税。除非是薪傣（工资）以外，做其他盈利性质的项目，比如从事田地、经商、运输等经营就要交税。

“编户齐民”
①被西汉政府正式编入户藉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
②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

编户齐民对封建国家的义务（农民的主要负担）：
①田租：十五税一；
②人头税：A．算赋：120钱；B．口赋：20钱；
③徭役：每年一个月，不去则交更赋代役；
④兵役：一生服役2年。
评价：汉初的赋税制度，对农民的剥削较轻，但随着汉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侈腐化。国家、地主和官吏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汉末，终于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是剥削压迫农民的制度。

唐代租庸调制
引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隋文帝亦承袭北朝的均田制.隋末大动乱后,唐初亦面对社会经济萧条,地广人稀的问题,唐高祖亦颁布均田令,并在这个基础上(均田制)推行「租庸调」赋税制度.可说是田制和税制的配合.
均田基本内容:
80亩是口分田,20亩是永业田.永业田可传给后代,口分田要归还政府.
甲:租庸调的内容
可谓租,庸,调
租——即田租.
庸——即力役.
调——即土产.
此制可说是以人为本的税制,是人头税的一种.但也包括力役.是一条龙式的赋役制度.
唐初除了租庸调之外,还有两项附加税,「地税」和「户税」.
地税:每亩交税二升,本意是为了预备作义仓储粮之用,其后变为正式税收.户税:是按每户人家的财产分为九等,按等级不同收税.下下户收五百文,下中户一千文,依次递增五百文,至上上户收四千文.
【乙)租庸调的优点】
1.为民制产:
民有田但不能全有,政府有收入也不能聚财.开创大唐盛世.
2.税收项目分明: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公平和清楚.是先进的赋役制度.
3.轻徭薄赋:
田租初唐仅四十税一,比汉三十税一还轻;力役每年20日,比汉每年一个月少.可说是我国史上最轻的税率.
国家富裕而税率低,唐政府明白藏富於民才是富强的道理.
4.促进经济恢复:(均田和租庸调的配合)
均田制成功之处
1.增加大量耕地,2.防止土地兼并+再配合完善的租庸调制收取赋役.=使民间经济和政府财制得以复苏.

两税法
【租庸调后期破坏的原因(即「两税法的推行的背景」)】
1.人口增加,加上土地已大量开发,有不够分的情况.
反映了租庸调受时间的限制,不能永恒.
2.土地兼并严重
皇族也兼并百姓土地,永业田和口分田也包括在内.
人民无法交税,成为逃户.
结果:贫富悬殊,政府收入大减.全国财富控制在小部份人手中.
3.社会动乱,户籍散失
战乱+逃户+土地兼并+官员徇私篡改,使户藉遗失和变得不准确.
没有户藉,租庸调形同虚设!
4.安史之乱爆发是租庸调彻底败坏的关键..
藩镇有独立财权,不理中央.
唐室增加赋税(租庸调以外),以助平乱.
战乱使均田制完全败坏,没有均田,又何来租庸调
5.运输不便
在太平日子,以实物交税,已有不便!唐中业后兵祸连年,根本不能运送税品.租庸调制名存实亡.
在以上种种原因下,一种简易,轻便的税制应运而生.就是两税法.
唐德宗在公元780年,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取代租庸调.
两税法内容:
1.收税额原则:
量出为入.徵税的数目,是由中央及地方官员预先计算每年所需的开支,然后向人民摊派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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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税对象:
有田产,有财产的人.按田亩的数量徵收「地税」;
按每户人家财产数量徵收「户税」;
向商人的买卖盈利徵收商税.
不是以人头为计,是以财产定税!
内容:
地税是按亩数徵收米麦;户税按「钱」为单位计算,徵收时可缴交钱或等价的「实物」.
收税时间:分夏秋两季缴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故称两税制.
杨炎只为方便政府收税,并无为农民设想.但此法实行后,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两税法优点
1.政府收税简便
只向有土地,有财产,有收入的人徵税,施行比较容易.
在租庸调制度下,官员,地主及地主庇荫的《客户》都不纳赋税.但两税法下,这些人都纳入税网.
只要有财产,就一定要立税.
2. 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
两税法规定赋税以货币为主,无形中增加了货币的使用.
而两税制税额之制订,乃量出为入,合乎现在财政学上「量出制入」的原则,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
人民有较大的迁自由.
无论百姓迁往何处,也可收税.使人民的流动自由大增,加强地方交流和促进经济发展.
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
两税法的缺点
1.意味著政府不再向人民授田,不再为民制产.民间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鼓励兼并,加速贫富悬殊.
2.令各地税率不再一致了.例如甲乙两乡本来各有十户,各摊派了定额的税,但甲乡五户逃到乙乡,甲乡五户便要承担本来十户的赋税,而乙乡由十五户来承担本来十户的赋税.
3.两税规定以钱为主要交税单位,令物价浮动不定,商人又可以控制物价,令农民要付出多倍的农作物,才足以缴交赋税.
4. 官员没有更新资料,当某户贫富变更后,户的等级已变,但税额却不变,这税制便变得不公平了.
)后来政府财用不足时,又在两税制之外向人民要钱,要人,加倍徵收,有法等於无法,人民苦不堪言.
【庚) 租庸调与两税法比较】
)标准:租庸调以人丁为标准,不问其实际拥有的田亩;两税法以财产,田亩的多寡.
)税额:租庸调规定的税额固定不变;两税法的税额依政府的需要而定,经常变动.
)项目:租庸调项目分明,但有点烦琐;两税法合并为户税,地税,手续简使.
)期限:租庸调每年纳税一次;两税法每年纳税两次.
)计算:租庸调徵收实物;两税法依钱而折算.

