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的民族

❶ 小说提到一些古代的“吐蕃”“突厥”是那些民族

来源：汉朝设置乐浪郡。公元4世纪时，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上建立了新罗、高句丽、百济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本来是中国的民族，因为抢地盘，打不过鲜卑族著名的慕容家族，被慕容氏赶出国门，流放到朝鲜半岛北部。高丽为高句丽的简称（但高句丽与高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王国，国号“高丽”，并于93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王国历时近500年，为各国所熟知，所以至今外文名称音译仍为 Korea（高丽）。1392年，高丽三军都总制使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定国名为“朝鲜”，意为清晨之国、朝日鲜明之国或晨曦清亮之国。《东国舆地胜览》一书说：“国在东方，先受朝日之光辉，故名朝鲜。”朝鲜语中朝字读作Zhao，今转读成Chao。

在汉朝，如今的韩国地区，分布着三个原始部落，为“三韩”，即马韩、辰韩和弁辰（弁韩）。1897年2月，朝鲜国王高宗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不过这个“大韩帝国”很短命，在1910年就被日本废除了，又改回“朝鲜”。

日本：Japan

中国古称：扶桑 / 倭奴 / 东夷 / 海东 / 东洋 / 东瀛

来源：古代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常以“扶桑”来表示，《淮南子》中就有“日朝发扶桑，入于落棠”语句。日本最初的文明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了关于日本的记载。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如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 这说明当时中国人仅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另据范晔《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到隋唐时，始称“日本”。《旧唐书·东夷传》中将“倭” 与“日本”分列并叙，还对改称日本作了说明：“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旧唐书·日本国传》载明：“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Japan 是英语“漆器”的意思，是西方对它的称呼。

越南：Viet Nam

中国古称：瓯越 / 占婆 / 林邑 / 环王 / 占城 / 交趾 / 安南 / 南越

来源：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在红河三角洲建立瓯雒国，由瓯越和越两个部落合并而成。中国史书上的占婆（又称林邑、环王、占城等），是越南史上的古国。汉朝设置交趾郡。唐朝设安南都护府。五代时从中国独立出来。1054年李朝改国名为大越。以后几个王朝称为安南或大越。1802年阮福映称帝，改国号为南越。1803年清政F改安南为越南。1804年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之名便始于此。越南族就是中国的京族。

老挝：Lao

中国古称：堂明 / 南掌 / 寮国

227年，堂明王遣使拜访东吴。1353年，琅勃拉邦的孟斯瓦王子法昂在真腊帮助下，统一老挝全境，建立了以佬族为主体的封建国家——澜沧王国。明代永乐二年，澜沧国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史称南掌。国内第一大民族老挝族（又称“老龙族”，中国称其为“寮人”）占全国总人口1/3以上，以族为国名。

柬埔寨：Cambodia

中国古称：扶南 / 真腊 / 吉蔑 / 甘孛智 / 澉浦只

来源：元代称“甘孛智”，明代转音为“柬埔寨”，为“山地之国”。

泰国：Thailand

中国古称：堕罗钵底 / 暹罗

来源：公元6世纪，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堕罗钵底国。“泰国”泰语中为“自由国度”，“泰族”为“自由人民”。泰族就是中国的傣族。

缅甸：Myanmar

中国古称：掸国 / 骠国 / 蒲甘

来源：掸国，骠国，蒲甘，都是宋以前中原对它的称呼。公元1106年，缅使随大理使节到宋，宋鉴于缅甸山川遥远，道路阻隔，因此称为“缅”，又因中缅边区一带称山间谷地为“甸”，“缅甸”即其合称。

马来西亚：Malaysia

中国古称：柔佛 / 马六甲

来源：Malay 是亚欧大陆最南端的半岛。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人，又称为 Malay 人。后来把整个东南亚的所有群岛，统称 Malay 群岛。柔佛为 Malay 半岛古国。15世纪初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满刺加王国统一了 Malay 半岛的大部分。1963年，Malay，与加里曼丹岛上的沙捞越和沙巴地区，共同组成了一个联邦国家，就叫 Malaysia。

新加坡：Singapore

中国古称：淡马锡 / 星洲

来源：公元8世纪，这个海盗猖獗的海岛曾叫Temasek（淡马锡）。Temasek，爪哇语“海市”之意，由于季节的影响，海运的船舶经常云集在此，所以逐渐成为一个船舶停泊的商埠。

