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女性形象塑造

A. 古代小说女生人物形象介绍

1.浅蓝色对振式收腰托底罗裙，水芙色的茉莉淡淡的开满双袖，三千青丝绾起一个松松的云髻，随意的戴上绘银挽带，腰间松松的绑着墨色宫涤，斜斜插着一只简单的飞蝶搂银碎花华胜，浅色的流苏随意的落下，在风中漾起一丝丝涟漪，眉心照旧是一点朱砂，绰约的身姿娉婷，漫步来到御花园。
2.浅淡的橙红颜色长袭纱裙纬地,外套玫红锦缎小袄,边角缝制雪白色的兔子绒毛，一条橙红色段带围在腰间中间有着镶嵌着一块上好的和田美玉在段带左侧佩带有一块上等琉璃佩玉佩挂在腰间，一头锦缎般的长发用一支红玉珊瑚簪子挽成了坠月簪在发箕下插着一排挂坠琉璃帘，更显妩媚雍容，雅致的玉颜上画着清淡的梅花妆，原本殊璃清丽的脸蛋上因成了女人而褪怯了那稚嫩的青涩显现出了丝丝妩媚，勾魂慑魄；若是原似嫡仙般风姿卓越倾国倾城，现却似误落凡尘沾染了丝丝尘缘的仙子般另男子遽然失了魂魄，但最另人难忘的却是那一双灿然的星光水眸。
3.着一身月白衣，搭上雪羽肩，里穿乳白搀杂粉红色的缎裙上锈水纹无名花色无规则的制着许多金银线条雪狸绒毛，纤腰不足盈盈一握，显出玲珑有致的身段。大大的琉璃眼睛闪闪发亮如黑耀石般的眸开阂间瞬逝殊璃.樱桃小口朱红不点而艳。一头秀发轻挽银玉紫月簪，恍若倾城,似是飘然如仙。
4.一身蓝色的翠烟衫，散花水雾绿草百褶裙，身披淡蓝色的翠水薄烟纱，肩若削成腰若约素，肌若凝脂气若幽兰。折纤腰以微步，呈皓腕于轻纱。眸含春水清波流盼，头上倭堕髻斜插一根镂空金簪，缀着点点紫玉,流苏洒在青丝上。香娇玉嫩秀靥艳比花娇，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一颦一笑动人心魂。寐含春水脸如凝脂，白色茉莉烟罗软纱，逶迤白色拖地烟笼梅花百水裙，身系软烟罗，还真有点粉腻酥融娇欲滴的味道。
5.飘廖裙纱裹紧绸缎，显出玲珑剔透的诱人身姿。抹胸蓝蝶外衣遮挡白皙肌肤。周旁蓝色条纹，细看却现暗暗蓝光。晶莹剔透的倒坠耳环垂下，摇曳。散落肩旁的青丝用血红桔梗花的簪子挽起。斜插入流云似的乌发。薄施粉黛，秀眉如柳弯。额间轻点朱红，却似娇媚动人。纤手将红

B. 金庸小说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

C.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女性形象

If you think you are beaten, you are;
If you think you dare not, you don't;
If you want to win but think you can't;
It's almost a cinch you won't.
If you think you'll lose, you're lost;
For out of the world we find
Success begins with a fellow's will;
It's all in a state of mind.
Life's battles don't always go
To the stronger and faster man,
But sooner or later the man who wins
Is the man who thinks he can.

我一个人不孤单
想一个人才孤单
一个人独做门前阶梯上
痴痴地等 傻傻地想
凝望远空悠走的云彩
什么时候是你的归期？
好累 等一个人好累
好累 爱一个人好累
好想好想永远一个人无牵无挂
真的真的好累
心好累 哪里是我的心泊港湾？
我一个人不孤单
想一个人才孤单
日出日落 一天天的轮回
人间在上演着一幕幕的喜剧悲剧
我的爱情鸟飞走了
我的心也成了一颗空心
透明 看不见曾经的伤痕
幸乎？ 哀叹
笑容快乐如常泪暗流
对着空阔的蓝天
孤独的背影哭了......

我一个人不孤单

D. 中国古代文人笔下女性形象观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李达《女子解放论》1919年10月）《水浒传》作者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三位女英雄，然而作者笔下的女英雄并没有挣脱“被男子征服的历史”的藩篱。我们的女英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尽管她们的武艺高强，显然分别居于她们丈夫以上，但上梁山之后每每出征，她们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也只列于其夫之下；她们的出路并不因为她们有一番英雄业绩而放出异彩，她们走的是一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殊途同归之路——“夫唱妇随”、“夫死妇随”。作者把孙二娘与其夫张青的死排在一个章回（第一百一十八回）中；王矮虎去后，扈三娘仅“略战一合”，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三女将中唯一未战死沙场的顾大嫂，也只能随着孙新——她的天神、她的主人而去。读到此处，三位女英雄的结局，与以前屡建战功的表现显然相互脱节，令人气闷，令人惋惜。惋惜之余，不难发现束缚三位女英雄性格发展的绳索便是作者思想的绳索，这就是作者“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

E.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这里面都是大家的跟帖的一些感受，个人认为写得很好·~最重要的都是原创！抄论文的话，被老师看过的概率比较低~~~你比几个你觉得OK的，组合一下就行了！！！记得你说过的：“采纳有追加”！！守信啊！！！

我读《金锁记》的一些感受
《金锁记》是一部描写主人公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的经典中篇小说，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她的哥嫂因贪财把她嫁到姜公馆的生着痨病的二少爷，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悲剧。七巧是可怜的，她是金钱婚姻、封建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可悲的是她却同样用金钱锁住她的女儿和儿子。
七巧嫁到在当时有钱有势的姜家，当然没有人瞧得起她。要不是因为二少爷是残废，七巧是绝不可能嫁到姜做少奶奶，就是姨太太也是没可能的。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至变态。等到她分了家有了金钱支配权时，她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她在痛苦中也挣扎过，她也有爱，她的的确确爱过她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也渴望得到他的爱，哪怕只是部分的，可他们的身份却不允许！在曹家那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是绝不允许乱伦的。季泽虽在外面粘花惹草逛窑子，却不要七巧。因为他怕，怕传出乱伦的笑话。七巧只能是无奈，不住得压抑自己的情感。等到季泽去找她时，她早已被金钱逼得变态不会去爱了。她只要守住她的钱！在她眼里唯有金钱才是可靠的，她不再相信任何男人除了她的儿子！当然她的灵魂已经扭曲了，精神已经麻木了。
后来的她极其尖酸刻薄让人厌恶，她在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给她身边的人无限的痛苦。也许她并没想过要报复自己的儿女，但却成了牺牲品，他们一生的幸福就断送在她手上，她是他们一切悲剧的根源！尤其是她的女儿长安，一段美好的婚姻就被她活活拆散了，我们同情长安，但我更同情七巧！她所受的痛苦绝不比长安少啊。
小说结尾写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揭露七巧的故事不仅仅是她的故事，像她那样被金钱、伦理道德、封建等级观念迫害的人大有人在，她的悲剧也许还会在无数人身上重演。《金锁记》并不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都原型。据说“姜公馆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的。七巧脱胎于李国杰天生软骨的三弟媳妇。七巧的儿女长白长安有张爱玲表哥李玉良、康姐姐的影子。有人说张爱玲把李家不为人知的丑陋一面写进了历史，世世代代还要接受批评。可见小说来源于现实，揭示的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发贴时间：2006-11-5 13:59:36
作者：严思
我读《金锁记》的一些感受
《金锁记》是一部描写主人公被物欲和情欲逼成心理变态的经典中篇小说，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本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她的哥嫂因贪财把她嫁到姜公馆的生着痨病的二少爷，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悲剧。七巧是可怜的，她是金钱婚姻、封建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可悲的是她却同样用金钱锁住她的女儿和儿子。
七巧嫁到在当时有钱有势的姜家，当然没有人瞧得起她。要不是因为二少爷是残废，七巧是绝不可能嫁到姜做少奶奶，就是姨太太也是没可能的。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至变态。等到她分了家有了金钱支配权时，她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她在痛苦中也挣扎过，她也有爱，她的的确确爱过她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也渴望得到他的爱，哪怕只是部分的，可他们的身份却不允许！在曹家那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是绝不允许乱伦的。季泽虽在外面粘花惹草逛窑子，却不要七巧。因为他怕，怕传出乱伦的笑话。七巧只能是无奈，不住得压抑自己的情感。等到季泽去找她时，她早已被金钱逼得变态不会去爱了。她只要守住她的钱！在她眼里唯有金钱才是可靠的，她不再相信任何男人除了她的儿子！当然她的灵魂已经扭曲了，精神已经麻木了。
后来的她极其尖酸刻薄让人厌恶，她在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给她身边的人无限的痛苦。也许她并没想过要报复自己的儿女，但却成了牺牲品，他们一生的幸福就断送在她手上，她是他们一切悲剧的根源！尤其是她的女儿长安，一段美好的婚姻就被她活活拆散了，我们同情长安，但我更同情七巧！她所受的痛苦绝不比长安少啊。
小说结尾写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揭露七巧的故事不仅仅是她的故事，像她那样被金钱、伦理道德、封建等级观念迫害的人大有人在，她的悲剧也许还会在无数人身上重演。《金锁记》并不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都原型。据说“姜公馆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的。七巧脱胎于李国杰天生软骨的三弟媳妇。七巧的儿女长白长安有张爱玲表哥李玉良、康姐姐的影子。有人说张爱玲把李家不为人知的丑陋一面写进了历史，世世代代还要接受批评。可见小说来源于现实，揭示的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发贴时间：2006-11-5 14:02:38
作者：严思
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范老师，前面一篇黄晓丹的帖子是我写的，我发错了所以又重新用我自己的名字发了一遍，请谅解