方田均税是亩田制的一项内容

其具体做法是，每年9月开始，由官家派人四出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面积约当41顷66亩160方步为一方田。方田四角，立土峰以为志。然后参酌土壤色泽、厚薄和肥瘠划为五等，分等确定税负。到第二年3月，将丈量结果和所定税负张榜示众，如无异论即付之实施。从以上的具体做法可以看出，方田均税实际上是一种整理、核实计税依据的地籍制度，它为我国后代进行土地清丈开创了先例。
方田均税法自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实施以后，在防止豪强地主漏税，增加国家收入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是，由于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官僚的反对。元丰八年，皇帝下令停止方田。后来又屡行屡辍，时断时续，最终于宣和二年

一条鞭法”是明朝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简言之，就是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归并为一，并规定不得再征收其它费用。明史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微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一条鞭法”的要点，一是将计税基础由按丁、按亩的两税法，统一为按亩折算缴纳，二是将田赋、摇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改实物、劳役的征收方式为合并征收银两，从而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

清朝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它将人丁税并入土地税，将税与农民负担能力直接挂钩，比以前更为公平。实行地丁合一，取消了丁口编审，也使农民的人身束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是我国农业税的一次重大改革。

Ⅲ 在起点写小说获利后交税是怎么交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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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古代纳税

各朝不一样。
明朝的税能收上80%就不错了，皇帝也没什么办法，明朝中后期皇帝的费用受到内阁的严格限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清就不同了，建国前派军队抢，建国后农民欠税最重会被凌迟处死，秀才欠了一文税就被夺去功名，因此民间流传“秀才不值一文”的说法。

崇祯时期的赋税同满清初期对比

按照郝晋说的情况，当时加派辽饷九百万，剿饷停罢可不算，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事实上练饷也只征收了五年就停止了]，则额外多加了一千六百多万。这笔额外征收的赋税，真的很多么？是否真能当得起横征暴敛的评价？

不妨看一在正常时期的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万历初期的“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林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商业税收是340万两[万历时期商业税收最多的时候是480万两，由此大概可以估计出，明朝政府如果不附加额外的税收那财政收入总计大概在2500万两到三千万两之间浮动，崇祯时期应当相差不远。
而额外征收的辽饷加练饷就有1600万，已经在原本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看来这额外加的税收确实是很多了。但如果就这样来看问题，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问题的关键是明朝政府原本的税收就相当的低！正如我们在文章以前的部分曾经引用过的陈支平的话“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

