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国民性
A. 谈谈鲁迅小说创作的“国民性” 不要太长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一一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B. 在现代小说中最早对国民劣根性作出深刻描写和针砭的作家是谁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C. 老舍的早期小说中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小说是什么
老舍的早期小说中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小说是骆驼祥子
D. 哪部小说是老舍以中英两个民族文化心里对比剖析国民性的小说
《二马》
《二马》这篇作品主要是写了从中国到英国伦敦居住的中国人的生活。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马威的男青年。因为马威和父亲都是基督教徒，所以被一个牧师领到了英国。当时的英国人都瞧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人很坏，不值得正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经常被人欺负，政府又不管。于是，英国的报纸上妄加评论，把中国人说的很坏，很没有人性，都是犯罪分子。因为这个原因，马威父子在英国生活得很不好，经常受人鄙视，甚至让人害怕。二马在英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因为社会的原因，还因为中国人都太封建，都只认为做官好。马威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买卖人都不好，瞧不起他们。于是，马威的父亲根本不管他哥哥留给他的店，导致店子的重任全落在了马威和职员李子荣两个人身上。不止如此，马威在英国还了不少的苦。他爱上他的房主的英国女儿。可是，因为瞧不起他，英国女孩并没有一点喜欢他的意思。于是，马威受到了精神的折磨与爱情的煎熬。在爱情与生活之间，他彻底被击垮了。他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了。最后一天，他自己偷偷地，含着泪，告别了伦敦，告别了父亲，独自一人回到了中国。这篇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的弱小和中国政府的腐败，竟让一个诺大的中国被欧洲一个小的国家欺负的抬不起头来。而且我们中国人竟然还委曲求全。但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有像马威一样的热血青年，为了祖国宁可放弃爱情。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很低，让别人妄加评论。同时，它也让我们知道不应该封建，瞧不起人，万事都有干得好的，做官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在现在来看，这篇作品也鼓励我们去努力拼搏，奋力工作，为社会做贡献！
E. 中国小说内涵的民族性
我想你的这个问题以鲁迅小说来分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狂人日》，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宣告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纪的开始。在艺术方法上，明显地具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白话体诗歌和散文已经出现，但真正具有深邃的革命思想和文学革命的风貌，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完美的艺术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作品，则是这篇《狂人日记》。也可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狂人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鲁迅的小说集有《呐喊》、《彷徨》。《呐喊》收入1918～1922年间所写的14篇作品，保留着“五四”前后奋起呼喊的时代特色。《彷徨》收入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
收入《呐喊》中的《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对雇农阿Q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悲剧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作者对阿Q饱受欺凌与摧残的不幸遭遇寄予深深的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则予以有力的鞭挞；并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强烈愿望。《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名作。
《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比《风波》更为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小说《孔乙己》以简洁、单纯的构思和纯练、精粹的语言，塑造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揭露科举践踏人生、毁灭人性的罪恶。《药》也是愤怒揭露“吃人”的封建建制度的名篇。不过，这里不仅有被封建的愚昧、迷信“吃”掉的普通百姓，还有被封建专制的屠刀“吃”掉的年轻革命者。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病的情节，早已成为醒人的文学典故。
《故乡》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为名著佳篇，通过“我”回到久别的故乡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闰土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民在20年代所承受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灾难。
鲁迅的小说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先生学习西方小说结构经济、灵便、多样的优点，打破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单一的形式，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态。称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也不过份。鲁迅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文学大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塑造了第一批永垂不朽的典型形象，如阿Q、闰土、祥林嫂、吕纬甫、子君、孔乙己、四铭等。
这也许不能令你完全满意，但可以给你个参考。
F. 《四世同堂》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的体现
小说中众多的人物从文化的角度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祁瑞全、钱默吟为代表的拔剑奋起的先进型，一类是以祁瑞宣、祁老人等为代表的经过曲折的心历路程走上反抗道路的中间型，一类是以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等人为代表的反动型人物。其中最能体现批判意义的是祁瑞宣和祁老人这两个人物，在他们身上旧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祁瑞宣作为“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传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教育，又接受了前辈所不曾接受过的西洋文化新式教育的洗礼的小知识分子，他性格温和、恪守家教、善良正直、稳重忠厚，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处于长子、长孙的位置。在他看来，奉养老人、维持家族的完整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国家、民族处在危亡关头时，既想尽孝，又想尽忠，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作为长子长孙，他应该支持家庭，但作为民众，他应该奋起反抗。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举棋不定、痛苦万分。他支持三弟瑞全出走去寻找抗日的队伍，对被无辜杀害的小崔深表同情，对敢于反抗的钱默吟十分尊敬，对蓝东阳等人的卑鄙无耻则极端蔑视。传统的道德观念象一个巨大的绊脚石，阻止了他离家出走，也阻止了他横眉冷对恶的势力。尽管他不满二弟祁瑞丰的无耻行为，但又对其尽着手足之情，同时在心中又不断的谴责自己。在父亲祁天佑惨死的打击下，和自己无缘无故的被捕以及周围邻居的一系列不幸中，他终于认识到和平的方式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既不能保证自己摆脱屈辱的亡国奴的处境，他走出了自己的内疚，用笔向敌人抗击，他经过惶惑、偷生，终于从矛盾、苦闷中得到解脱，找到了自己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走上了反侵略的新生之路。他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摆脱旧传统文化影响的过程，是老舍文化批判意义凸现的过程。在他身上寄托着老舍对苦难民族在战争的血与火中自救新生的希望。
