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合小说阅读

『壹』 莫言的代表小说有

新浪文化读书讯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莫言简介：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代表作品：
《檀香刑》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
《战友重逢》
《蛙》
《藏宝图》
《四十一炮》
《天堂蒜薹之歌》
《拇指铐》
《白狗秋千架》
《酒国》
《白棉花》
《红树林》
《月光斩》
《老枪·宝刀》
《会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
《莫言心声系列丛书》
《传奇莫言》
《莫言散文》
《莫言中篇小说选》
《莫言王尧对话录》
《莫言精选集》
《莫言作品精选》
(编辑：仝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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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电影《红高粱》之中将什么和上世纪80年代的仪式感相适应

反思民族文化。

《红高粱》中，张艺谋更注重于将民俗穿插于影片情节中，给观众展示了一部粗犷并且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影片。电影中的部分旁白是这么说的：“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

这一句旁白中红色的盖头被掀了下来，就预示着“我奶奶”强烈的反抗意识。红高粱在影片中有了自己独特的灵魂，也为构建我国辽北民俗文化提高了辨识度。

《红高粱》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西北的故事，更展现的是一种民俗文化与精神，影片中涉及到性，“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尽情地“野合”也是新时期民俗电影的一项突破。

其实这种“野合”表达出来的性，将乡土气息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影片独具匠心，电影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野合”的表达，张艺谋并没有突出“性”，这样就不至于使影片落入俗套，而采用“野合”的表现方法，更加唤醒人们生命自由意识。

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九儿与命运抗争，敢爱敢恨。对于两个人的越轨，导演并没有过于精细的刻画，而代之以红高粱这种极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来给观众展示一种人性的本能需求，从而不会使观众产生一种认为其肮脏的感觉。

影片中，余占鳌在野合行为开始前，迅速创造出一片圣地，这片踩出来的高粱圣地，也是对人性解放与本性回归的一种象征，更有一种高粱地中、天人合一的韵味。

影片中，导演将传统民俗文化的象征意象与民俗景观相结合，使“性”的表现更加自然。影片用疯长的红高粱，代表我国民俗文化的红色，也呈现出当时人民顽强的生命力与敢于反抗的精神。

影片中的民俗也并不完全是原本的民俗，导演根据影片的表达需要，对其中的民俗意向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处理，用影视艺术手法对民俗进行了整合，这样既可以使民俗作为一种文化被民众发现，给观众带来较为鲜明的视觉感受，也可以把民俗作为一种观念文化载体，展现其现实性。

剧情：

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

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鳌发生了感情。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九儿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

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鳌看到九儿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鳌才罢休。

余占鳌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儿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

九儿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九儿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余占鳌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

愤怒的余占鳌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余占鳌拉着儿子的手，挣扎地来到九儿的尸体旁。日食，九儿的儿子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叁』 哪位大神知道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不是电影）详细的情节介绍啊……急求……

《红高粱》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这种生命意识使那个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红高粱，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总体象征。它可以称之为《红高粱》的“生命图腾”。小说用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显然，小说中的红高粱决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与赋予红高粱伟大的生命相对应，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的英雄；也总是伴随着红高粱，或者与红高粱融为一体。余占鳌和戴凤莲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结合，戴凤莲又是在高粱地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说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红高粱般充实”。余大牙带着高密东北乡人应有的英雄气概坦然赴死的时候，放声高唱的是“高粱红了”，任副官在枪声中、子弹下坦然前行的时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调也是“高粱红了”。在这种描写中，人与高粱获得了同一种品格。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小说中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苦与毁灭——比如刘罗汉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剥了皮，戴凤莲让余占鳌和冷支队长喝下掺了罗汉大爷鲜血的酒，队员们那惨烈的死亡，等等。因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临死亡的时候，才能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存在。这种描绘一方面强化了生命意识，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新奇、残酷的美。小说对于强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时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伦理评价。余占鳖与戴凤莲野合，为了占有戴凤莲将单家父子杀死，这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尺度来评价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对此作了肯定性描写。即使是对余大牙这个贪财好色的人，作家也赞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个特殊角色——“我”的诞生。在作品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鳌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着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对爷爷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与仰叹。余占鳌等人与“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距离，一种对比。在这种距离与对比中，作家一方面强化了对余占鳌等体现的那种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对那种生命力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说中“我”才慨叹：“先辈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有高密东北乡人高粱般鲜明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的后辈能比”。从艺术的角度看，小说打乱时空结构的意识流式的叙述方式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奇特的感觉为动力，改变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金色的太阳“齿轮般旋转”；“残缺的杏黄色阳光，从浓云中，嘶叫着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高粱的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黄黄，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等等。小说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规而显得十分新奇。例如说死神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说死骡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阳的曝晒下突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说“有人往栅栏边角上那个铁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盘”；等等。此外，在叙述过程中，作家有时故意插入一些与总体叙述风格相背离的语言。例如“我”看到母亲的小脚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民自由万岁”；借92岁农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顺口溜；引录一段县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诙谐的色彩。强烈的生命意识、具有民间传奇色彩的题材与上述不同艺术手段的融合，使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董炳月）【作品评价】《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结尾处作者表示：“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后来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新路。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 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这一人物之所以充满坚定的抗日激情，不是因为种种苍白的理性思想的原因，而是因为，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奶奶”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像使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象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民俗文化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细心描绘每一个不同的感觉场面，再把许多的感觉场面加以串联组合，形成完整的感觉体系，便是《红高粱》乃至莫言的创作特色。