发贴时间：2006-11-5 14:06:24
曹七巧怎么能够进入姜家的门，在书中始终是个谜，而这个谜却改变了曹七巧的一生。根据小道消息（二房的丫鬟小双说溜了嘴）是媒人介绍来的，但是媒人偏偏就介绍曹七巧呢，她只是一个开麻油店的下贱姑娘，根据姜家的社会地位，媒人根本想都不可能想曹七巧这个人，而是介绍一些家境比她要好一点的姑娘才对，因此我认为曹七巧说是她哥哥把她卖了是可信的，曹大年可能就是为了攀亲，贪图姜家的钱财，而如此做了。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姜家为什么就要了曹七巧呢，我认为他们看重了曹七巧长有一定的姿色（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曹季泽是过惯风流之人，他看得上眼的女人，看定有一定的美貌。其实曹七巧也是一位受害者。
她的梦想是非常单纯的，她跟每一位少女一样，只想要一个真心待她的男人。可是她哥哥出卖了她，她的丈夫拖累了她，她自己喜欢的男人（姜季泽）不了解她，正如舒婷所说那样：“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更重要的是，她在姜家根本得不到尊重，他们都不要与她交往。她在姜老太太和其他两房面前讨好，仅仅只想于他们打好关系，提高点自己的地位，可是事情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她受到了全府里人鄙视与冷漠。可以说她采取的方式错了，但便不可以说她这个人错了。其实她天性并不是为钱才来姜家的，她的美丽的青春却被别人断送了耗费在了似水的岁月里了，她只想用一些东西补偿自己，让自己有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她特别看重家里人能来看她，虽然她也知道她的一生毁灭是与这些人有关的，所以她看重了钱，也确实她最应该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她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乖戾和守旧，这与中国传统思想对地层人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牢固的（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也在其中，但是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毕竟要强些，而且都懂得趋炎附势；奴仆们是只要这些不威胁到自己，也乐意接受它们的）有关，也与她的经历有关，因此她把旧东西保留了下来。可是毕竟它们是旧的，它们可以通过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新思想，新观念正在向人们走来，成为了一种新思潮。在社会发展着，向上的积极的事物在不断地出现，这些新事物是容不得旧的腐朽的东西继续存在的，因此新的与旧的必须来个彻底的了断（芝寿死了，娟姑娘也死了，童世舫离开了长安）。
曹七巧是旧时代的受害者，继承者，执行者，她的灾难是深重的。她犹如一朵凄美的玫瑰，虽然失色，伤害人，但教会了后来者起来反抗。

发贴时间：2006-11-13 19:41:26
作者：叶珍珍
曹七巧—— 一个身陷生命泥淖的女人
汉本051 叶珍珍 05013080

看完张爱玲的《金锁记》，想起张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而张爱玲正是站在悲凉的基石上以其苍凉的笔调，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丑陋。就连“月亮”这个美好的意象在小说里都浸染了一丝诡异和阴气。这部篇幅并不长的小说却涵盖了曹七巧的一生，从一个和同龄少女一样有着青春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一个恶毒、心理扭曲的老太太，这个过程短暂而又漫长，苦涩而艰辛。
月亮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月亮，而人却早已面目全非。相信七巧曾经也拥有过美丽的青春年华，在那些流光溢彩的日子里做着五彩斑斓的梦。曾经也不乏追求者，诸如朝禄、丁玉根、张少泉等人。而当她戴上黄金的枷锁之后，生命的光泽开始黯淡，属于生命的正面的能量渐渐消散。她用了一生作为代价，守住了金钱却失去了作为人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每天对着丈夫那无生命的肉体，她承受着外人无法理解的苦楚。以至于她的嫂嫂的那句“姑娘受委屈也不止这一件”恍若打进她的心坎里去，使她嚎啕。不管是她嫂嫂的这句话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都给了她短暂的温存。在那个外表华丽的大家庭里又有几许温情存在？这份哀伤和苦楚只有她独自去尝。
七巧的人生境遇是无比惨淡的，且不说妯娌，就是丫鬟都是瞧不起她的。嫁进姜家的日子里，她的青春的律动受到了抑制，而爱情对于她更是遥不可及的。生命对于她已转向虚无，她也清醒地意识到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她并不愚钝，有着疯子的审慎与机智，一切的一切把她逼至不堪的境地，以致身陷生命的泥淖，愈陷愈深，终至沉沦。她的命运依稀与《雷雨》中的蘩漪有些许交集，而不同的是她是个连情欲都无法担当的人，后者却是个敢爱敢恨的人。七巧是可悲的，硬是在金钱的枷锁中结束了那一点温柔的记忆。当她揭穿姜季泽情感谎言的那一刻，她身上仅存的一点点对人性美好的憧憬也随之流走。她对她的人生彻底绝望而又找不到宣泄的出口，自此一个彻底的疯子诞生。
当她以其变态的方式去折磨自己的骨肉，以其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刺着骨肉至亲时，让人质疑母爱这一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情感。文中长安两次重大的牺牲，两次委曲求全，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读后甚是心酸。七巧毁掉自己人生的同时也毁掉了长白，长安的幸福。
曹七巧，一个身陷生命泥淖的女人，她本身是个悲剧，却制造着更大的悲剧！

被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是一代才女张爱玲的颠峰之作。
文中着重描写了曹七巧这个悲剧人物。由社会底层嫁入富贵之家，该是高兴的吧，从此便可脱离物质的贫穷，但是丈夫的残废，又使她陷入了更悲惨的境地，想爱却不能爱，精神的贫乏远远胜于物质的贫穷。长期的压抑生活，直接导致了她后来人格的畸形与变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
读完通篇，我想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文中对细节的生动刻画。比如在小说最后，七巧把手腕上的镯子往手臂上推，年轻时丝毫推不上一分的镯子在年老之时居然能一直推上腋窝，这金镯子就好比一把黄金枷锁，套住了一个女子三十年的寂寞与无奈。只此一句话，曹七巧一生的悲惨命运，纤毫毕现！
汉本053 郑欣怡 05013091
快乐与悲痛
快乐与悲痛只是一念之差，就跟富有与平穷一样，你富有不代表你快乐，你平穷也不见得你痛楚。七巧就在这一念之间走错了。虽然她大半辈子都戴着黄金的枷，生活在自己的虚荣心下，但也是个值得怜悯的人。哥哥的贪慕虚荣把他单纯的妹妹——七巧送进了渐渐衰败的姜家，而且还是个瘫痪的。就这样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也从一个单纯的少女变成了金钱下的奴隶，变得让人厌，也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拿来消遣的话题。
眨眼间，七巧成了姜家的二奶奶，虽然如此，但由于娘家的关系，经常给人在背后议论，七巧明着不说，但她都清楚；嫁了不想嫁的，想爱的又得不到，常在人前笑，人后哭，真是悲哀啊，渐渐得也变得事故起来。最初为金钱而锁住爱欲，结果却锁住了自己。难道她天生就爱财吗，难道她没想过简单而幸福的生活吗？不见得，从最后对她的描写就可看出，“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七巧和他们其中一个结婚了，虽然穿得是布衣麻鞋，吃得是粗茶淡饭，但他们会过得很幸福，恐怕已经儿孙绕膝，享天伦之福了······只是她明白的太晚了，即使她也是身不由己。
另外，她爱姜季泽，却得不到，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楚，而当季泽来找她的表白的时候，她为了维护自己的钱财把他赶走了，不管姜季泽是否真心。虽然在听他表白的一刹那是欣喜的，而当他走后，她便在帘后默默掉泪。人生即如此，很多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快乐与悲痛在于大家是怎么看的。