可以说明朝政府原本征收的赋税就过低，这才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难以为继，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困境中。这就是在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大规模增加赋税的背景。如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关于明代税率高低以及各种摊牌的具体分析,见后文,这里待补,以何种方式插入尚需思考]

即便我们把明朝的粮食赋税乘以三倍，那也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完全在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对明朝政府来说，可以增加的赋税，即便仅仅是粮食税收就至少可以有四千万两白银多。而崇祯时期额外增加的赋税即便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2000万两不到，而大部分的时间仅仅只有一个九百万两的辽饷，把这样的一个税收当成是横征暴敛，甚至说成是百姓无法忍受，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大原因，只能是笑话之谈！

其实即便是稍微动动脑子就能做出一个判断，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如果这样的赋税算重的话，那就真是见鬼了！无论和同时期的西方比，还是和日本比，明朝时期的赋税尤其是崇祯时期的赋税和所谓横征暴敛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不放再把崇祯时期和满清建立初期做个对比。
满清入关的时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顺治元年七月，在人类历史上也可以排到前三名的民族屠杀的刽子手多尔衮下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是冠冕堂皇，漂亮至极。但是实际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9省额外钱粮250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1／3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
这里说练饷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没算进去，但其实是应该算进去的，否则的话，崇祯也只不过是一度加征而已。关于加征剿饷的情况，顾??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此外清朝还多了一个名目，就是沿海迁界把“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的濒海几十里的沿海地区全部扫荡成白地，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光是这些地区被扫荡成白地后，本身的赋税也被转嫁到其他地区，仅仅福建广东两省农业赋税加起来每年就在五十万两以上，如果把所有商业赋税（其中盐税是重头）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损失的税收加起来，恐怕两百万的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此外满清通过抢劫掠夺这种方式隐性方式收取的军饷更是难以衡量，根据《中国农学史》

“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p85]

“满州贵族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到处劫掠烧杀，破坏生产，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又大量圈占土地共达168-527顷，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还不在内。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p88][《中国农学史》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科学出版社1984]

清兵所到之处，许多地方是被烧光，杀光，抢光，由此折合成的赋税恐怕是在千万两级别以上。

但现在所有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考虑，不妨给吴思留点面子，给满清留点面子，我们只来算一笔简单的帐，假设满清在不加辽饷，不加剿饷，不加迁界摊赔的情况下，仅仅征收万历时期原额赋税的情况下，给人民造成的实际负担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的介绍，满清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大量损失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保守估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在两亿左右，而满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口损失四分之三以上）。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事实上即使到了康熙二十多年的时候，由于三藩之乱以及沿海迁界的关系，耕地仍旧是这个水平）[p308]，考虑到崇祯时期由于辽东陕西等地的战争，耕地减少一亿亩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估算，那么即便到崇祯末期，全国耕地仍应在10亿亩左右，而顺治十八年相比崇祯时期，耕地损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满清的屠戮之下，几乎是全部抛荒，“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谁屠戮的，当然是满清自己屠戮，被某些人说成是屠四川凶手的张献忠死掉的时间已经离苗澄写这个奏疏二十多年了！还有如河南云南贵州这些省市这些地区几乎都是灭绝性的损失）
而顺治十八年，满清征收的农业赋税有多少呢？“清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田赋收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清前期财政概述作者：史志宏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
这个赋税对比一下“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
如果按照粮一石价值银子一两来计算，则满清这一年征收的赋税可达到2800多万两，比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初期征收的赋税还要多。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出入应该不大！
以相当于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仅仅按此计算满清时期百姓承担的赋税就已经是明代正常时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祯时期，即便是增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再考虑满清通过其他途径搜刮剥削的百姓财产，比如沿海迁界，屠城抢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难以衡量。这里的其他方面，比如沿海迁界等问题，我们在后面专论清朝的部分，还会加以专门论述，但追捕逃人，这里不妨引用《清代经济简史》中的一些话简单介绍一下情况，“由于逃人‘关系到旗下资生使唤’，清官方视之为‘清朝第一急务’。严惩逃窝，广事株连。所谓‘一捕十家皆灭门’，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
“从清初逃人律的内容可以看到，对逃人的惩治较入关前‘四次逃者方行处死’为重；对窝主的惩治较对逃人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宁古塔，家户入官。而且殃及邻里，甚至殃及佣工、赁房、留宿之家”
而逃人在清初的苛政中还算是比较轻的，同沿海迁界这些比起来只能算小巫与大巫了。

