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宜春香质

Ⅶ 《宜春香质》真的是明朝人写的吗

《宜春香质》是明朝人写的。这本书是明代醉西湖心月主人创作的小说集，作于明崇祯年间。

《宜春香质》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五回，前有图，回后有自评及芙蓉僻者、般若天不不山人评。小说专写同性淫乱，故事曲折离奇，因果说教色彩浓重。

作者开卷曾明言其创作主旨，是为“荡情”者做成，并厉言正色以因果论教，然而以其主要篇幅写同性行为肆意渲染，绘声绘色，其儆戒之意，遂淹没殆尽，而对低级情趣的津津乐道，却跃然纸上。

《宜春香质》有许多素材来源于白话小说《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封神演义》《八仙出处东游记》《钱塘梦》，及中篇传奇小说《寻芳雅集》《天缘奇遇》《花神三妙传》等，且在情节构思与叙事体制上受到此类小说的影响。

《宜春香质》花集已写到铁一心因辽阳失陷而避地山东，知书亦作于崇祯年间。

全书分为风、花、雪、月四个部分，风集开头就表明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即为了儆戒“荡情”者，使其“悔祸而改过”，他认为：“有情而可以为善；无情而可以为不善；降而为荡情，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矣。

世无情，吾欲其有情；举世溺情，吾更虑其荡情。”这说明在对待“情”的问题上，作者采取的是中庸的态度。面对明末社会现实，他“更虑其荡情”，他说：“情至于荡，斯害世矣。荡属于情，并害情矣。情既受害，始也世受其愚，终焉身任其咎。

试看从来水性杨花，朝三暮四，有一获令善者否？”但是，由于“举世人如斯”，他无法指责，所以他只能作小说，“试举一人以为模样，令千万人观之，能目而寒心，悔祸而改过。”这就是全书的创作主旨。

《宜春香质》作者：

醉西湖心月主人，明代人。又号西子湖伏雌教主、笔耕山房主人，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可考。

现世存有其小说《弁而钗》、《醋葫芦》、《宜春香质》。根据作品及自序醉西湖心月主人及为此三书出版书社笔耕山房掌柜，三书均为自著自刊。

Ⅷ 宜春香质的内容简介

台湾学者陈溢源有关《宜春香质》评价
《宜春香质》从反面人物人手，强烈谴责孙义（《风集》）、单秀言（《花集》）、伊自取（《雪集》）等人的朝三暮四、见利忘义，乃有被踢打、抽肠致死，或罹患疮毒自尽而亡的悲惨下场，看似男同性恋者警歌，其实旨在责备下层娈童小官的不够贞节，并末改变作者对于上层文土相狎、蓄童的赞赏；《月集》甚至史无前例地幻想出一个全为男子的宜男国，作为男同性恋者的理想国度，让容貌丑陋的男主角钮俊从梦境中容易抵达这个男性乐园，还凭着美貌获选状元，又被册为正官娘娘，国王不仅为他改元“俊”元年，甚至在国之将破时，还对他说出：“得卿白首，为田舍翁足矣！何用天子为?”这般“不爱江山爱同志”的恩爱话来。简直要羡死此道中人！
比起《龙阳逸史》，《弁而钗》和《宜春香质》中涉及同性恋者的身份更为广泛，包括朋友、同学、师生、主仆、娈童和嫖客等，但二书写实程度没有前者来得高，倒是以其丰富的幻想力，积极地要替男性同性恋者树立值得效法的楷模，试图为同好们建造一个突破现实障碍的理想国。
当然，明代同性恋小说家笔下的理想国是谈不上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小官娈童青春短暂，生活经常困顿不堪，饱受凌辱之余，还得承受来自作者不公的挪揄与谴责。《龙阳逸史》的作者是抱着“鸡奸一事，只可暂时遣兴，那里做得正经”（语见第三回）的态度来写作的，这跟《弁而钗》、《宜春香质》的作者、评者动不动就以情痴、情种来夸赞那些苟且淫奢之徒的笔法一样，都欠庄重与客观。清朝康熙年问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数落一批“流毒无尽”的色情小说后，特别点名批判“《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是“更甚而下者”，悉当焚毁，以快人心，可见这三部明代同性恋小说专集并末获得读者的认同。 这是农雪玲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3期总69期【奇情世界里的擞急与道德—《卉而钗》、《宜春香质》略论】中有关此书总结性评价
作者将美貌视做男子淫欲的根源，他在故事结尾提供了理想中的止淫之法—以宗教的认识抵抗形貌的诱惑，谨防“居心不净”而发诸行动。但是纵观整篇，他实际上却是要以“孽海里风都历遍”第回末的方式来达到“乾坤袖遁任吾行”，也就是要先纵欲后敛心，而他大写特写钮俊淫乱或遭淫的细节，其实起到的诲淫作用远远大于正面意义，以至于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的宣言与写法只不过是明清色情小说惯用的“以淫止淫”的幌子。
《弃而钗》、《宜春香质》出现在晚明这样一个人欲横流、异端杂出的时代，不能不沾染上时代的特点，包括对男风题材的选择和不加检点的污秽笔墨，都在宣示着作者无视礼教约束的胆量。但两书中又时时流露出作者希望对男风行为加以道德规范或引导的意图，二者的混合形成了复杂的情况，但在作者那里却显然没有什么心理的负担或道德的迟疑。这些都说明了作者自信于一己之标准的正确，他不必考虑正统道德的原有规定，只要他认为需要就放笔纵横。但这种肆无忌惮并不代表作者的道德观念的突破，虽然他勇于集中反映男风现象，而且其中也不乏他自己对风气之下某些东西深层的见解，比如有条件地承认男风的合理性而非一味迎合时好，比如力图提高男风的层次，但是他所依据的其实也不过是将旧道德中关于贞节、友道的规定和一些处世原则加以变形或强调，并非是对人性有了崭新的认识而别创洞天。因此可以说，虽然两书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大胆，但是对于旧道德却没有什么革新，根本不能像《欢喜冤家》那样大范围地与正统道德背道而驰，提出了人性化的种种观点—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大量的性描写才能获得正面价值，避免堕人恶趣之中而起诲淫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