汉本053 许琴燕 05013119

一把锁锁住一个女人
汉本051周莹05013077
初识张爱玲是她的《十八春》，我并不怎么喜欢。直到读了她的金锁记，我开始喜欢她的文字，她用如此细腻的笔触描摹了当时的都市女性的喜怒爱乐 。
在我看来曹七巧是她笔下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的一个，这欲爱不能的可悲女人在金钱的枷锁中痛苦挣扎，爱的人不敢爱她，其余的人都轻视她，在姜府这个大家族里似乎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她开始用刻薄的言辞来武装自己，包裹自己，关起了情欲的门，也关起了她爱人的心，没有了爱，她变得对谁都尖酸吝啬，吝啬地对待儿女，哪怕是一点点的母爱她都未曾给予，幸福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名词，她得不到的幸福也不能让自己的儿女得到，她要他们和她一样没有欢乐没有微笑，她一步一步地带领她的至亲走入她的幽暗世界，并用锁锁住了他们----长白的麻木和长安的妥协证明这点，他们恍如是七巧的玩偶，长白媳妇的隐私是她消遣的谈资，长安婚姻失败的沉郁是她的最大安慰。这样，她的心灵才有了平衡的支点，把自己的不幸同样附加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这是她所选择的。在她的世界里只剩下金钱，这是她唯一能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她用金钱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锁紧了她的价值观。天下难见得这样的父母，不是期许儿女幸福，而是期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包括自己的亲生骨肉）得到，可见她的精神世界和正常的价值观已经崩溃得一塌糊涂，这种畸形的变态的心理让人不寒而栗，不知道该是同情呢还是批判？她还是个人吗？那个曾经敢公然挑逗自己所爱的姜季泽的曹七巧，在经历种种事故后，她变得太多太多了，这是一种长期的积怨透过另类的方式发泄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变态畸形，没有人能把她从自我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因而她也无法得到灵魂的救赎。
在对季泽的感情上，是那么的苦楚和辛酸，当那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下落时，那种时间的流动仿佛持续了更为久远的深沉，那是一颗被刮得伤痕累累的人心啊，它在滴血一滴两滴化作漫长的光阴流逝在她的记忆里。在这种无奈的压抑中她痛哭流涕，眼泪冰得如珍珠一般，她远望着他的背影似又不是，她不再追逐，因为难辩真假，她累了……七巧的内心活动和神态变化很好得揭示给读者，这使我猛然觉得七巧是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的形象不再停留在畸形变态中，她是一个女子，一个陷入爱但又不敢爱的女子。
当看到自己的身子已萎缩得如同柴棒般，她忆起了自己曾经的风华正茂，伤感的情绪总能牵动起读者的同情怜悯之心，那些曾经逝去的年岁，那些年少时的爱恋与这迟暮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眼角的一滴眼泪挂在腮边，在睡梦中她是否也忆起他的初恋？
在张爱玲笔下总会有这样的擦肩而过，女主角也从此走向歧路，那种被生活被世俗被命运捉弄的无可奈何总让人嗟叹，
通篇看下来，只觉的心中有些微微的不畅，又好似有一个郁结，情绪还是未能平复下来，那种杂乱的心情一时不知从何落笔。写出来后倒有一种淋漓酣畅之感。

发贴时间：2006-11-17 19:24:20
作者：娄月
金锁锁住了什么
汉本053班 娄月 05013108
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开始并不懂张爱玲为什么取其名，后来才理解作者的用意，金锁到底锁住了什么，是一个女人的青春，自尊，一生的幸福，也许还有理想。七巧可怜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别人的手里，她能做什么，她的力量是那么渺小。。。。。。
读了全文，文中呈现的是尖酸刻薄的七巧形象，后来乃至发展为变态的心灵扭曲的形象。我认为和他命中出现的男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她是男人权利与欲望的牺牲品，七巧的命运中主要出现了三个男人，那个她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姜季泽，还有让她葬送了一生青春的姜家二少爷，她的丈夫，还有就是她的儿子。文中着墨不多的七巧的大哥是直接把她推进痛苦深渊的制造者。他为了金钱把七巧嫁给有骨痨病的姜家二少爷。可怜的七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从而，折射出在封建社会下，女性的地位是多么的微弱。可能也是作者的意图。文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曹大年来上海看七巧时，她面对，姜家老太太的不理睬，一段骂词，颇为经典，“皇帝还有草鞋亲哪”，有人会说七巧不自量力，其实是她自尊的表现。她也渴 望被人尊重，渴望亲情，渴望爱情。虽然她怨她的哥哥，但是她还是会送东西给他们，因为这份亲情。所以她又是性情中人。七巧嫂嫂的那句“姑娘受的委屈也不只这一件”的话却深深的打进她的心坎里去。七巧的委屈没有人知道，只有她自己默默的承受，在那个家族中，她又是那样的被轻视，她的苦无处倾诉，导致了她说三道四，无事生非，排遣 内心的苦处。
对于姜季泽，“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七巧也有爱情，可是，那个社会不允许她爱，她的地位不能让她和其他人一样获得爱情。每个女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七巧不能，姜季泽这个花花子弟根本不会对她付出真情的，她只是他利用的工具，“她记起了想她的钱的一个男人”是多么的可悲。所以更加导致了她人格的恶化，心灵的扭曲。
七巧的儿子他的儿子长白跟季泽学会了堕落，使她又一次感到了恐慌。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要长白讲小夫妻的性生活以取乐。曹七巧不能让这最后一个男人从她身边溜走，也不能让任何别的女人快乐。媳妇终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这是多么令人心悸的母亲啊！
我想在七巧的后半生中，欲望的驱使是她的人格更加丑陋，年轻时的她的命是掌控在别人身上，现在她自由了，她要把她得不到的东西都夺回来。这个唯一任他摆布的男人，她要极力的控制。以至于后来她的欲望越来越大，连她的女儿的幸福也不能放过。
金锁就是一把无形的枷锁住了她的灵魂，使她困在狭隘，变态，丑陋的牢笼里。

汉本053 沈清
第一次听到“金锁记”这三个字的时候，感觉应该会是一个蛮浪漫的故事：作者会用一把金锁来贯穿全文，这把金锁会是一件传家之宝，主人公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因这把金锁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但是看完张爱玲的《金锁记》后，顿时让我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
曹家用金子把曹七巧的爱情、自由、灵魂通通压住。她与三爷相爱但不能在一起，她的丈夫疾病缠身也许某一天就弃她而去了，她娘家的人还时常来向她要好处，她也因为娘家没钱没地位而被曹家上上下下都看不起，她用吸毒来麻痹自己，也常常说一些讽刺性的话来让自己过得不那么低微。然而七巧的命运也并没有因她的丈夫、婆婆相继死去而改变（因为她有了自由），她生了一女一男，这本应是件好事（古代有种说法：生一女一子拼一“好”字，家庭必定幸福美满），但她的女儿长安24岁生了痢疾并吸上了毒品，因此而失去了爱情；她的儿子长白却成天花天酒地，这种命运，死对于七巧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但是在我看来，七巧的悲剧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不应该就因为这样而自暴自弃，毕竟人生很漫长，应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才对。曹家只是用金子把七巧压住，而七巧却用一把锁把自己紧紧地拴在了曹家。
现代小说家深雪的《第8号当铺》中提到，在八号当铺里，可以实现你的所有欲望，只要你肯典当金银珠宝、地契、楼契，哪怕是你的四肢、内脏，还是运气、智力、理智、快乐、幸福、爱情，甚至价值昂贵的灵魂……七巧已经没有了最珍贵的灵魂，她还要其它东西来做什么，曹七巧，我不同情你。

F. 请列举我国古代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的两部文学作品

这个很多，如《窦娥冤》《救风尘》《牡丹亭》《莹莹传》《陌上桑》《陇西行》等等

G. 中国古典小说女性形象

一、情圣

（一）艺术化人格

林黛玉也许是你最喜爱的美女形象，因为她是虚构的。

你一定听人说过，倘若真的娶妻，他不会要黛玉，而会要宝钗。你不必真的不信。语言在假设情景中没有意义，只是一种行为，表明他在说话。你可以让他轻轻地在心里唤一声“林妹妹！”不必问他，你明白这会在男人的心里漾起什么样的感觉。

仔细想想，林黛玉究竟给你留下多少姣美的印象和情愫的记忆？也不过是荷锄葬花，共读西厢，结社吟诗，泣焚诗稿。你不觉得这些都太像是舞台情景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情景？怪不得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几乎都不用解读。再就是那些散见在琐碎的生活场面里的一串串晶莹的泪珠，不饶人的嘴巴和使小性子了。幸亏这不是生活，你能从从容容地隔除现实的烦扰去品味这艺术化了的人格。于是，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呕气斗嘴，悲切鸣咽，便都具有了美的价值。

