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伦关系论文

❶ 举例论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的发展

从小说的发展繁荣来看，人物形象的塑造类型化和个性化之间不对立，互相包容补充，虽然提法不同，本质无不同。人物的塑造必须经历一个类型化到性格化，再到心理化的共同演变，这是小说发展的必然规律。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上注重类型化(特征化)到走向个性化买进坚实一步。
《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所谓“历史演义”，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位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理想。1963年李厚泽在其《典型初探》指出“张飞、李逵、诸葛亮都是类型化的典型”。而对其类型化这一观点作出了全面深入探索则是1983年发表的题为《三国人物是类型化的典型》，文章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是“类型化的典型”，其主要特征是《三国演义》重要人物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特征，这一主要特征表现的非常突出。文章还认为小说人物性格缺少变化，基本上稳定不变。1996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三国小说写人物有一种内心化的倾向，他们的品格性情大都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
明代后期，在通俗小说领域中兴起了编著神怪小说的热潮。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比附性地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西游记》用浪漫主义塑造了人物形象，在各色神魔身上，既有社会化的个性，又有超然的神性，甚至被赋予了某些动物的特征，这也就是说《西游记》的人物是三性的传说，这种说法几乎成了定论，因为概括的准确而精炼。《西游记》在人物形象描写上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西游记》非常注意把人物至于平民生活中，多色调的复杂性。
在明清小说中。最为后人撑到的莫过于《红楼梦》。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文学创作上的新境界和巨大成功，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来成群的性鲜明而又富有社会内蕴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只有是几位主角乃至偶尔一现其相的人物，令读者掩卷不忘，耐人寻味，成为近世众人评说的对象。也就是说《红楼梦》些人物打破了原来的窠臼，而是作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感受体验而塑造出来的真实人物。《红楼梦》在现在的论者认为《红楼梦》写人物改变了类型化的写法，一些主要人物性格有着多少侧面，乃至美丑互渗的表现，最突出的是王熙凤。《红楼梦》要点在干预如实描写，并且没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嘘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为不同，所以其中描述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是对现实世界某些人物的真实写照。

❷ 谈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 600字左右

写作思路：可以写一下中国古代小说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详细地描述一下，最后阐述自己的理由和观点等等。

正文：

中国古典小说是文学中的一种样式，一般是描写人物故事，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同时拥有完整布局、发展及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经典的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代表作。

上古到先秦两汉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促成了小说的孕育和形成。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其情节结构比较简单、粗略。如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如《柳毅传书》和《莺莺传》。

宋代的话本，明代的拟话本的出现，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拟话本的题材更加广泛，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腻，如《灌园叟晚逢仙女》。

明清章回体小说将古代小说逐渐推向了顶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红楼梦》则代表古代小说的顶峰。

中国古代小说辉煌灿烂，但是它的出现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无到有，历经千年，达到鼎盛...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两种短篇小说双线发展，明代开始,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我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叙事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❸ 谈中国古代文学与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相似之处.[急求论文]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❹ 以“试析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风格”为题写论文5000字

1

（
1
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
2
）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
3
）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
4
）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
5
）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
6
）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
7
）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

2
、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
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
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
一重要特点。

⑷
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

3
、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
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
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
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
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
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
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
、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

5
、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
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
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
饰和虚构。

6
、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
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
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
要标志。

(2)
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

7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
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

8
、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

9
、
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

10
、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⑴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始终同民间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总是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⑵有训诫的传统，同时又强调小说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要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

⑶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有“发愤著书”的传统。

❺ 中国文学史上 关于父子关系的文章或者书。

东周列国志。。。里面的父子攻伐很多很精彩，且大多是改编自《左传》、《国语》、《史记》

❻ 为什么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以家族为本位的

这个应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础单位，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家族，这个从中国古代情况下看的出来，事实说是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但是当时的话，主要还是有一个一个的家族管理这些权利，这个可以理解为中华古代是所谓的家天下。