『肆』 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吗

颜徵在（公元前568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而无子；又娶妾，得一子，名伯尼，有腿疾；依当时礼仪不宜继嗣。于是与颜徵在野合生孔子，时叔梁纥已72岁，颜徵在18岁。颜徵在在生孔子时，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故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由于从此颜徵在的名分和施氏（叔梁纥）的正妻等原因，颜徵在和孔子甚至不能参加叔梁纥的祭祀。从此颜徵在和孔子在生活相当贫困。坚强勇敢的颜徵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将孔子培养成身高九尺三寸，以博学闻名的英才。 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由于操劳过度早逝。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但关于叔梁纥向颜氏求婚之事，却有许多其他版本的记载。其中《孔子家语》记载得颇为详细：颜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徵在。颜氏问三个女儿说：“陬邑大夫叔梁纥，虽然父、祖为卿士，但他是先圣王裔。此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我很喜欢他。虽然年龄有点大，性情有些严厉，但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你们三个谁愿意做他的妻子？”两个大女儿都默不作声，小女儿徵在上前回答说：“一切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不用再问了。”父亲听出了这话的语气，说：“你能行。”于是就将小女儿嫁给了叔梁纥。
《孔子家语》中的这段文字写得很生动，近似于小说的语言。但这一说法可靠性并不大，与孔子父亲只叔梁纥去世后孔子母子遭遇相矛盾。据学者猜测这只是后世为了掩盖孔子是叔梁纥与颜徵在而生而已。相比司马迁的观点较可靠。孔子是野合而生并不妨碍孔子之伟大！
注：当时男女贞操观念虽已经形成，但相当轻松（当时的裤子有裤管而无裤裆，由此可见一斑），远未达到后世的高度。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礼仪规定每年春天特定时间可野合生子。这一礼仪，可最大限度的增加当时的人口，提高国力。在当时，野合生子是很正常的行为，因此我们绝对不可由此认为孔子父母有道德缺陷。也因此，我们丝毫不用掩盖孔子是野合而生的历史真相。 http://ke..com/view/2036226.htm

『伍』 论述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边地小说”与以施蛰存为代表的“都市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在风格上的差异。

字数很多，请你静下心来看，肯定有你需要的东西
一）对于世俗生活一饮一食的审美观照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主客交融的状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京派文本中文化主体性的由来。湘西被叙述成一个平静而单纯的世界，“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却又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⑴沈从文描写低贱中的诚实，天真中的热情，人们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尊崇一定的社会礼仪和既定的风俗，形成质朴、诚笃的品性，而这些品性又通过湘西人物一饮一食的世俗生活呈现出来。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人物具有悠然的处世方式，在极其的自然状态下享受世俗生命和日常生活，从而在文本中呈现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在沈从文《边城》视角的小说文本中，人情美体现在湘西世界的一饮一食中，从对于日常生活和生活细节意义发掘中，体现出叙述者对于现实生存的入世情怀与一种在世俗生存中寻求超越与永恒的情怀。《船上岸上》是对于辰水船上和岸上生活的追忆，伴随着对于船上岸上吃食和风俗的体验与实践，我们回忆各自的故乡和故乡的亲人。《连长》中，饮食娱乐仍然是无战事的行伍生活中的重心。在《入伍后》中，叙述者则明确地说，不是为了大吃大喝，谁想离了有趣的家乡？⑵在开篇就提到了部队在砦里四五天的大吃大喝。最初的行伍生活并非是乏味的立正稍息，而是所谓一切有趣味的事。在放肆地像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时间，学会了泅水、唱山歌、上山撵野鸡，这些娱乐成为生活的中心。而看管犯人的夜间工作的兴趣在于丰盛的夜饭，烧鸡卤肉、酒、油炒饭诱人的香味，在追忆的叙述中仍然散发着青春时的味道。正是在这种有趣味的生活中，看守们和犯人二哥之间建立了一种要好的关系。这种要好体现在每夜的宵夜总为他留下一份，而二哥则以讲述乡下打野猪以及用药箭射老虎的事作为回报。当这一切随着二哥的被害结束后，伴随着这种有趣的一饮一食的生活就烟消云散了。在《三三》中，围绕着三三母女的日常生活展开叙述，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的三三，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就长大了。这种日子却因三三母女平静中的坚韧和单调中的情趣，生发出一种世俗的静穆与安详。同样，在《边城》中，守着渡船的爷爷和守着爷爷的翠翠，同样安于平静单调的生活。端午节看龙舟与傩送的邂遇，对于天保的拒绝，和对于山歌朦胧的会意，包括翠翠的身世、天保和傩送的消失，都是作为一种偶然性存在，真正存在于翠翠和爷爷生活中的是为人摆渡的营生，在风日晴和的天气，无人过渡时，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看黄狗衔木头，最后不可避免的是爷爷的老死和翠翠的孤独无依。在小说文本中，最具有审美观照的是祖孙二人安命乐天，认真对待渡船和与渡船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在无所求的乡居生活中，体现出对于生存和生命本身的重视。与此同时，和祖孙二人相联系的船总和杨马兵等，无一个不是认真过活，踏实做人，尤其体现在爷爷死后的对于丧事、渡船和翠翠的安排上。这种即便在人生最悲痛的时候，仍然理智地将自己放置在现实人生中的生活态度，是世俗的；同时，又由于是一种无功利的入世的姿态，获得了某种审美的超越。同样，古朴的湘西风俗也自然地呈现在世俗人生的具体过程中，比如对于鬼神的信仰，可以喊观音为干妈，拜老和尚为干爹，甚至于拜偶像、拜石头、拜树木、拜碑、拜桥梁、拜屠户的桌案，拜猪圈中的母猪，凡是东西几乎便可以作干爹干妈。同时民间娱乐古朴文化，比如敬神及谢神为目的的社戏、赛龙船和朝佛进香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世俗生活的具体组成部分，是现实人生的方式，同时又在叙述主体的叙述中被赋予了文化的与审美的观照。