艺术化生活中的艺术化人格，这恐怕正是林黛玉倾倒天下男人之心的奥妙所在。男人被生活粗糙了的心由此得到了滋润。怨不得你把林黛玉当作文学塑造成的情圣。

（二）长不大的女孩

我曾用心计算过林黛玉究竟活到多大。

第二回冷子兴说元春与宝玉“隔了十几年”，九十五回写元春死时“存年四十三岁”，接着宝玉结婚，黛玉闻讯病逝。如此推算，此时宝玉最小也二十四岁，黛玉小他一岁，应当活到二十三岁。不过这年龄与那时代全不相符。

我想这差错可怪罪于续书不周全。但我发现，曹先生写的章回里，年龄也不可靠。黛玉五岁开蒙，由贾雨村教授一年有余便带往贾府。此时黛玉六岁多，宝玉应七、八岁。但书中接着便有宝玉梦遗，与袭人做爱的描写，与男子生理上不通。故“程乙本”改作“十来岁”却又与黛玉年龄相抵牾。可见小说中的年龄原不可信。

语言叙述只是凭感觉而已，所以黛玉有多大也只在读书人的感觉之中。

我因此而感到林黛玉其实是个长不大的女孩，作家在年龄上的模糊也许是故意的。细读文本，我惊讶林黛玉在贾府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其性格和诗才竟一丝儿未变。她与宝玉之间的情份，总让人觉得亲情大于爱情。十九回写两个同卧一床，编说“耗子精”取乐，亲密无间，却没有恋爱之痕迹。我百思不解宝玉此时的心理。他和袭人初尝性爱之甘美，想来不会一次罢休。以他成熟的男子性心理，与黛玉笑闹成一团，竟无一丝骚动，只能说明他以兄妹之情来对待她。有一细节更能显示宝玉对钗黛的不同心理。宝玉此时拉黛玉衣袖“笼在面上，闻个不住”，只是追问是什么香，而在二十八回宝钗为他褪下左腕上的香串子，因“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竟觉得她“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甚至想摸一摸这个雪白丰腴的膀子不能而恨自己没福，明显的是对女性的性渴慕和性骚动。

这当然可以用男女之间亲疏而引起感觉不同来解释。我却认为这是黛玉尚未成人的暗示。小说一再写到黛玉体弱多病，“从会吃饭时便吃药”，“有不足之症”。这样的女孩发育一定很迟，即使进入青春期，也在性生理和性心理上有诸般不足。宝钗大她两岁，又健康丰满，自然早熟，青春性感。宝玉的不同反应似可作证。由此我想黛玉是长不大的女孩竟然依据十足。

我忽然想到纳博科夫的《洛莉塔》。小说中男主角汉勃特把那些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却又情窦初开、美如天仙的少女称为“宁芙”，着迷地追逐她们。洛莉塔也被汉勃特当作“宁芙”追求，因而笼罩着神圣的光晕，但当汉勃特终于占有了她的肉体之后，他却发现她已不再是她的青春之神了。

无独有偶。宝玉不是一再地赞美女儿是水做的，却又对女儿嫁人感到悲哀，说是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清净人”。这里是否有某种相通之处？要不一个中国作家，一个美国作家；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一个则生活在二十世纪，为什么都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对女人同样的看法？

什么才是男人心目中的情圣？——长不大的女孩。保持童贞的女孩。林黛玉不正是如此吗？

（三）流不尽的眼泪

你一定还记得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专门写了一章《眼泪赞》。“借助泪水，我叙述了个故事，我敷设了一个悲痛的神话”。于是你想起了林黛玉和她的还泪神话。

不必讳饰你对小说中这段描写的疑惑。作家为宝黛悲情铺叙了一段前世之缘：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使其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为何说“仅仅”？那意思是不是倘若修炼更多时日，或可成男体？于是，这里分明又有法国西蒙·波伏娃称女人是第二性的意思然而，“绛珠仙草”又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细读再三，你不免惊讶自己的发现。中国文化历来把“雨露”当作某种符号，这里身为女体的绛珠仙草又说她并无此水可还，岂不是一种暗合？男人的雨露，女人的眼泪，虽然同是人体的分泌物，却终究是一个浊，一个清；一个是欲，一个是情。此层含义，又与宝玉所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不谋而合。由此，你感叹不已，还泪的神话竟然还对应着这一个深层结构：林黛玉以女儿泪来还宝玉的男人欲，不是情圣，谁还配当情圣？

知道你忘不了罗兰·巴特：“恋爱中的一点点起伏波动，不管是喜是悲，都会引得维特潸然泪下。维特动不动就哭泣，经常流泪，并且是泪如泉涌。维特究竟是作为一个恋人落泪，还是作为一个浪漫伤感者掉泪？”因为这段话几乎可以照搬来形容林黛玉。不同的是，德国大诗人歌德创造的情圣是男人，中国大作家曹霑创造的情圣是女孩。这里究竟可以发掘出多少关于中外文化之异同，中外情圣观之异同呢？你已经无暇顾及了。你只是深深地铭记一点，情圣是与流不尽的眼泪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重新发现并认可了自身中婴孩的身体”。

于是你竟然想数数《红楼梦》里究竟描写了多少次黛玉的哭哭啼啼。你终于没有这么做，因为你更愿意品味黛玉的绵绵无尽的眼泪和她哭泣时的意境：黛玉“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凡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二十六回）这便是情圣，感时花溅泪，一哭鸟惊飞。

二、爱与死

（一）爱的死吻

将一痕秋水引向颈项，我用生命完成了献给爱的死吻。

多日的等待和期盼，竟凝成了一团挥之不去的焦灼。我把它和定情之剑一起挂在了我的闺床绣帐。我对我自己说，尤三姐和柳湘莲从此便和这柄“鸳鸯剑”一样不可分开。谁知他忽然返悔……

我把焦灼留给了他们。飘逸在空中，我不再叹息。瞅着他们围着曾有万种风情的玉体急救不迭，我却已从佳人绝色中解脱出来，就象意义从语言构成的句子中浮出，再也无法挽留。

二姐儿为我拭去血污，颤颤儿的指头触摸到我的冰肌。我毫无知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刺激使我选择了自杀。湘莲的托词笨拙到明眼人一看便知。可我当初跟二姐说，若他死了，我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再不嫁人。现在他悔约，只当他死了，我也只该剃了头，怎么倒割了颈？倘若当时我多些时间去考虑死亡的后果，我会不会让自杀停留在句子中？爱和死便会遥遥相对，一如地球上的南北两极。

我选择死，就像我选择爱那样毫无理性。我在贾氏兄弟前的轻狂豪爽、调情斗口，原是我维护我女儿真情的妆幌。我金子一般的心五年前便系着柳湘莲，不知他是否爱我。我爱得毫无理由，毫无希望。从那时起，我便把死带到了离爱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只不过那时我死了心地爱着他，现在我死了身来为此痴情划上句号。

我死而复生。看着“冷心冷面”的柳湘莲终于为我大哭一场，吐出“是我没福消受”的真情话，我感到了窒息后的欢畅。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我竟怜悯起方才被我无所顾忌地放逐的如花似玉般的女儿身体。我祈祷死而复生的真正实现。我渴望流亡的灵魂重新安居在酥胸雪脯之中，以求与柳郎共度枕席之欢。死亡重新肯定了爱的真实含义，但死亡却不能使爱变得真实起来。不忍相别，终须离别，“从此再不能相见矣！”死亡撕毁了一切护照，将爱与被爱统统拦在了国境线之内。

一百年之后，我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吉卜赛女郎。她说她叫卡门，或者叫嘉尔曼。名字怎么写都无所谓，反正是个符号。我问她如何把死亡引到了爱情的身边？她挺着胸，微笑着说，卡门永远是自由的。她的眼光依然是野性十足的。她不再爱比才，她宁愿死在他的刀下来了结这一切。我知道死亡并不能向她证明爱的真实含义，她早在快活地活着的时候便已尝遍了爱的滋味。死亡只向他证明了不爱的无可动摇。在她，我想也许证明了她对斗牛士吕加的爱。

我和她相对而视。一方成了另一方的诠释者。风情体态，在我是为了拒绝不爱，在她是为了享受所爱。死亡，在我是为了证明我爱，在她却成了证明不爱。所以，我和她都选择了死亡，但死亡的方式却不同：我选择了自杀，她选择了他杀。