❼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梳理,可以归纳出“情”与“理”的几种关系形态。
1以理统情
《诗大序》提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国文学几千年的经典性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里的“礼义”二字便是沿袭周礼而形成的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是古代文论中所谈的“理”的一种。《诗大序》并不否定诗歌作品中“情”的存在,但同时又为
“情”的抒写规定了制约条件:“止乎礼义”。这样,“礼义”就成了统“情”的手段,同时也成了情感的一种性质规定。“以理统情”的目的在于使诗歌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教化的工具,达到“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效果。《诗大序》所表达的文学“情”“理”观对其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刘向在《说苑》中提出了“至诚”的概念,强调了诗歌中“情”的因素,但同时他又对艺术情感的抒发作了理性和道德的规约,要求辨清情感的善恶,抒情应“发由其道”。刘向的观点中“以理统情”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任性而为,蔑视封建礼法,但在其思想深处仍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儒家色彩。阮籍在其所著的《乐论》中曾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作用: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此淫声之所以薄,正乐之所以贵也。……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这更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文艺历久不衰的影响作用。
其后,唐代的王勃、元结、皮日休,宋代的柳开、王安石、戴复古,元代的虞集、杨维桢,明清时代的宋濂、屈大均、毛先舒、纪昀等学者与文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理”的重要。
2以理灭情
先秦儒家富有人伦情感色彩的礼义道德经过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的与“天”相感的制度化的改造,最终在宋代理学家那里形成了超越世俗的“天理”。在一些传统观念极强的理学家的文学观中,“情”与“理”的矛盾与对立达到了极致的状态。“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理学观已将“情感”逐出了文学园地。宋代理学家邵雍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在他创作的《伊川击壤集》中也可见到一些吟写心中之事的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诗作,虽然在现实的文学创作中并未真正地忘情,但他作为理学家所阐发的认识观和文学观却将“情”“理”置于互不相容的关系中。“观物”是邵雍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他反对“以我观物”,而主张“以物观物”: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也,谓圣人能反观也。
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邵雍的“以物观物”也就是以“万物之情”为情。而“万物之情”实际上便是一种所谓的“天理”或“道”,所以,邵雍的认识论或文学创作论的实质仍在于极力排除个人化的情感因素,而在体认“天理”中消解着文学作品中个性化的审美情感。理学家程颐
曾有这样的论述:“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所谓的“专意”之文便是带有个人审美情感的文学作品。程颐将“情”与“理”置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以“理”驱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情感特质。
3以情抗理
“以情抗理”便是“主情”论文学观的体现。其源头存在于老庄道家思想中。老庄倡导“自然”“无为”的哲学观。“按照老庄的观点,人的自然纯真本性即人之内在的性命之情,它是不可违背、不可造作、不可压制的。因而因性顺性,顾名思义,即是遵循人性
的规律,即是顺乎人之性命之情”。老子强调“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庄子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恢复和保持人的自然、本真性情的可贵和重要。老庄的这些思想主张虽非专门针对文学艺术而发,但却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实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但却也是人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创作者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文学家们冲破了“理”的束缚,在作品中抒写着或激愤,或恬淡,或庄严,或谐谑的真实情感。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便成了这种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理论概括物。曹植曾编选自己的作品为《前录》,他在“序”中标明自己“雅好慷慨”,而“雅好慷慨”则是直抒胸臆,情感意气激荡之意。这不仅是曹植个人的一种兴趣爱好,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一种个性化、情感化的审美风尚。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规定了诗歌的情感性本体特征,也体现了魏晋文人爱好强烈的个人化情感的审美情趣。钟嵘在《诗品》中强调了诗歌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吟咏性情”,他尤其重视激荡感人的“怨情”,他的思想虽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并不强调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明代出现了“尊情”“重情”的文学思潮,这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是与元明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理学思想在明代的新变密切相关的。宋代理学在明代得到又一次高扬,但其内质已随时代发生了新的变化。王阳明倡“良知”说,将宋代理学家的“理”引入人的内心世界。“心即理”是明代理学家的基本认识和观点。李贽则按此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童心说”,标举不受“道理闻见”蔽障的“绝假纯真”之“本心”。李贽的
观点实际已经走到了宋代理学的反面。他的理论高标“纯情”,放逐“理性”,适应了日益兴起的广大市民阶层的情感需要。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文学家
都高举起了“以情抗理”的旗帜,袁宏道力倡以“人情”为核心的“性灵说”,江盈科主张打破以“正”为唯一的途径,而要“尽文之态”。

❽ 古典文学和文人性格的关系

中国古典文学从思想内容上似可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政治特征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
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

❾ 中国近代五大人伦关系

“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以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滕文公上》）“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父子有亲：是指父慈子孝，父母要懂得如何用慈爱、用智慧来教导他的下一代，而孩子也要知道常常关怀体贴父母的需要，来尽他的孝道。这样，就能够让父子这一伦发展得非常和谐、非常圆满。
君臣有义：是指君仁臣忠。君仁，是处处替下属着想，甚至于不是只有替下属着想，还要替他的家庭，替他的家人着想。当一个领导人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仁厚之心，那下属一定会很感恩他，一定会效忠他。臣忠，这个忠是忠于领导人，忠于他的本分、他的职责，忠于他的团体，这叫臣忠。君臣关系是道，仁与忠就是德。
夫妇有别：是指夫义妇顺。即在家庭中承担的不同责任。丈夫要扶持自己的妻子，扶持她教育好孩子。夫更有本分孝顺父母扶持上一代。还有责任要扶持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负责。妻子则是“相夫教子”。要对家庭负责，对先生负责，对下一代的教育负责。主要责任就是把一个家庭治理好。
长幼有序：是指兄友弟恭。即哥哥要时刻想着弟弟，对弟弟关怀备至；而弟弟从小到大有哥哥的照顾，这份恩情不能忘怀，要非常敬重哥哥。手足规劝之道，即当兄弟有过失的时候，兄弟之间要懂得劝诫。
朋友有信：是指朋友之间交往要有信义，讲究信用。若有过错，劝而改之，若有善事助而成之，不论贫富，一视同仁，以道德来往，自然朋友有信也。

这五伦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中国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伦理关系之外的人。
宋代伦理道德观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为标志。因为中国在宋代以前，没有“亡国”意识，只要“家固”便可“国宁”，故有“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国之基，“家和万事兴”，因此“齐家”，家庭与家族的凝聚也就日益重要。多子女大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已经不仅需要纵向伦理的“孝”，更需要调整横向伦理的“悌”，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有可能实现“家和万事兴”。“家”是“国”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健康而充满生机，整个社会、国家就有可能祥和稳定、发展繁荣，“家固而国宁”。故宋代从“家”与“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新五代史杂传》曰“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❿ 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分析1500字论文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9/view-7076084.htm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骗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骗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