传说，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为了寻找理想地点建立新城市来到淡马锡。在洁白的沙滩上，王子突然看见一只从未见过的怪兽向他致意后急弛而去。这怪兽红身、黑头、白胸，雄健敏捷。王子很喜欢，便问随从：“那是什么动物？”随从信口答到：“狮子。”王子十分高兴，认为这里是吉祥之地，便决定在此建都，并取名“狮城”。在樊文中，Singa 意即“狮子”；pore 意即“城堡”。

菲律宾：Philippines

中国古称：吕宋

来源：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就是吕宋岛。1543年，西班牙占领了这里，便以西班牙国王 Philippe 的名字命名。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中国古称：爪哇 / 三佛齐

来源：爪哇和三佛齐都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古国。Indonesia，希腊语中“大海上的群岛”，意为“千岛之国”。

印度：India

中国古称：婆罗多 / 身毒 / 天竺 / 信度 / 忻都

来源：古印度，一个名叫“婆罗多”的国王建立起一个国家，于是把这个国家命名为“婆罗多”。古印度人以“信度”一词表示河流。这条河就是著名的印度河。后来“信度”这个地名所指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印度河流域开始，又包括恒河流域，渐渐的席卷整个南亚次大陆。我国用“印度”这个词始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书中载：“译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印度”。

不丹：Bhutan

自称：竹域

中国古称：主域 / 布噜克巴

来源：不丹的梵文意思为“西藏终端”。自称为“竹域”，意为“神龙之国”

斯里兰卡：Sri Lanka

中国古称：锡兰

来源：Sri 是该国的自称，即“神圣”之意，Lanka 是“光辉灿烂”之意。

伊朗：Iran

曾用名：Persia 波斯

中国古称：安息

来源：古代 Aryan （雅利安人）从东迁往波斯，占据了伊朗高原或其东南部地区，并在这儿创造了古代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将这片地区称为 Aryana ，意为“雅利安人的地区”。Iran为其转音。Persia（波斯帝国）是伊朗历史上最显赫的一个帝国。（其实 Persia 并不单只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不同的朝代，都被称为 Persia 。）

俄罗斯：Russian

曾用名：КИЕВ Росс 基辅罗斯 /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苏联

中国古称：罗刹

来源：9世纪下半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诺曼人在东斯拉夫人地区建立基辅罗斯大公国。斯拉夫人把来他们称为 Varangians 或者 Rus意思是商人。这个词起源于古诺曼语 ruotsi，意指“划独木舟的人”，后来为斯拉夫人所采用。元朝称俄罗斯为“罗斯”或“罗刹国”。蒙古人在拼读俄文 Rocia 时，在字母R前面加了一个元音，所以 Rocia 就成了 Oroccia。清朝时期，Oroccia 转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苏联曾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历史时期。

西班牙：Spain

中国古称：佛郎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共称）

来源：西班牙最早是迦太基的殖民地。这里野兔出没，迦太基把野兔叫做 spa（腓尼基语 Shaphan）。渐渐的，转换成 Spain。

葡萄牙：Portuguese

中国古称：佛郎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共称）

来源：葡萄牙最早的城市 Oporto 波尔图的名字演变而来的，本来翻译成波秋歌更为恰当

意大利：Italy

中国古称：大秦

来源：古希腊人殖民到亚平宁半岛的普利亚地区附近后，把这里的维图利部落称为 Italoi。后来罗马人沿用了这个名称，拉丁语 ltalia，并用它作为意大利半岛上很多部落的共同称呼。

