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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莫言小说阅读答案

发布时间: 2021-07-17 13:02:17

⑴ 奇遇 莫言 小说阅读理解参考答案

(1)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小说通过秋夜“我”一个人穿行在庄稼地里的趣味性的描绘,处处彰显出一种文学的品味、速写和张力。
B.“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一句独立成段,是想着重交代“我”当时无惧无畏的心理,所谓“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C.赵三大爷死了也要还债这一情节,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一位长者高尚的道德情操。
D.小说情节设计巧妙,前面路上没碰到鬼,进村的时候反而碰到赵三大爷,“奇遇”传达了这么一个信息,“原来鬼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可怕。”
E.小说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2)分析小说第二段的景物描写有什么作用。(6分)
(3)分析小说第五段写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有什么作用。(6分)
(4)“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这一结局在前文均有暗示,结合文本内容,请试作分析。(8分)

(1)B E
(2)第二段的景物描写,反映了高密故乡特有的浓郁的环境特征。(2分)一方面写出了家乡月夜的宁静幽美,体现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1分)另一方面以声衬静,写出了月夜的沉寂,冷清,(2分)为下文写“我”的恐惧害怕作铺垫。(1分)
(3)细腻形象的写出了“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害怕,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3分)照应前后文,同时还为下文赵三大爷的出现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虚实结合,形成对比烘托。(3分)
(4)这是典型的“出人意料,情理之中”的笔法,(2分)在小说结尾时突转,使文章精彩巧妙,出奇制胜,于平静处掀起波澜,引人深思,(2分)前文伏笔暗示主要体现在:
①“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一个“闪”字写出了赵三大爷的特殊身份。
②“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迷信里讲,死人阴气重,不敢与活人阳气相接。
③“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只有鬼魂才能未卜先知。
④“我的钱不能用。”那是冥钱,阳间当然不能用。
⑤“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冰冷”一词也暗示了赵三大爷已成鬼魂。
⑥“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惊讶”一词也可知赵三大爷已成鬼魂。
⑦“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可见父亲内心的疑惧,暗示了赵三大爷已成鬼魂。
(写到其中任意4点就给4分)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⑵ 莫言 民间音乐 读书笔记 2000字

厄......不好意思,这个我不知道,我复制了一点其它的,你可以借鉴看一看

《民间音乐》是莫言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具有"奇气"的作品。莫言以其独特的方式构建起一个介于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民间"——马桑镇,又用具有个性的语言塑造了带有神奇色彩的人物,叙述了一段颇为离奇的故事,在故事的背后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情感。小说构思奇妙,叙事精当,语言犹如音乐一般,字里行间显现出独特的奇与美

《民间音乐》讲述了一段发生在马桑镇的故事 古历四月一个温暖和煦的黄昏 一个小瞎子流落到马桑镇茉莉花酒店的店东花茉莉收留了他却引来镇上人的非议 小瞎子用音乐感染了镇上的人流言蜚语随即烟消云散 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花茉莉被音乐打动由此产生了对小瞎子的爱慕之情
当她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情之后小瞎子却离开了马桑镇。
小瞎子离开了但他的音乐没有消失永远留在马桑镇。
音乐的主题贯穿整个故事
深刻的思想在一段奇特的故事中被自然而然揭示出来。音乐与人是小说的主题。
小说揭示了音乐与人的关系 宣扬了音乐净化心灵无与伦比的力量。
小瞎子刚到马桑镇时遇到了镇上的五个风云人物
方六、黄眼、杜双、三斜和花茉莉
当他入住花茉莉家之后
三斜散播谣言
一时马桑镇的人都在窥探着花茉莉与小瞎子
非遗珍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
马桑镇的人是自私的
是俗不可耐的
他们没有同情心
无事生非。然而马桑镇的人在八隆河大堤上听了小瞎子吹箫之后莫名的留言断然消逝
他们怀着“一种甜蜜的惆怅悄悄地走下堤去消失在小镇的四面八方”。
小瞎子的箫声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音乐已开始深入人心并感染这马桑镇的每一个人。

音乐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随着娓娓道来的故事在字行见显现。

经过了听萧之后马桑镇的人被音乐蓑震撼他们便纷纷涌进茉莉花茶馆
当小小子的二胡拉响时六方茶馆黄眼饭铺、杜双的小卖部里的顾客就像铁屑寻找磁石一样跑进了酒店。
窄窄的麻石街上阒无人迹。
所有的人都被音乐吸引着、感动着他们忘了自私忘了庸俗
“人们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
音乐的力量是庞大的
音乐在小说结尾已经幻化为一种无穷的力量
人性的真与善压抑太久后终于被呼唤出来

莫言用音乐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是不会灭亡有真善美相伴的人性最美。
音乐与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音乐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对人性的呼唤还表现为音乐与人的欲望是对立的。

音乐是净化人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消除一切恶的情感然而它同一切恶的情感有时想矛盾相对立的两者无法共存
。人的欲望是一种邪恶它同象征着真善美的音乐必然是对立的
这种对立在小说中碰撞着火花在斗争中使故事层层递进音乐——真善美与人的主题更加彰显。
正是这种对立让我们体会到最真的人性美。
小瞎子在听到“酒徒”把他的音乐同花茉莉的烧酒相提并论时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的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
酒是一种迷人心智的东西它可以使人走向邪恶也可以激发起人强烈的欲望小瞎子执著地追求着音乐的真谛在他心中的音乐是纯美的是至高无上的音乐是欲望与邪恶的天敌因此小瞎子愤怒了。