我不知道死亡究竟给爱增添了什么，死亡又给爱减损了什么。我只希望卡门向我承认死亡也证明了她对吕加的爱。但卡门微笑不语。

（二）情偶缺席与肉体缺席

你侃侃而谈。你滔滔不绝。你被你话语的对象深深吸引。

杜丽娘。一个以死而复生的方式刮起爱情旋风的美人，竟使你想到爱与死的不可逆性如何被话语的叙述彻底地解构。

她的故事可一分为二，以死亡为界：一边是走向死亡，另一边是死而复生。走向死亡的动机是情？你深表怀疑。杜丽娘养在深闺，从未接触过父亲和冬烘老学究之外的青年男子，情从何起？情由何生？你说汤显祖把杜丽娘放置在情偶缺席的舞台上演一幕催人泪下的爱情戏，这比曹雪芹让尤三姐五年前一见钟情于柳湘莲而今遭拒刎颈自杀更难。杜丽娘只能回视自己的深藏体内的欲望。那欲望因少女进入青春期而起。那欲望因情偶缺席而无所附丽。一团飘飘悠悠的云雾，分明在眼前袅动却无法揽进心怀的恍惚。《关睢》以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和能指所指关系的漂浮不定来满足杜丽娘对欲望的无以言说。春之神一面悄悄地驱动杜丽娘体内的性欲暗涌，一面华彩般地勾勒出“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同在的春景，明媚与阴郁恰好构筑起少女怀春的对应象征。于是你颇为得意地下结论：游园惊梦实现了杜丽娘从性苦闷到性幻想的心理转变。少女无言以对的生理性欲一旦成了允许虚构的心理情欲，缺席的情偶形象便由想象来填补。杜丽娘由此而迈出了走向死亡的爱之舞蹈。

你不想对杜丽娘死而复生后的事件絮絮叨叨。你把那称作另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按照摹本重构的后《西厢》。一个被现实的茧丝纠缠住想象的蝶翅而成的婚嫁蚕蛹。你斟字酌句地表述着这样一个意思：爱在死亡中是自由的，因为她只被要求倩魂与君共枕。而复生后的杜丽娘却是不自由的，她无法逃避让家庭和社会接纳这个占有和使用自己身体的男人。情偶不再虚化，他有了一个确切的名称：丈夫。爱情故事渗入了社会性的话语，便无可挽回地发散出婚姻的平庸叙述。

在走向死亡和死而复生两个故事的连接外，你发现了一个奇迹：爱与死的不可逆性在这里被消解。在死亡的冥河上，杜丽娘的一缕香魂乘着爱之幽舟四处游荡。你并不在意冥界描述中积演的文化一般模式。你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中的旅行，肉体已不再参与，因而旅行成了真真实实的游荡，灵魂的游荡。然而，杜丽娘却在这种游荡中寻找肉体的交欢。当缺席者终于出现，心造的幻影成为血肉之躯的柳梦梅时，杜丽娘却成了缺席者。肉体的缺席并不能阻拦她投入交欢的搂抱之中。于是，爱与死在另一种逻辑中变得互逆。你坦言你的发现；在走向死亡的故事中，叙述的中心是性爱，汤显祖却将它化为情爱的话语；而在香魂游荡的过程中，杜丽娘的肉体缺席使叙述转为爱的缤纷异彩，汤显祖却反而再三地迷醉于性爱的语境之中。一个最有力的佐证是，那个弥漫着强烈性欲臊腥的石女道姑的性爱故事，恰恰是被汤显祖安插在这里。石女的无门可入，与丽娘的无形求欢，构成了对应的象征。由此，杜丽娘要求柳梦梅挖坟开棺以求肉体的复生便水到渠成。

你戛然而止你那小河淌泻一般的语流。你开始眯细着眼睛端祥这位被你的话语所激活的杜丽娘。

（三）殉情

殉情是爱与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当祝英台坐在一团喜气的花轿被抬往马文才家成亲的路途上，她的思绪是否随着花轿的悠然起伏而被颠回过去的时光？他不需要别人来回答。他只需要听众。祝英台一定想到她本来有很多机会去阻拦梁兄的死亡。同窗数载，爱在悠悠的岁月中滋生。为什么不露出些破绽让梁兄明白英台的女儿身，却反而在梁兄疑惑时百般遮掩？为什么十八相送时直截了当地表白内心的爱情竟这样困难？他竖起一根食指贴在肥厚的嘴唇中间。嘘！他知道这是女子的娇羞。然而，祝英台其实是在男人指定的形象里含情脉脉，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她只能充当爱情的俘虏，等待梁兄的主动掳掠。不幸的是，梁山伯多少有些女性化。他的愚钝不敏，他在恋爱上的被动态势，最终使这场难以言传的爱情被悬置起来。男人指定的女子形象，反过来将男人推向死亡的悬崖。

他当然不会忘记祝英台在楼台会时的女儿装。在无望的爱情行将闭幕时，她陷入了一个仪式的迷惑之中。一方面她将告别与梁山伯的师兄弟关系，浪漫将从此被放逐出心灵的绿地。另一方面她忍不住要揭开初恋的秘密，梁兄究竟爱不爱她？她将以此祭奠自己的悲哀。于是，女儿装成了有力的符号出现在仪式的系统之中。但她没有料到，符号的过于强烈的信息会震撼原有的生命结构，梁山伯终因不堪忍受的性别借代而被消解结构。爱与死的联结再次被实现。它的不可逆转使祝英台看清了爱与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纵身跃入裂作两半的梁山伯坟墓。

殉情是无法更改的过去的一个弥补。殉情是痴情的一种极端表达。殉情使爱与死的逆转在想象中得到实现。

一双美丽的带着不可解花纹的蝴蝶翩翩飞舞。他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迷。哪一只蝴蝶是祝英台的精灵幻化？在男人的蓝天下，祝英台是否永远是一只不可解花纹的蝴蝶？

三、慵倦

（一）女人的体态

我必须面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美女，但我怀疑我面对的杨贵妃果真是历史的真在。

于是我寻求符号表述的杨贵妃，却惊诧自己处在各种文本发出的喧嚣中。在“祸国”和“爱情”这两个文本里，我无法自拔。这都是男人的文本，交织着男人对美女的复杂情感。不全是爱。不全是恨。不全是恋。不全是惜。我因此而看见他们在自造的情理胶粘的泥潭里深陷。

弱水三千，我独取一瓢饮。相殊的东西在话语的叙述中不停地消逝，而众多文本的迭印处则凸现出贵妃之美的共识：慵倦。

我不知道白居易是不是第一个发现杨贵妃的慵倦之美。当他宽袍拢袖、长歌吟哦：“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他却当之无愧第一个成功塑造起杨贵妃的慵倦之美。女人的体态永远是男人对美的具体理解。品味这重彩浓墨的诗句，我仿佛想到曾经观赏过的许多西洋浴女题材油画中，并没有一幅制造过慵倦之美。语言的不透明性把女体的肉感刺激摈弃在审美眼光之外，慵倦这一与情欲有着密切关联的女人体态从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美，而白居易的全知全能型叙事视角，则加强了审美应有的距离感，给这幅语言涂抹成的浴女画镶上了镜框。我由此而不欣赏陈鸿在《长恨歌传》里取的叙事视角：“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令人想到唐玄宗掩身于重重帷帐后的窥视，全然破坏了杨贵妃的慵倦之美。

慵倦，意味着女人一任身体的自然放松而处于的无力状态。对丑女而言，这构成了男人对丑陋的印象。对一般女性来说，慵倦常常会被看着懒散的同义词。而对杨贵妃，出浴后的慵倦之态则凝固成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中的永恒之美，尽管这审美经验往往会因距离感的丧失而滑向情欲那一边，但白居易的“娇无力”却永远是对慵倦之美的最佳陈述。

慵倦与占有欲毫不相干。它成了男人的无休止的渴望。它构成男人性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它因此而成为杨贵妃的文学形象美之主语代词。

（二）想象空间

人们称她为杨贵妃远远超出于直呼芳名杨玉环。他非常乐意从独特的发现开始他的语言创造活动。这与等级观念无染。同为中国四大美女的西施和王昭君，都有贵为王妃的地位，人们却习惯于称呼她们的姓名。杨贵妃已不再仅仅是历史上“实在”的美女，在民间的转述和文人的创造性话语中，她已成为无数“缺席”的雍容高贵之美的具像，而将“缺席”纳入“实在”的正是慵倦。

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灼热性爱情语境里，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处于雍容高贵地位的绝代佳人沉浸在永不魇足的爱河之后的慵倦。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类符号已无法表述备受宠爱的杨贵妃。爱得太多，爱得太深，爱使双方将各自的自我完全投射到情侣身上。爱成了永无休止的献出自己所能给予的，却又觉得够不着自己想得的东西时的精神上的慵倦。诗人的充满诗意的话语，将这种感觉不定永远地定格在杨贵妃的“文本”之中。

是的，慵倦之美在他看来已不再仅仅表现在杨贵妃出浴后的体态上，也不仅仅是贯穿在她沉浸爱河之后的疲惫心态上，他以为这是两种状态的不可分割，是心体合一的结晶，当然更主要的是人们在历时性的审美过程中的“缺席”聚焦。一个为人熟悉的例子是，梅兰芳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创造的贵妃形象，唱腔迤逦宛转，气声若断若续，体态婀娜恍惚，舞姿惆怅飘悠。表面上演的是美人的醉态，骨子里却写尽了雍容高贵女性的慵倦之美。酒与华清池的温泉水一样，使杨贵妃尽展体态之慵倦。酒力不胜而娇躯无力，酒后解脱致心乏毕露。酒毕竟不同于水，所以杨贵妃借酒浇愁，在里比多从恋偶型收回到自恋型的疲惫不堪的过渡中，心体合一地显露出美女的慵倦。