光是罗列数字，可能大家对满清初期的情况还不能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不妨引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看看请初百姓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
注意这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时候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康熙盛世，这个康熙盛世的关中情形，居然比崇祯末还要惨，这大概给某些无耻歌功颂德的龌龊文人一记耳光吧

再看看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
“清初‘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叶梦珠是上海人，他记录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在满清的搜刮压迫，横征暴敛之下，不是赋税征收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崇祯时期的江南，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一个也没有！

孟森著《奏销案》
“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这样的事情在明代崇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一万三千人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满清不会象明朝政府那么客气，明朝拖欠赋税几乎是家常便饭，名义上是那么多，真正能收上来的，恐怕有一半就不错了，而满清的话，你要敢拖欠一丁半点，那就对不起来，屠刀马上就悬在你的脖子上。

满清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句话本是作为吕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状被雍正愤愤无比的提及，但无意中却也保留了当时人的一些真实记载（难怪乾隆一上台就赶紧把他老爹费了一番苦心编写出来的书当成禁书销毁，他这个当儿子的知道他们满清的那些什么狗屁盛世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有一句真话流传后世，哪怕是作为反面教材，那也是相当的威胁），吕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这段时期，他说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所生活的康熙时期。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岁，是十四岁还是十六岁，说“羲皇以来”自然是有些夸张了，毕竟他出生以前的时代，他也没亲眼见过，无从比较，但至少崇祯时代他是经历过的，康熙时代他也是亲身经历，所谓“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在吕留良眼中，这个所谓康熙盛世其实是比他青少年时代见过的崇祯时期还要穷的多！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在满清统治下生活之穷困之艰苦！

如果我们说满清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总计起来，平均下来应该在崇祯时期的三倍乃至四倍左右（对个别地区就不是三倍四倍的问题了，而是全部财产乃至生命都彻底损失的问题），这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负担显然并没有让满清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从横向比较来看，崇祯时期的赋税，比起同期的西方国家，比起日本来，实在并不算重；从纵向比较来看，比起入关后的满清那种穷凶极恶。疯狂至极的搜刮剥削，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来，崇祯时期增加的那点赋税就更算不得什么？

关于崇祯的内帑问题
皇帝真有那么好
明末三饷
明亡原因分析------崇祯也没有责任
所谓的“康乾盛世”几乎无年不饥
中国古代统治者真有那么坏吗？
崇祯时期的赋税同满清初期对比
明朝的赋税那么低为什么还会激起大规模起义

Ⅳ 中国古代的企业是如何交税的

“税”，在古代比较复杂，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叫法和征收手段，“役”、“赋”、“贡”、“助”、“彻”、“租”、“庸”、“调”、“捐”、“算缗”、“厘金”等，名称、叫法多多。
古代在税收政策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会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恢复和促进生产发展。减税免税这类“薄税敛”的做法，被古代统治者视为“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般来说，在开国初期，新王朝都会实行减税政策，以利民生、恢复生产力。如在隋朝，隋文帝杨坚便提倡轻徭薄赋，“轻税入官”，减轻民间税务负担。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前期减税的基础上，又将田租户的应交额降低，并减少了服役天数。接着，还废除了盐、酒官卖制度，停征盐酒税。从先秦时起，盐税收入已成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盐是生活必需品，废除盐税、酒税，惠及千家万户，大大减轻了老百姓负担。

