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A.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目，列举的小说，汉之前的有哪些

山海经——古代小说之祖
汲冢琐语——战国古书
燕丹子
穆天子传
列子
其余二楼所说的神异经、十洲记等作品 都是汉代级以后的。另外，一楼的，中国小说不是只有明清的，魏晋志怪不是么

B. 明清小说有那1000个

太多了 建议参考一下书目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

张稔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

黄霖、韩同文选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C.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名著目录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九歌》图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图·东皇太一元代张渥作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 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天问》是《楚辞》篇名。屈原作。关于“天问”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即自夏殷以来，天被视作万物之主，是统摄万类群生的，一切高远神异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来统称，所以有关万事万物的疑问，也可以统称为“天问”。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缘由，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惨，彷徨山泽，他走进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于是当场题辞，写下此篇，用以排解愤懑、舒泻愁思。此说不一定可靠。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
《天问》的内容异常丰富,问及天、地、人之事,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全诗凡374句，提出了172个问题（统计标准不一，一说116问)。由于存在错简或脱漏等情况，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顺的现象。但总的看来，还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经指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于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楚辞通释》）自篇首至“曜灵安藏”，以天事为主，杂以与天事有关的神话；自“不任汨鸿”至“乌焉解羽”，以地事为主，包括鲧禹治水传说；自“禹之力献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代事最详，最后以楚国事为主，忧国情绪在这部分里颇为明显，但从文气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脱漏所致。全诗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体及历史传说，多为先秦时期的齐、鲁、三晋北方中原地区产生的诸书所不道，可能出于楚国所传旧史，即《□杌》及左史倚相所传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
《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楚辞》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 《九辩》是《楚辞》篇名。王逸定为宋玉作。明代焦《焦氏笔乘》、清代牟庭相《楚辞述芳》及吴汝纶在《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均以为屈原作,但所提出的理由还不足以推倒王逸之说。关于《九辩》名称的意义,王逸释“辩”为“变”，是对的;但又说“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云云,则不确。王夫之说：“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楚辞通释》）此说较为通达，今多从此说。
《九辩》是一首感情真挚的长篇抒情诗,共有250多句。关于它的主旨，王逸认为是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哀其志”；对此，现今的研究者大抵取怀疑态度。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这种感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诗中对现实的黑暗也有一定的反映，并表达了诗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志尚。但追求理想、坚持抗争的精神远逊于屈原。在艺术上，《九辩》虽多模仿《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并且句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音乐美，从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描写秋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寥数语，而情景俱现，成为后世文人触景伤怀，寄慨身世的滥觞。

D. 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及作者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E.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长春哪里可以买到

你去联合书城看看 要是没有的话 你去附近太阳城对面的 图书批发市场 那可能也有.而且还很便宜...

F. 中国古典名著有哪些

1、《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G. 中国古代文学史书目推荐

如果单纯从考试角度考虑，中文系考研的具体书目应该具体为你想报考的学校所指定的初试及复试（有一部分学校复试不指定参考书）参考书目，在学校的研究生网站的招生简章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硕士招生目录中可以查到。不过这需要每年跟踪，因为初试参考书目修改的情况也是有的。一般来说，初试参考书根据初试考试科目而定。如有的学校初试涉及整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即文学和语言学两部分，其参考书也就大体涵盖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这文学“四大科”，以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基础语言学等语言学科目；有的学校不涉及语言学，也就只有文学“四大科”的相关教材。其他情况如南开大学，文学基础类的参考书目基本是文学史“三座大山”（古代、现当代、外国）的作品选，另外一部分则根据专业确定，如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南开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和高教袁本《中国文学史》。总体来说，初试参考书目基本都是目前本科教学的通行教材，如高教袁本《中国文学史》、北大钱理群主编《现代文学三十年》、南开朱维基主编《外国文学史》或高教郑本《外国文学史》、高教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等。
但如果想真正学好古代文学，单考“文学史”自然是不够的，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位作家（比如考研后借毕业论文的机会），你会发现越是深入越觉得文学史对该作家的叙述是何等空洞、偏执、挂一漏万。不过在目前高校中文教育的现状下，本科阶段也只能依靠“文学史”大致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文学史学科也一样，至于“文艺理论”，你知道这一学科是中国独有的吗？国外的文学系是没有这一学科的）的基本面貌。更进一步则可以通过对作家各种风格代表作品的理解、欣赏加深对文学史中相关叙述的理解。再进一步则是在比较扎实地掌握古代文学基本概况及重点知识（也就是重点作家的重点作品风格及文学主张）的基础上，对自己感兴趣的一位或多位作家、一部或多部典籍进行更深入的学习、理解和探究，能做到这一步便可以说已经初步具备古代文学研究素质了。所以，依照我所说的三个层次，中国古代文学（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史）的数目则是：经典版本文学史（游国恩本纲举目张、条分缕析，但其观念略显陈旧；袁行霈本叙述略显拖沓、且多套话，不过比较适用于准备考试、学习答题的话语方式）；作品选及重要作品（作品选以袁世硕本最为普及，但作品选中不收录长篇小说，《三国》、《水浒》、《西游》、《儒林》、“聊斋”、《红楼》等需要另外阅读）；具体作家、作品、典籍的研究资料（专著、资料汇编、论文集等）。这里无法太过详细地叙说，具体可以请教你的相关任课教师。