由此矛盾激化了情节有了波澜音乐与欲望的对立更突出了小说呼唤人性真善美的主题。

当花茉莉向小瞎子说明了爱慕之思后小瞎子不得不离开了马桑镇。
小说结尾留下悬念似乎不太完美然而这是人性美的最极致的体现。
花茉莉对小瞎子的喜爱是情欲的象征而她这种情欲使她变得极端自私她的独占欲急剧膨胀她拒绝了方六、黄眼、杜双让小瞎子“在四件轮流坐庄”的建议后想嫁给小瞎子从而让小瞎子只属于她一个人。强烈的欲望迫使小瞎子不得不“逃离”只有逃离“音乐”才有出路。小说关于音乐的主题出了揭示呼唤人性真善美的主题外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深刻的含义
音乐是民间的人性美是属于人间的。只有被民间接受的音乐才算得上真正的音乐而人性美也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发源于全体大众的。

小瞎子最后离开了马桑镇是因为花茉莉的独占欲望与他的音乐理想想冲突导致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

他是因为他的音乐即将有被一个人独占的危险他必然离开这里他的音乐理想才不会毁灭他的音乐才会被民间更多人多接受使音乐回到民间使人性美遍布民间。音乐只有属于了民间它才会有生命力才不会走向死亡。

写实与想象莫言在现实的世界里建构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他又用想象叙述着现实的生活。“写实与想象”成为《民间音乐》叙事方式上最大的特点。小说是融写实与想象于一体的作品在写实中融入大胆的想象然而想象又不是漫无边际总是在趋向于现实。

⑶ 求民族民间音乐答案><拜托了拜托了~

1.豫剧也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叫“河南讴”。在豫西山区演出多依山平土为台,当地称为“靠山吼”。因为河南省简称“豫”,解放后定名为豫剧。是河南省的主要剧种之一。豫剧的流行地区分布甚广,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新疆、西藏都有豫剧演出。

豫剧在声腔上属梆子腔系,据清李绿园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的《岐路灯》和乾隆五十三年(1788)《杞县志》记载,当时本地梆子戏已在开封、杞县一带盛行,并曾与罗戏、卷戏合班演出,称为“梆罗卷”。

豫剧音乐分有四个流派:以开封为中心的唱法称“祥福调”;以商邱为中心的唱法称“豫东调”,又称东路调;以洛阳为中心流传的唱法称为“豫西调”,又称西府调、靠山簧;豫东南沙河流域流传的唱法称“沙河调”,又称本地梆。艺人相传,豫剧最早的传授者为蒋门、徐门两家,蒋门在开封南面的朱仙镇,徐门在开封东面的清河集,都曾办过科班。后在开封一带的,形成祥符调;传至商丘一带的,形成 豫东调;流入洛阳的一支,发展为豫西调;流入漯河的一支,被称为沙河调。

豫剧一向以唱功见长,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口语化,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易为听众听清,表演风格朴实、乡土气息浓厚,深受观众欢迎。

豫剧音乐丰富多采,曲调流畅,节奏鲜明,文场柔和舒畅,武场炽烈劲切,艺术风格豪迈激越。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唱词通俗易懂,多为七字句或十字句。它有独特的板式结构和比较完整的音乐程式。可分为慢板、流水板、二八板、飞板四大板类。豫剧的伴奏乐器分文武场面,文有二弦、三弦、月琴,称之为老三手或仨弦手。后因二弦音色尖噪而代之以板胡。武场常用的乐器有板鼓、堂鼓、大锣、小锣(又名堂锣或手锣)、手镲、梆子、手板等。

豫剧的脚色行当分:四生;四旦;四花脸。俗称:“四生四旦四花脸,八个场面(即一鼓二锣仨弦手,梆子手镲共八口)俩箱倌”。四生是大红脸(又叫红净、戏生)、二红脸(又叫马上红脸)、小生、边生(又叫二补红脸);四旦是正旦(青衣)、小旦(花旦、闺门旦)、老旦、帅旦;四花脸是黑头(副净)、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正因为是男八女四的行当,把四生四花脸叫做外八角,以男角为主的戏叫做“外八角戏”。

据1956年统计,传统剧目有647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花枪》、《三上轿》、《地塘板》、《提寇》、《铡美案》、《十二寡妇征西》等。1949年以来,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红娘》、《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破洪州》、《唐知县审诰命》等;创作改编的现代戏有《朝阳沟》、《刘胡兰》、《李双双》、《人欢马叫》,移植演出的《小二黑结婚》、《罗汉钱》、《祥林嫂》、《五姑娘》、《红色娘子军》等许多剧目。等。其中《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唐知县审诰命》(《七品芝麻官》)、《秦香莲》(《包青天》)、《朝阳沟》、《人欢马叫》等均摄制成影片。
2.荆楚音乐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艺术地表现了楚文化浪漫奇诡、自由开放的性格.本文着重从历史沿革、地方音调体系、结构及终止式等音乐形态学方面研究了荆楚音乐的地方特色所在.结论认为,荆楚音乐是保留楚文化特色最顽强的文化要素,它至今所保存的浓厚地域特色,不仅明显区别于北音,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域的音乐也有一定程度差异.由此表明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音乐文化单元,至今仍保留了其自成一体的地方特色和古老传统.

⑷ 莫言认为,文学实际是从人出发,他又是怎样从人的角度创出惊人作品的

他在人类的角度去写作,以人为本,能够得到人们的共鸣。

⑸ 莫言的所有作品表

哈喽,大家好,我是棉言麻语,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精彩资讯分享给你。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莫言在中国文学是什么地位,有哪些代表作?

莫言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世界知名,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⑹ 莫言《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阅读答案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 年,卒于1994 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
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
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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