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世同堂》是揭示了一种文化价值的内在含义，阐释了这种文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即文化既可以带来积极的因素，也可以带来消极的因素；消极的因素需要在时代的大熔炉中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并和积极的因素一起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如果北平的大地上充斥着冠晓荷、蓝东阳、大赤包等一类人，北平的前途将是一片暗淡，如果北平的土壤上生长着象祁瑞全、钱默吟一类人，则北平的天空就会是一片光明。北平的忍让、屈服、求稳的文化是无法维系四世同堂的家庭的，安详、和睦的生活是无法保证的。如果一味的顺从，千千万万个妞妞还会夭折，千千万万个小崔还会被杀头并被当作示众的对象。小说中一再提到北平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对北平的民众的影响，祁瑞宣、祁老人等受到旧有文化浸染的思想及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四大妈、马寡妇等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等等，无一不在说明着文化的结构所持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祁瑞宣从痛苦、内疚、自责、觉醒到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的轨迹更是融入了作者的思考，当千千万万个祁瑞宣从旧文化中走出来时，就能和千千万万个民众一起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去，小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清算自己思想深处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理性审视的目光，对“民族的遗传病”作深入的剖析，并吸收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才能成为新人，才能走上新生之路。
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与其说《四世同堂》是一部思想的发展史，不如说它是一部文化批判史。批判了北平人在异族侵略者的统治下封闭自守、苟且敷衍、惶惑偷生的思想，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的民族精神素质和心理状态，同时包含着对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作者把它放在日本入侵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以沦陷的北平城中民众对外敌的态度为批判的武器，反过来对这种武器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通过几类人的不同结局，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价值体系，从而使自己的批判力度大大增强，从而使这部作品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音调与难得的深度，在貌似滞缓蹒跚的生活里折射出时代之光。
我们应感谢作家的带着感情色彩的，深沉的思索，它令人不安，使人心悸，催人猛醒，促人探求。这部作品不但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面镜子，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也为我们的民族自省、自强和自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它也能使人民痛切地感到：我们的国家要富强，我们的民族要振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G. 深刻批判了中国的国民性的小说是什么
丑陋的中国人
《丑陋的中国人》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
H. 老舍的小说国民性批判问题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老舍作品甚多，有16卷《老舍文集》问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成功地塑造了祥子、虎妞两个形象，是老舍的代表作。从反映市民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两方面审视，《骆驼祥子》都代表老舍创作的最高水平。作者怀着炽烈的爱和深深的同情，描写了从农村流落到北京城里的祥子三起三落的悲惨遭遇，讲述了在黑暗的社会环境腐蚀下，祥子从一个善良、本分、富有正义感的人力车夫，开始在生活上、人格上、政治上一步步走向堕落，最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悲剧历程，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军阀、特务、车厂老板乃至虎妞，都如同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祥子，害得他成了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祥子的命运，是旧中国广大城市贫民悲惨命运的缩影。祥子的堕落是令人心痛的，但这是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有力控诉。
老舍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准确地描画出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和心理特征。这个如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的汉子，是那么淳朴、善良、宽厚；而他的堕落，又是那么令人深思。虎妞外貌老又丑，个性泼辣、厉害、粗鲁，从里到外，都被作者描画得活灵活现。另外，通过虎妞畸形的、变态的心理和行为，也巧妙地反衬出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里地痞恶棍的生活。这3个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多彩的光辉。
老舍是一位艺术修养很高的作家。《骆驼祥子》以写人物为构思的中心，围绕人物的命运编织故事情节。这是老舍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老舍酷爱民间文艺，《骆驼祥子》明显的吸收了民间说书的表现方法。《骆驼祥子》远在50年代就被搬上舞台，并成为首都北京话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新时期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老舍的《四世同堂》过去未给予充分的评价，自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播映以后，评论界便把它视为反法西斯文学的经典著作，老舍先生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又随之增高了许多。
I. 鲁迅的小说中怎么体现国民性的批判思想
一、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
(一) 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
真面目。”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
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 蟊贼 ，世界之仇敌”。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
(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
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阿啊疲沓，懒散，狡猾。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阿强冷漠麻木。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
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