宋朝立国后，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对百姓种桑树、枣树，开辟荒田等，停征租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又诏令全国减免税收：“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同时，还废除了工商业的杂税。
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首先降低了商业税，改税率为“三十税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诏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不再征税。
清朝从顺治时起，便在多地蠲免田赋。玄烨（清圣祖）当皇帝的康熙年间，全国有更多的地方实行田粮赋役蠲免。玄烨在位六十多年中，全国普免、各省轮流蠲免以及区域性蠲免，影响较大的便有30多次。清代甚至还出现过“天下无税”年。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朝廷将各省钱粮全行蠲免。这种“天下无税”的做法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都曾先后实行过；乾隆三十年、四十五年、六十年这三年，各免全国漕粮一次，这在中国税收史上是少见的。

Ⅵ 中国古代地主向国家交税吗

要交的。除非是勋贵。
中国一直是以农为本，农税是各个税种中占比最高的。收税时是按照田亩数量收的，就是说，占有田地越多，收的税也越多。但有功名或被授予爵位的就可以不交了，所以，中国历代才会有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直到绝大多数农民破产，失去生活来源，然后造反。
也所以，一个朝代一建立，首先是丈量土地、统计人口，然后给百姓授田，就是为了收取农业税。

Ⅶ 古代的人也是要交税的，如果有人逃税了会有怎样的后果

如果在古代偷税漏税，惩罚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没收其全部的财产，然后派他去戍边一年的时间，来弥补自己偷税漏税的行为，还有的君王让不交税的人，打上好几十大板，还需要加倍的补缺自己的税款，所以古代人是特别重视偷税漏税的行为的。

因为偷税漏税的行为遍布朝野，在古代的时候，百姓为了不多交税，便不开始分家，因为分家之后，就必须要交两份税。但是古代的时候不也是每一个人都生了儿子，有的家庭生的是女儿，他们就认为多交税是不合适的，所以才采取的不分家，商鞅变法的时候，虽然男子可以也不分家，但是要选择加倍的交税，这样对待其他家庭才公平。

之后到了汉武帝的时期，偷税漏税的行为才得以严厉遏制，所以这个现象才没有那么严重。

Ⅷ 古代是怎样征税的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以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这一税制，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8)古代交税小说扩展阅读

古代丁税：

7岁以上都要缴税，成年人更得为朝廷和郡 县服徭役。当时全国人口2000万，被征发造宫殿、修坟墓、筑长城的就有300万。秦 始皇本想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不料仅二世而终。率先揭竿而起的就是陈胜、吴广这支徭 役队伍。

大秦帝国一统江山，没有威胁，自然征税比较随意，不仅增加了丁税、徭役，还一下发明了上百个税种。这也是大秦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丁税”是怎样收税的，我们发现秦朝已经有了专门的税官，“治粟内史”，这个职位据说是九卿之一。内史在《周礼》中记录为春官宗伯的属官，掌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法。

在秦朝，随着郡县制的实施，公家的收税人已经有了固定且非常重要的位置。关于税官是怎样去民间收税的，我们从文献中很难了解，但是，一户有多少人丁是很容易统计的，相信税官定期到各治下地方收税即可。

Ⅸ 古代农民如何纳税

.“编户齐民”
①被西汉政府正式编入户藉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
②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

编户齐民对封建国家的义务（农民的主要负担）：
①田租：十五税一；
②人头税：A．算赋：120钱；B．口赋：20钱；
③徭役：每年一个月，不去则交更赋代役；
④兵役：一生服役2年。
评价：汉初的赋税制度，对农民的剥削较轻，但随着汉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侈腐化。国家、地主和官吏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汉末，终于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是剥削压迫农民的制度。