❷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各自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的色彩。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也在不自觉中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却是西方的。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从根本上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坚持中国文化传统？这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改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更重要的还是结合中国文学的特色而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实践。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但是要说起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现象来认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示它的艺术特质，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这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杨树增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对它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一类型的文学统称为“历史文学”，第一次对它的特质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界定，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文学史》（先秦两汉卷），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中国历史文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以文学的笔法书写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逐步进入了“理性社会”，原本十分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被过早地湮灭；而史官文化的发达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传统。这使先秦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长篇的史诗，可是却产生了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历史著作。如果说，正因为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的出现才会给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武库”，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也正因为史官文化的发达，才使得先秦的历史文学成为中国后世小说、戏曲等的重要文化源头，甚至使其成为中国后世诗词曲唱等文学样式的“丰富的土壤和武库”。我以为，杨树增教授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学的本质给予定性，写出了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学史，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生过程、发展规律，有利于从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及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于按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之路来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例如关于史诗，曾经有许多学者以古希腊的长篇史诗为标准，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甚至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的标志。这种论断自然是错误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诗，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这种解释自然是有道理的。毋庸讳言，《生民》、《公刘》等史诗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丰富上远不能与荷马史诗相比，若以此来进行比较，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古代史诗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伟大。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发达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还是在不自觉中受制于西方文学的评判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偏见。而杨树增教授的研究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他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的发生发展之路。这正如同杨树增教授所说：我国古代神话史诗的不发达，“这与其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短处’，不如将它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曾发展出繁荣的神话文学、在荷马史诗的时期也没有产生出具有大型规模的叙事诗，但中国在当时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那种全面、详尽地反映历史大变革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因此，我们不必为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长篇史诗而自卑，而应该为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而骄傲。这对于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学特色，其启示意义是极大的。 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我的启发，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而且还有关于中国文学其他方面的内容。“历史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在民族文学传统实际中概括出来的。他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着眼，从中国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开始，从文学与史学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网状联系中理出头绪，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去把握其发展脉络。杨树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是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清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要合乎中国历史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当我们将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观照时，便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与中国文学文体的演进相联系。”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史的框架，杨树增教授自然就把过去文学研究中难以涉及到、或者虽有涉及却因为难以纳入传统的文学系统因而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学的范畴，并给它们设定了一个准确的文学史位置，同时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结论。由此推而广之，我们不仅可以揭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学”的发展规律，也可以揭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中国其它文学样式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回想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文学的实践中来研究它，而是用一套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本来，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包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如诗歌、戏曲、小说等，还包含策论、章表、书记等其它在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体形式。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用章太炎的话说，那就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说法，“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从积极的方面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把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正式纳入了文学的殿堂，使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成为并立而行的四种主要文学形式，从而把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内容的东西如章表、书记甚至文字、训诂等东西排除在文学之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讲，由于新的文学观念不是来自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事实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而是用西方的理论和当代人对于文学的理解的基础上推衍出来后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身上的。这样在概括中国古代文学时便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用这种文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因而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能很好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这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必然要砍掉其中一大部分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畴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举例来讲，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文”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散文，还包括其它的政论应用等多种文章文体。可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中，“散文”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小的。而缺少了对散文这一古代文学重要内容的全面叙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完整吗？第二，正因为我们用今天的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规范古代的文学，所以也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以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当前的文学史中，我们都把诗作为最典型的文学样式来研究。可是我们都知道，早自《诗经》时代开始，我们对诗就有着独特的理解。在古人看来，诗不仅承担着抒情娱乐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教化的功能。在中国古人那里，作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有着复杂意义的文化活动；要做一个好的诗人，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艺术写作方面的技巧，而是修身到了何种境界，是否具有“原道”、“征圣”、“宗经”的本领。古人之所以把“诗三百”称之为“经”，就因为看到了它里面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功能。“五四”以来，人们不再把“诗三百”当做“经”来看待，而只是当做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并美其名曰“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到底是“恢复”还是“破坏”了《诗经》的本来面目了。我以为，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去认识《诗经》，我们就不会正确地解读它，就不会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风雅”和“比兴”，也不会对中国诗歌的文化精神以及其历史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由此而言，充分地重视中国文学中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前提。

❸ 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

没有弩族
北方草原的统治者（按先后顺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回鹘）、蒙古、瓦剌、鞑靼
其它：肃慎、契丹、奚、铁勒、丁零、高车、党项、女真、羌、狄、戎、吐蕃、孙波、羊同、象雄、吐谷浑、哀牢、薛延陀 、室韦、靺羯

❹ 中国小说内涵的民族性

我想你的这个问题以鲁迅小说来分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狂人日》，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宣告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纪的开始。在艺术方法上，明显地具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白话体诗歌和散文已经出现，但真正具有深邃的革命思想和文学革命的风貌，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完美的艺术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作品，则是这篇《狂人日记》。也可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呐喊》收入1918～1922年间所写的14篇作品，保留着“五四”前后奋起呼喊的时代特色。《彷徨》收入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