他若有所思地说，慵倦绝不是困倦、困乏、疲倦、疲惫、有气无力、精疲力竭之类语符的同义词。慵倦已成为人们对美女的想象空间的一种确认，是审美意象系列中的一个单项。由此，他更在意白居易对寻访太真的叙述：“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分明着意刻画出杨贵妃睡梦惊觉时的慵倦之美。他当然知道诗句中表现杨贵妃听到玄宗遣使造访时的急迫心情，以致未能整衣妆容出迎。但如果仅到此为止，诗情诗意便不足以支撑起。唯有慵倦之美，才是诗人的审美中心，才能将杨贵妃在天上除了等待，什么事都不干的慵倦写尽。他说谁若不信，不妨去看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的描写，虽然杨贵妃仍在睡觉，却要等睡醒后“冠金莲，披紫绡，姵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才出迎方士，慵倦之态全然消失殆尽，而贵妃之美又在何处？

H. 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价值主要是写什么范围

从家庭观的转变分析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价值
摘要：我国古代文学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喜或悲的人生，或平淡或戏剧的遭际，都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反应。而作为家庭成员的女性，她们的思想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就呈辐射状波及至整个家庭范围。在文化的纵向延续与渗透中，古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及自身的思想态度必然有其相似与差异。从古代女性的家庭观中，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当下女性家庭观念的形成原因，从而做出更科学的评判。

关键词：古代文学 女性形象 当代价值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直是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说这是男性作家们的“恩赐”，但更多的却是因为女性在社会结构构成中，其实占据的是与男性两相鼎足与支持的地位。“人”字两笔，左一撇是男性的霸道与掌控，右一捺便是女性的支持与服从。家庭是社会的小小缩影，因此这一点也显著地体现在古代家庭生活中。及至女性解放运动发展了近百年的今日，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早已不是用古时候简单的支持与服从可以定义的。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这样的变化就更明显了。但是文化的纵向影响也依然存在。于是，中国的当代女性在家庭观念中便有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元素。

所谓女性的家庭观念，其实就是指的她们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有了丈夫，有了子女，于她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可以从女性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两个方面来了解其家庭观念的转变。
一、作为妻子
古代社会中，女子有“三从”的道德禁锢。其中，“出嫁从夫”是最特别又是最重要的一环。“从夫”不像“从父”“从子”那样有血缘作为依托，它是完全的靠外来定义而形成的一种束缚。因此，这样的束缚更有力量，带有更多的道德色彩，也更无法摆脱。这束缚的具体表现，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依据男性的要求而制订的一系列妻德规范。古代文学中不乏对这类形象的塑造，《醒世恒言》中的朱多福就是一个典型。面对身患恶疾的丈夫，她既不同意取消婚约，嫁过去以后更是尽心服侍，毫无怨言。在这个形象上充分体现了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要求。
如果说古代女子活在男性话语权掌控下是一种悲哀，那相比之下，当代女性无疑就幸福很多了。她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在生活伴侣的选择上也能够掌握更多的自主权。但奇怪的是，这并没有让所有的家庭因此走向圆满。事实上，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更多家庭问题。女性有了争取的权利，于是在更多的方面容易与丈夫产生矛盾。财产，事业，家事的参与，对个人空间的追求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恰当，都可能从小小的不满扩大至激化。
不同于古代的任凭丈夫根据“七出”完全决定自己的去留，如今的女性也拥有了选择解散家庭的权利——离婚。这无疑是当代已婚女性所获得的最大自由。当男女双方平等拥有提出离婚的权利为社会所认可时，家庭的集体完满似乎就落到了次于个人幸福的地位。这对女性是福，而对整个家庭、整个社会而言，却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在古代，寻花问柳是男子的不公平的特权，它漠视了对妻子的严酷要求。而现在，“外遇”这个词早已不是男人的专利。夫妻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忠直接动摇的是整个家庭，而女性的该项“自由”增加了这种动摇发生的机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朱多福的所面临的那种状况在当今社会也是存在的。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上我们了解到，如朱多福般尽心相随的有，而事发后抛家弃子的也不在少数。这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而且仅仅是相同原因造成的问题的一个方面。于是，对当代女性家庭道德意识就有了新的要求。到底要怎样在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条件下处理好夫妻之间的问题，或许古时一些女子的经历能够给众多为人妻者提供一点参考。
二、作为母亲
“夫死从子”是古代女子人生掌控权交替的最后一个环节。不同于“从父”“从夫”，这里的“掌控”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愿。这自主自愿首先来源于母子间的血亲关系。初为人母的女性都会或多或少的将子女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这件活物身上有着无限创造的可能，作为母亲便自觉担起了这塑造者的职责。好的塑造者善于用爱引导，这便是慈母；也有用自身权威影响进行言传身教的引导，这便是严母。在这两点上，古今是相同的。母亲对子女的爱的表现与积极的教育，是没有时代区分的。
需要注意的是，古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有部分是因为封建道德规范对女子的要求。“正位乎内”的角色定位将她们的功用仅局限于家庭之中，于是对子女的教育也成为她们存在意义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方面看来，古时女性所担当的责任似乎更重一些。而现在所谓对后代的教育，早已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出力者越来越多，也一点一点地分担了母亲的“分内之事”，却也相应地造成了母亲对子女责任意识的流失。很多当代新女性的想法都是，如果有了孩子就丢给父母公婆养，这是她们对自我享受的追求，也是她们对子女责任意识的淡薄。并不是她们不知道父母对子女的重要性，而是比起孩子来，她们更重视当前的自己的生活。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再好好教，但是失去了抚养基础的母子亲情却并不是完整的，至少要重新搭建是不容易的。至于那些能狠心做到完全丢弃自己亲生骨肉的人，她们的道德问题早已超出家庭的范围。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中，受到最大影响的其实是无辜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看，古时的母子亲情似乎更能起到好的教育作用，我们能从古代母亲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比如责任，比如爱。
还有一点，从众多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古时母爱的付出对象大多是儿子。这跟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在当代社会中，因为养老保险等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也已渐渐淡去，“丁克家族”①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当代女性在诠释母亲这一角色时多出的新选择。

I. 关于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对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的揭示上。

《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写一对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岗上的世纪》则在知青生活的背景下，表现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挣扎。这些作品所提示的是，不仅社会关系，而且人的一些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对人的命运有深刻的制约力量。王安忆还进一步探索离开物质（如婚姻形式、性关系等），“光凭精神会支撑得多远”（《弟兄们》、《神圣祭坛》），以及“性力量的巨大：可以将精神扑灭掉”而“维持男女之爱”的可能（《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

在女性自主、觉醒的问题上，她冷静而又旁观。

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相比，王安忆的作品不侧重表现启蒙者对芸芸众生的悲悯，而是让读者和人物一起体验平实生活中的那些扣人心弦的瞬间感受。80年代中后期的那些《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描写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的人生遭遇，人物经历的“文革”背景知识故事的由头，作家并不打算追随时尚，做倾诉“伤痕”，反思历史，忏悔人生的自我表白。在肯定人道、人性的时期，把男性和女性放在人性思考的“同一地平线”上，认为“大家的视野都是同等的疆域”，以体察和探测男女生活交往中的人性的力度。

如《岗上的世纪》本可以把生产队长杨绪国和知识青年李小琴的感情纠葛写成一段美好而略带伤感的爱情回忆，就像流行歌曲《小芳》中唱的那样。但王安忆没有迎合时尚。作品中从李小琴为争取招工指标而挑逗杨绪国，逐渐转移到两性相吸而一发不止的性描写上，展示在一个特殊环境中，人性从孱弱到开创一个极乐的世界的过程。在一个思想荒芜、男女之间一点私情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小说却在激烈而浮泛的政治声浪底层揭示人性的故事。

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通常表现出三种模式：

第一种：女性带有母性色彩的“圣化”形象

王安忆善于写女性，尤其擅长写上海弄堂里虽然过着普通日子却骄傲、优雅的水一样永远带着感伤和怀旧情调的传统女性（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小城之恋》中的短小粗壮的女文工团员、《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的妻子等），这些女性本来骨子里都潜藏着浓重的弱者意识，寻找一个能保护自己、热恋自己的男性是她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和追求，然而一旦遇上她们所倾心、所爱慕的男性，她们身上的神圣、纯洁的母性的一面便会刹那间被唤醒，像《荒山之恋》中的女文工团员与大提琴手之间的关系：

就以其忧郁格外地打动了她的柔性，唤起了他那沉睡的母性，她不是那种女人，表面上柔弱文静，而内心却很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软弱的灵魂。心中洋溢的那股激情，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