唐代租庸调制
引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隋文帝亦承袭北朝的均田制.隋末大动乱后,唐初亦面对社会经济萧条,地广人稀的问题,唐高祖亦颁布均田令,并在这个基础上(均田制)推行「租庸调」赋税制度.可说是田制和税制的配合.
均田基本内容:
80亩是口分田,20亩是永业田.永业田可传给后代,口分田要归还政府.
甲:租庸调的内容
可谓租,庸,调
租——即田租.
庸——即力役.
调——即土产.
此制可说是以人为本的税制,是人头税的一种.但也包括力役.是一条龙式的赋役制度.
唐初除了租庸调之外,还有两项附加税,「地税」和「户税」.
地税:每亩交税二升,本意是为了预备作义仓储粮之用,其后变为正式税收.户税:是按每户人家的财产分为九等,按等级不同收税.下下户收五百文,下中户一千文,依次递增五百文,至上上户收四千文.
【乙)租庸调的优点】
1.为民制产:
民有田但不能全有,政府有收入也不能聚财.开创大唐盛世.
2.税收项目分明: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公平和清楚.是先进的赋役制度.
3.轻徭薄赋:
田租初唐仅四十税一,比汉三十税一还轻;力役每年20日,比汉每年一个月少.可说是我国史上最轻的税率.
国家富裕而税率低,唐政府明白藏富於民才是富强的道理.
4.促进经济恢复:(均田和租庸调的配合)
均田制成功之处
1.增加大量耕地,2.防止土地兼并+再配合完善的租庸调制收取赋役.=使民间经济和政府财制得以复苏.

两税法
【租庸调后期破坏的原因(即「两税法的推行的背景」)】
1.人口增加,加上土地已大量开发,有不够分的情况.
反映了租庸调受时间的限制,不能永恒.
2.土地兼并严重
皇族也兼并百姓土地,永业田和口分田也包括在内.
人民无法交税,成为逃户.
结果:贫富悬殊,政府收入大减.全国财富控制在小部份人手中.
3.社会动乱,户籍散失
战乱+逃户+土地兼并+官员徇私篡改,使户藉遗失和变得不准确.
没有户藉,租庸调形同虚设!
4.安史之乱爆发是租庸调彻底败坏的关键..
藩镇有独立财权,不理中央.
唐室增加赋税(租庸调以外),以助平乱.
战乱使均田制完全败坏,没有均田,又何来租庸调
5.运输不便
在太平日子,以实物交税,已有不便!唐中业后兵祸连年,根本不能运送税品.租庸调制名存实亡.
在以上种种原因下,一种简易,轻便的税制应运而生.就是两税法.
唐德宗在公元780年,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取代租庸调.
两税法内容:
1.收税额原则:
量出为入.徵税的数目,是由中央及地方官员预先计算每年所需的开支,然后向人民摊派徵收.
.
2.收税对象:
有田产,有财产的人.按田亩的数量徵收「地税」;
按每户人家财产数量徵收「户税」;
向商人的买卖盈利徵收商税.
不是以人头为计,是以财产定税!
内容:
地税是按亩数徵收米麦;户税按「钱」为单位计算,徵收时可缴交钱或等价的「实物」.
收税时间:分夏秋两季缴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故称两税制.
杨炎只为方便政府收税,并无为农民设想.但此法实行后,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两税法优点
1.政府收税简便
只向有土地,有财产,有收入的人徵税,施行比较容易.
在租庸调制度下,官员,地主及地主庇荫的《客户》都不纳赋税.但两税法下,这些人都纳入税网.
只要有财产,就一定要立税.
2. 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
两税法规定赋税以货币为主,无形中增加了货币的使用.
而两税制税额之制订,乃量出为入,合乎现在财政学上「量出制入」的原则,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
人民有较大的迁自由.
无论百姓迁往何处,也可收税.使人民的流动自由大增,加强地方交流和促进经济发展.
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
两税法的缺点
1.意味著政府不再向人民授田,不再为民制产.民间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鼓励兼并,加速贫富悬殊.
2.令各地税率不再一致了.例如甲乙两乡本来各有十户,各摊派了定额的税,但甲乡五户逃到乙乡,甲乡五户便要承担本来十户的赋税,而乙乡由十五户来承担本来十户的赋税.
3.两税规定以钱为主要交税单位,令物价浮动不定,商人又可以控制物价,令农民要付出多倍的农作物,才足以缴交赋税.
4. 官员没有更新资料,当某户贫富变更后,户的等级已变,但税额却不变,这税制便变得不公平了.
)后来政府财用不足时,又在两税制之外向人民要钱,要人,加倍徵收,有法等於无法,人民苦不堪言.
【庚) 租庸调与两税法比较】
)标准:租庸调以人丁为标准,不问其实际拥有的田亩;两税法以财产,田亩的多寡.
)税额:租庸调规定的税额固定不变;两税法的税额依政府的需要而定,经常变动.
)项目:租庸调项目分明,但有点烦琐;两税法合并为户税,地税,手续简使.
)期限:租庸调每年纳税一次;两税法每年纳税两次.
)计算:租庸调徵收实物;两税法依钱而折算.