收入《呐喊》中的《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对雇农阿Q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悲剧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作者对阿Q饱受欺凌与摧残的不幸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则予以有力的鞭挞；并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强烈愿望。《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名作。

《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比《风波》更为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小说《孔乙己》以简洁、单纯的构思和纯练、精粹的语言，塑造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揭露科举践踏人生、毁灭人性的罪恶。《药》也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建制度的名篇。不过，这里不仅有被封建的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病的情节，早已成为醒人的文学典故。

《故乡》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为名著佳篇，通过“我”回到久别的故乡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闰土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民在20年代所承受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灾难。

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先生学习西方小说结构经济、灵便、多样的优点，打破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单一的形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态。称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也不过份。鲁迅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文学大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塑造了第一批永垂不朽的典型形象，如阿Q、闰土、祥林嫂、吕纬甫、子君、孔乙己、四铭等。

这也许不能令你完全满意，但可以给你个参考。

❺ 中国古代小说几种重要的民族特色

人物重于故事.
传神重于写形.
小说追求诗情画意.

❻ 古代言情小说，女主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但是很厉害，男主也很厉害，男

女鬼大人跟我走

作者： 道士

简介：

点背不能怨社会，谁特么的想到房子墙里还能遇见腐尸！我发誓我关于这尸体毛都不知道！可是尸体被带走后，床上多出的小美女是怎么回事…… 我连女鬼都上了，还有什么不敢的…

❼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主要有哪些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主要有以下鲜明的几点：一、追求意境，即追求一种“无声之乐”或“大音希声”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美。二、追求形神兼备，以形写神，即以精确艺术形象外在的形貌和充分展示艺术形象的内在的神质。三、追求自然，即“不法之法”、“非法之法”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绘事后素”的自然美。四、追求实用，即主张“文为世用”，强调文学创作对进步理想、正义事业、崇高理想的表现；以及对现实黑暗、政治腐朽、道德堕落、不良风尚的揭露批判。

❽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理想、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都是在不断改变，不断完善，不断演化，不断前进的同时产生质疑。
例如气，从孟子的浩然气，到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
思维方式，不断改变
价值观念，每个朝代不一样
审美理想，随世风不同而不同
表现形式，每个朝代文风不一样，喜好不一样

民族特征?
只是单单讲，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
太广泛，太宽泛！
这真不知道怎么答！
看完了，郭绍虞的4本《古代文论》
对于这个民族特征，着实觉得不知道怎么回答。

❾ 古代游牧民族小说

个人推荐：

凌力的“百年辉煌”三部曲（《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少年康熙》），这几部历史小说写的是从崇祯末年到康熙擒螯拜这段历史时期的内容。

凌力的作品，既有金戈铁马、宫闱争斗，又有朝堂论政、民间暗流，帝王将相、后妃君臣、在野纯儒各色人等刻画得入木三分。我就很喜欢这位女作家的历史小说（喜好程度超过高阳、二月河的作品以及当今的网络穿越文学）。

另外，凌力近年还创作了关于北元的历史小说《北方佳人》，也很不错的。书中内容是描写元为明所灭后北迁大漠，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后裔继续维持在漠北的统治直至归降后金的几百年历史，其中又以“土木之变”前后（1400年——1450年）的历史为重点。

全书以萨木尔、洪高娃姑嫂的视角，反映了那段充满吞并、权谋的史实，同时通过萨木尔——“黄金家族”公主的思考，充分表达了作者反不义之战的思想。书中有很多关于蒙古风俗与节日、日常生活的描写都很有特色。

叶广芩的《采桑子》，民国背景的历史小说，通过王府最小的格格金舜铭的视角，写出了一段没落八旗子弟的悲歌。读毕此书，我们可以对八旗子弟有更辨证的认识，我们在了解他们半新不旧的思想，坐吃山空生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中的部分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在民族气节问题前表现的凛然正气。

或许我们应该知晓，叶广芩本姓叶赫那拉，她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既有童年经历的影子，也有对民族问题的深邃思考。

徐兴业的《金瓯缺》，这本小说是写两宋之交历史的，对契丹、女真的风俗、礼仪和宫廷事件描写相当传神。

❿ 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

服装，饮食和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