H. 中国古典文学代表书目

1、《山海经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注析，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诗经》全注本，如陈子展《诗经直讲》等）

3、《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楚辞》全注本）

4、《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

5、《论语新解》，钱穆注解，三联书店。（亦可用其他《论语》全注本）

6、《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7、《老子校释》，朱谦之校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老子》全注本）

8、《庄子集释》，（清）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庄子》全注本）

9、《史记》，（西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

10、《汉书》，（东汉）班固著，中华书局。

11、《三曹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2、《乐府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3、《六朝文絜译注》，（清）许梿选，曹明纲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4、《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5、《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笺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陶渊明集》全注本）

16、《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笺，中华书局。（或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7、《搜神记》，（晋）干宝著，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

18、《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大型唐诗选注本，包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乃至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陈伯海《唐诗汇评》）

19、《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释，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李白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李白诗选》）

21、《杜诗镜铨》，（清）杨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杜甫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杜甫诗选》）

22、《王维集校注》，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亦可用其他《王维集》全注本，乃至各种规模较大的《王维诗选》）刘学锴、余恕诚撰、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商隐诗歌集解》）

23、《唐宋八大家文选》，牛宝彤选，甘肃教育出版社。（亦可用类似选本，或高海夫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24、《古文观止译注》，（清）吴调侯、吴楚材选，李国章等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5、《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

26、《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7、《宋词三百首》，朱孝臧选编，唐圭璋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8、《苏轼选集》，王水照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9、《陆游诗选》，游国恩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30、《稼轩词编年笺注》（修订本），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1、《资治通鉴》，司马光著，中华书局。

32、《全元散曲》，隋树森辑，中华书局。

33、《明诗选》，杜贵晨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明诗选本，如《明诗别裁》之类）

34、《清诗精华录》，钱仲联、钱学增选注，齐鲁书社。（亦可用其他清诗选本，如《清诗别裁》之类）

35、《近代诗钞》，钱仲联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亦可用其他近代诗选本。）

36、《琵琶记》，（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7、《西厢记》，（元）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38、《牡丹亭》，（明）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39、《桃花扇》，（清）孔尚任著，王季思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40、《长生殿》，（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41、《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版本，以下诸书同）

42、《水浒传》，（明）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3、《西游记》，（明）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4、《红楼梦》，（清）曹雪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5、《儒林外史》，（清）吴敬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6、《聊斋志异》，（清）蒲松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7、《老残游记》，（清）刘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48、《孽海花》，（清）曾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49、《中国文化读本》，董乃斌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50、中国文学史，在章培恒、袁行霈、郭预衡主编的三种或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中，任选一部通读。

5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或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5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疏证》，王国维著，马美信疏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5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54、闻一多《唐诗杂论》，见《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亦有其他版本及单行本。

55、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57、《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册），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58、《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撰，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可用其他《文心雕龙》全注全译本）

59、《诗品集注》，曹旭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60、《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撰，人民文学出版社。

61、《艺槪》（清）刘熙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62、《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有多种注释本，均可参用）

63、《经典常谈》，朱自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4、《经子解题》，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5、《诗词格律》，王力著，中华书局。

66、《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67、《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68、《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夏志清著，安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