而由于母性的觉醒，在接下来的爱情或婚姻的日子里，他们便一改少女时期的矜持和胆怯，而变得主动、坚决、成熟甚至勇敢起来，似乎，生活中没有她们适应不了的环境，磨难中没有她们面对不了的现实，他们脚踏实地地、专一执着地营造着自己的幸福，他们义无返顾的迎接着爱情的风雨洗礼。

《小城之恋》中的女文工团员在经过了一场浑浑沌沌的情欲激战之后，面对着不该出生的私生子，她的精神却仿佛得到了洗礼一般：

心里明净得像一潭清水，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新生命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犹如来自天穹的声音。

王安忆总是把这些女性写得很美、很自然，而她们这种美、这种自然又均源于她们天生的母性的呼唤和皈依，在她认为，这才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也是所有传统妇女终生所能奔向的最高境界了。

第二种：“永远长不大”的令人失望的男性形象

这些男性形象由于品貌的文雅、出众，性格的温柔和体贴，在初次相遇时，往往颇得女孩子们的青睐和爱慕，但随着交往的日渐加深，他们身上的脆弱与怯懦，又会使得她们失望——他们一概撑不起自己头顶的那片天空，甚至连他们的爱情，也多是建立在对母性呼唤的基础之上的，而深恋着的女性至于他们，几乎就是母亲的化身，这些女性可以给予他们安全与依靠！这些连自己都需要别人来保护的男性，在危机四伏，大难临头的时候，只能选择逃避（如《小城之恋》中的“他”），或听之任之（如《流逝》中的男性）。

因此，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便不自觉地成了生活的强者形象，她们一方面明显克制着对男性失落的不满和无奈，另一方面，却能仍然忠贞不渝地守护在那些男性身边，默默地充当着奉献者的形象，甚至能像怜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怜爱这些男人。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说：“其实，那男人配不上她那样的挚爱，可是，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第三种：体现在对两性关系的本体表现

（“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王安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关于性，王安忆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一文中这样说：

“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在写，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所以干脆不写了；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三恋”最早发表的是《荒山之恋》，其次是《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但按照内容依次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后来的《岗上的世纪》可以看作是《小城之恋》的续篇。

《小城之恋》纯写物质本能的性爱，《荒山之恋》加入了比较低层次的精神性的东西，《锦绣谷之恋》则几乎不写性，而写精神恋。《岗上的世纪》则侧重本能的性爱外，还加上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使性有了功利色彩（作为交换，知青可以得到回城的机会），而最终又超越了功利。

《小城之恋》写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而只受本能欲望控制的舞蹈演员的相恋过程，他们的恋是最低层次也是根本层次上的身体的依恋。王安忆通过对他们的性爱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来探究决定男女关系的最隐秘也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那不是情感，不是精神，而是性。如果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像一场持久的斗智斗勇的战争，那么，性就更是一场身体的交战。《小城之恋》中的他与她，没有什么文化，因而也就没有多少精神对性的制约，除了不自觉地认为性尤其是婚外的性关系是肮脏的外，他们没有什么忌讳，他们因此可以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满足欲望，如一对发情期的野兽。欲望完全战胜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理性与羞耻感，成了他们生命的主宰。横冲直撞的欲望使他们相互吸引，又使他们像野兽般地格斗。

小说对他们不受理性控制的这种吸引与格斗写得非常细腻，这显示了王安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小说结构比较简单，侧重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发展，另一条作为时代背景出现的线索，基本是环境描写，比较虚化，局外人也基本虚写，未介入这一对男女的故事。从中可看出王安忆的用心，是要虚化一切外在的因素，仅就性而表现性对人的控制作用。

从写实角度来看，这一对男女以及他们的性爱根本不具备审美价值，从象征的层面上来看，就有了价值。

小说的结尾颇有意味，这表达了王安忆不太自觉的女性意识，小说中的她因生了孩子而变得平静，欲望平息了，也有主见了，她似乎获得了一种升华，这是母性对性的超越与升华。而他却沉到了欲望的最底处，成了被欲望彻底控制的失意者，不仅没有控制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反而更使他的精神也变得畸形。

从这一点上来讲，《小城之恋》也是成功的，人物正如作者愿望的那样没有什么个性（精神上性格上的），而仅仅是欲望的化身。因而，要理解这篇小说，不能仅从传统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人物，他们超越了个体，而是人类欲望本身。欲望是如何战胜男性，而又使女性得到升华的，我想，这就是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根本内容。

《荒山之恋》就稍有不同，其中的男女主角，已不仅仅是欲望的化身，他们还有比较低层次的精神欲求，这种精神欲求表现在小说中，就是男女对对方的精神控制，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对异性的身体控制。而这种精神欲求，就有了从纯粹的性爱到精神爱的色彩。

小说中的背景依然是那个没有文化的年代，因而，主人公的精神欲求也是一种本能，比较低层次。比如，金谷巷的她，从她母亲那儿学到了控制男人的种种手段，因此，她处理与男人的关系，就少了些性的色彩，而多了些“精神游戏”。同时，也正因为这种精神性的欲求，反而使他们的结局显出悲剧色彩，他们最终自杀身亡，是意外，也不意外。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哪怕是低层次的精神之恋，也会超越纯粹的性爱。没有精神之爱，他们宁愿选择死亡。当然，这是女人的选择，男人是糊里糊涂地跟着女人去死的。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王安忆的女性意识，女性不仅能够超越纯粹的性，而且，与男性相比，有较强烈的精神追求。然而，在文化沙漠时代，这种精神的力量又是渺小的有限的，是女性不自觉的一种本能，除了死能实现这种追求，别无他途。因此，小说命名为“荒山”之恋是有用意的，荒山指的不仅是小说中描写的那座光秃秃的花果山，更是那个年代荒芜的精神资源。

《锦绣谷之恋》中的女性意识就更强烈了，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是，女性不仅能在性的层面超越升华，优于男性，更能在精神层面超越男性。小说中的她毕竟已是有较深文化底蕴的人，她已不想从男人身上获得精神力量，男人只是她从自身那儿获得力量的一个途径与媒介，因而她可以不顾那个她所恋着的婚外男人其实也是非常虚弱的，一旦她得到了力量，她就可以摔开男人，坦然地面对丈夫与自己。这意味着女性彻底从男性的世界中独立出来，她们有了自己的人格力量，有了自己的追求。

把这三篇小说来连贯起来看，就可以看出王安忆的创作意图，她试图通过“性—恋—爱”由低到高的层面，一步步挖掘男性女性关系的由来与变化，同时，给男性与女性分别树立一个概括性的形象，在这过程中，又表达了她对男性女性的认识。正如她自己说的，“女人比较有变化，男人好象简单了点”。她还说过：“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的，不妥协。但每个人，每个人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终把她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在小说中我就塑造这样的人物。”

在《岗上的世纪》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增加了社会背景的作用。杨绪国和李小琴在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时，竟然只是战栗着虚弱下来……而故事正是从李小琴在招工问题上为自己编制的一张网，从开始付出肉体为换取招工表格开始，这是一种没有爱，只有功利的单纯性与性的交往，这种原始、功利的性，却也使得杨绪国枯黑的躯体“滋长了新肉，他的焦枯的皮肤有了润滑的光泽，他的坏血牙龈渐渐转成了健康的肉色，甚至他嘴里的那股腐臭也逐渐地消失了……”——这隐喻了女性对男性的拯救和造就。

杨绪国变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充分发挥与享受着李小琴提供的激情与活力。但功利的性关系，只能让这种貌似平衡的结构破缺，在小岗上，杨绪国与李小琴以功利为基点的两性关系，其结果只能是李小琴在功利的要求下，怒不可遏得告发杨绪国，正是拯救和造就了杨绪国的李小琴，又让杨绪国被批斗和强制劳动。《岗上的世纪》的精彩之处，在于小岗上的七天七夜，李小琴与杨绪国终于在没有功利的要求和道德的规范，没有拯救与被拯救、塑造与被塑造的环境与心理中，把情欲与性欲完全交融在一起，成为一种生命运动，从而体现出了审美的价值。

这种关系的认定，实际上是对从物质社会关系的封闭和超越出来的纯粹的性关系的认定。

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大致就是如此。她并不是简单地附合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潮，想要倡导女权主义，而是从根源上挖掘出，女性本来就比男性要精神性一些，独立一些，自主一些，丰富一些。比较她笔下那些内向、孤僻、软弱而又虚无的男性形象，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所以，她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J. 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

以古代文学女性形象对女性俗语的考证与置疑
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切入，进行了对关于女性的俗语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对一些俗语产生考证与反拨。目的是增加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俗文化的关注和认识，进而产生新的理解。
关键词：女性形象 俗语 考证与置疑