方田均税是亩田制的一项内容

其具体做法是，每年9月开始，由官家派人四出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面积约当41顷66亩160方步为一方田。方田四角，立土峰以为志。然后参酌土壤色泽、厚薄和肥瘠划为五等，分等确定税负。到第二年3月，将丈量结果和所定税负张榜示众，如无异论即付之实施。从以上的具体做法可以看出，方田均税实际上是一种整理、核实计税依据的地籍制度，它为我国后代进行土地清丈开创了先例。
方田均税法自宋神宗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实施以后，在防止豪强地主漏税，增加国家收入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是，由于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引起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大官僚的反对。元丰八年，皇帝下令停止方田。后来又屡行屡辍，时断时续，最终于宣和二年

一条鞭法”是明朝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简言之，就是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归并为一，并规定不得再征收其它费用。明史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微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一条鞭法”的要点，一是将计税基础由按丁、按亩的两税法，统一为按亩折算缴纳，二是将田赋、摇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改实物、劳役的征收方式为合并征收银两，从而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

清朝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它将人丁税并入土地税，将税与农民负担能力直接挂钩，比以前更为公平。实行地丁合一，取消了丁口编审，也使农民的人身束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是我国农业税的一次重大改革。

Ⅹ 网络小说作者缴税算什么税

个人所得税。

我国稿酬个人所得税计税方式等同于劳务报酬的计税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

198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稿酬个税起征点为800元。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上调了两次：2006年由800元提为1600元，2008年由1600元提到2000元。

税率则从5%开始，采用九级累进制。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实际税率即为14%。

网络小说作者的收入按版税来计算，版税收入纳税为其个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版税收入纳税是指对作者和其他版权所有人所得的版税或税酬征收的税。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个人收入（包括版税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另开版税税目。

(10)古代交税小说扩展阅读：

百万稿酬要多纳税近40万！网文作家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根据阅文方面对外透露的数字，2016年其发放稿费超过10亿元，其中稿费年收入达到百亿元级别的超过100人，在2017年最新的数据中，年报中明确表示包含稿费在内的内容成本高达12.8亿元，相比于2016年的增长更为强劲。

这说明作者稿费的收入也进一步增长，相应的纳税额度也增加。

掌阅文学联合创始人王良也在一次活动中明确表示“我们2017年全平台发放稿费有3亿，通过数字阅读分成使年收入达到100万的作者超过40位，截止2017年为止我们掌阅文学，文学板块累计签约作品超过7万本。累计的签约作者超过5.5万人。”

这只是两个上市公司层面公布出来的数据，年收入过百万的作家人数已经接近150人，如果算上网络纵横文学、阿里文学、还有数量众多的严肃文学作家，数量不可小觑。

这次个税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作者的工资、稿费、作品授权改编费用等统一计算起来征税。

这是一项更大规模的纳税数字。

虽然今日之作家已非传统观念中穷酸的写字人，每年高达百万元的稿费在普通人看来羡慕不已，但是与日益高涨的IP授权费用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一些头部的网文，仅仅电影、电视剧、游戏等授权费加在一起，就号称过亿。

根据作家榜APP发布的第11届作家榜之网络作家榜显示，排名第一的网络“大神”唐家三少以1.22亿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榜首，这个数字不仅刷新了他去年1.1亿元的纪录，而且高于第二名天蚕土豆（6000万元）与第三名我吃西红柿（5000万元）的总和。

同时在这份榜单上，入围门槛是年收入1000万元，TOP20都达到了这个数字，可见如今的头部作者已经是腰缠万贯的文化商人，他们的挣钱能力堪比一线流量明星。

以前对他们的纳税监管十分松懈，享受着巨额的税收优惠，但如今他们的收入越来越受人关注，国家也开始有意地进行“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