自古，关于女性的讨论就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有著名女性学者西蒙娜•伏波娃著有《第二性》，还有海蒂、福柯等哲学家；国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很多女性问题研究者。那么，如此丰富的女性科学研究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姿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又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有代表性，而表现在俗文化中就是社会上长期流行、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些俗语（在此为研究方便，姑且将其称之为俗语）。本文将把这两者结合并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让我们以自古写情的公认佳作开始：《西厢记》、《牡丹亭》与《娇红记》。《西厢记》中青春貌美的相国小姐莺莺“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出身高贵显赫，深受传统礼教文化熏陶，但当她在佛殿邂逅“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陷入相思。杜丽娘的故事更是一场压抑的春梦：游园时一见春色恼人莺燕成双，青春本性便迸发殆尽，随之梦中相会直至为情而亡。她自己都说：“吾今年区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还有一位女主角王娇娘却是比前两位成熟和理智得多，她与申纯的爱情是经反复试探和了解得以建立，共同的思想以及志趣是他们的爱情基点，类似宝黛之爱。至此，我们不难对所谓“一见钟情”之爱产生置疑：爱情的产生真的存在一见钟情这种可能吗？试想，纯真质朴的莺莺小姐在佛殿上见到的不是张生，而是另一个同样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又满腹经纶的白面书生，她是否同样“一见钟情”？如果还不够说服力，那么杜丽娘梦中欢爱，梦醒后如果邂逅了另外一位柳梦梅，无疑仍会不顾礼法一晌贪欢。因为那个对象明显是春情萌发的产物，而非共同生活中产生的真挚的感情。包括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范二朗与周胜仙同样在酒楼上一见倾心，巧妙把自己的基本情况传达给对方，从而促成一段姻缘。清人李渔《十二楼》之首《合影楼》，写屠珍生和管玉珍由于见了对方在水中的倒影而一见钟情。简直其情。这些无疑都有强烈的传说、演绎色彩。纵观“一见钟情”模式，基本上都循着一条潜规则：偶然邂逅——私定终身——终成眷属（或双双殉情）。充斥其中的才子暮色，佳人怀春的实质无外乎情欲和寂寞并生的产物，“以色为先导，以欲为核心”，存在恋爱双方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多向选择的可能。这种“一见钟情”仅仅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遇到正确的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与这种一见钟情模式比起来，《娇红记》的爱情更为可信，更有亲切感。这也许与其产生时代较晚相关。
结束对“一见钟情”式爱情的置疑，第二个俗语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是个饱含悲情意味的题目，其中蕴涵着不少女性的血泪控诉。笔者分析了关于描写妓女、爱情的20篇古代短篇小说，粗略统计归纳出一个结论，即：团圆结局（包括历经劫难后的重生）有10篇，变鬼复仇类型的有2篇，悲剧结局有8篇，其中多为“负心汉模式”。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有情礼合一的思想倾向，结果是负心汉受到各式各样的严惩，可以证明的很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所提到的《西厢》的前身：《莺莺传》。张生移情别恋，始乱终弃，痛斥莺莺为“尤物”。这是作为维护封建道德的优秀文学作品，旨在“止淫奔”。还有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玉从来未抱奢望和幻想，就算面对李益的海誓山盟，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李益“门族清华”，“自知非匹”，直至被丈夫以七出罪过休戚。她很清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更为震撼人心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宋《醉翁谈渌》）。出于门阀观念、父为子纲这些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王魁辜负一心一意的桂英，枉她一片痴情。还有“秋扇见捐”的故事，汉乐府《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活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也印证古代弃妇形象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的直接动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负心汉故事不胜枚举，归纳出一般模式是：女方有恩于男方——男方落魄后飞黄腾达——另觅新欢。虽然痴情后生的存在量不在少数，但古代女性特殊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似乎使人更加愿意相信“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更具有真实性。
第三句女性俗语中所包括的，有国破家亡、江山易主之痛，更有千金只为红颜之情，这就是“红颜祸水”。一方面羞羞答答承认“红颜”，另一方面更咬牙切齿痛斥“祸水”，这是奇特的矛盾统一。古今中外关于这句话的证明俯拾即是：“声色也，败德之具也。”，“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成为典故的就有商纣王为妲己建鹿台，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有骊山温泉华清池，更有千军只为红颜笑的烽火戏诸侯，美人艳笑和悠悠狼烟亡了商、周。还有“馆娃歌舞”：夫差迷恋西施，为之于灵岩上建馆娃宫，后被越所灭；“笑是金莲消国步”：六朝齐废帝东昏侯宠爱潘妃，为之造神仙、永寿二殿，凿为莲花以辅地，称潘妃行其上之态为“此步步生莲花也”；“玉树迷烟雾”：六朝陈后主沉溺声色，迷恋张丽华而作《玉树后庭花》……这些到底与真实历史有几分相同暂且不论，但文人对此的创作倾向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一个主题：红颜祸水。难道酿成祸水的罪魁祸首都归于娇柔红颜吗？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宰，为了社会的主宰，为了推卸本无法也不应推卸的责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幸好有明人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所作《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翘儿为救家难，逼父母卖掉自己，落入娼家后又遇乱兵，在军中以美色（也算）运筹帷幄，救下当日的恩人华棣卿，又劝降徐海，使东南沿海一带免受倭寇之患，但最后也逃不过作为女人的注定悲惨结局：被逼沉江。作者也慨叹“红颜命薄如鹈翼一任东风上下飘。”像窦娥、赵五娘一样，忍辱负重，但又比她们高明地参与政事、救国于水火。名满天下的京城名妓李师师（《李师师外传》自宋《琳琅密室丛书》）不知是福还是祸地被宋徽宗发现并宠幸。金兵南侵，“河北告急”时，她积极资助抗金斗争，被汉奸张邦昌出卖后，愤然就义，以“色艺绝伦”的身体回报了故土，不知所谓“祸水”之“祸”从何来？清人陈树基有《苏小小慧眼识风流》：钱塘名妓苏小小，先委身于对她一往情深的阮郁，“有眼识人”，后又作出壮举，对落难的鲍仁慷慨解囊，助其成就功名大业，在世态炎凉中“颇识英雄”。虽终香消玉殒，但从衣锦还乡的鲍仁“人之相知，贵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贫贱时能知我心，慨然相赠”的由衷赞美中，我们仍然清晰可见的，是小小的才识兼俱、侠肝义胆。这位“千秋义侠”之“祸”又从何谈起？娇俏红颜，或温存，或智慧，或贤良，或狭义，被强行扣上“祸水”之名，不得不说是社会和文化的悲哀。而让这些可人红颜去承担误国毁家的罪名未免有失公允，但历史从来为强权者所书，这便造就了她们永世的地域，翻身难矣！
下一句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在父母劝儿女擦亮眼睛为择佳偶时成为许多家庭必引之语。看起来确有几分道理。唐传奇《李娃传》讲荥阳公子命运不济，沦为挽歌郎甚至乞丐。在妓女李娃的精心护理下，终应试得官，恢复旧有地位，李娃也被册封为妍国夫人，二人结成百年之好。同为情人败落，赵春儿的命运可没那么幸运。《警世通言》中《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的纨绔子弟曹可成，挥金如土坐吃山空，毁了父母之家和自己与春儿的夫妻之家，更可气的是连春儿为养家而防绩的伴儿都被他卖掉。赵春儿可真谓“嫁错郎”，幸亏她还有先见之明，埋了“黄白之物”在地下，待相公醒悟后以解家难，才“重旺”了赵家庄。春儿也因其为人之善、谋虑之深、目光之远、心智之聪、意志之坚、持事之恒被奉为“有志妇人”。而作者冯梦龙对此却有训诫：“破家只为貌如花，又仗红颜再起家，如此红颜千古少，劝君还是莫贪花。”岂不可笑！春儿以自己的坚韧和意志重新唤醒了丈夫，振兴了曹家庄，尽管“嫁错郎”，却仍矢志不渝，创造了一个较为美满的团圆结局。但作者用她来“劝君莫贪花”！……更为广泛传诵的是《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再恩爱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迫于焦母的巨大压力，“新妇”仍“被驱谴”，她洒扫女红无不精通，又光彩照人，本应拥有古代女子期待中的相夫教子的美好人生，但事以至此又何尝不是因她“嫁错郎”？但这种认错人，爱错人，又跟错人而酿成悲剧的最为震撼的典型是杜十娘。这位京都名妓色美艺高，“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声音“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使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且道德高尚，蔑视鸨儿“贪财无义”，又贤良多情，与李甲“真情相好”，但结局却是与承载了她对未来夫妻生活的所有向往的千金宝箱一起怒沉于滚滚江涛。“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啊！悲剧气氛催人泪下。诸例可见，在古代，女性的幸福仅是男性垂怜时的随手一抛，这时嫁人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女怕嫁错郎”盛行数年且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