这种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与对于这种世俗生活审美超越的追求是与中国本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一脉相承的。“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宋朝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人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他们。”⑶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但是自然不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的本性、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相联系，所以这种天人合一更多地追求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自然、自然的生命活动和自在的生存方式成为叙述的对象，在这种叙述中隐含的是对于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精神状态的体验。同时，由于中国式的天人合一都是重人生而非重认识的，所以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合一”的内在精神或要旨均不在人，落脚点都是人生、人事。⑷这种重人生人事，更进一步体现在对于现实世俗生活中和具体生存快乐中对于超越的追求。“‘体用不二’正是中国哲学特征‘天人合一’的另一种提法。天不大而人不小，‘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常’‘工商耕稼’之中，‘体’‘道’即是‘伦常日用’‘工商耕稼’本身。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关系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本体、道、无限和超越即在当下的现象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⑸沈从文在湘西世界的一饮一食的伦常日用中，发掘出对于生存本身的超越，这种审美本身又成为文本所追求的无限、本体和某种类似于信仰的永恒。在这里，如果抽去沈从文湘西世界中对于世俗人生的肯定和有关世俗一饮一食的描述，就无法体现出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而正是在这种对于世俗生活审美观照下的人情美的叙述中，才会产生出《边城》一类小说文本的想象空间和这种想象空间带来的多种寓意。

（二）对于现实世俗生活中精神和谐的追求

中国人的审美是可以发生在人伦日用和日常伦理之中的，寻求的是一种人伦的中庸适度和人伦的和谐。中国式的天人和谐包括儒家的“以天合人”和道家的“以人合天”，同时在讲人伦的基础上，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儒家认为臣民有人格尊严，即孔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人的生命很重要，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孟子提出每个人都有他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道家更强调个性自由，道家在对于现实的不自由状态进行否定之后，通过“心斋”“坐忘”等来泯物我、同死生、趋利害、一寿天，达到道家的“以人合天”。对于“合”，其实是“和”——对于和谐的追求是儒道的共同追求。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文本中，仍然是追求一种人伦的和谐，只是这种人伦的和谐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被赋予了新价值。其实湘西世界的人伦和谐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在对于世俗生活一饮一食的关注中，却抽去了这种世俗生活内在的儒家人伦关系法则，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五伦和谐，重人伦，强调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遵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伦的标准，当然这种人伦关系带有不平等性。但是在小说文本极其入世的一饮一食的叙述中，每一个生活在湘西世界的个体却是自由独立的，可以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保持个人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比如《夜渔》中的五叔，《往事》中的四叔，《会明》中的会明，《堂兄》中的堂兄，《更夫阿韩》中的阿韩，《边城》中的老船夫。更不用说那些身体强健的水手、士兵和军官，以及吊脚楼上年轻的妓女，即便是作为弱小者和最天真者出现的三三和翠翠，也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生长着自己的人格和天性，同时在一饮一食的生存中，具有相当的自主意识和决定权。在这个世界中并没有儒家宗法社会的伦常规范与这种规范下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个体的自由状态和对于这种自由状态的满足和体验构成了湘西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某种伦理的和谐，似乎只有不可知的命运才能改变这种和谐。如果说，这种自然的状态是道家追求的理想，那么道家对于现实的决然否定，又如何能够解释湘西世界中的人物那种对于现状的满足和对于生存本身的入世情怀？如果将这种现象完全归于边地少数民族特异的禀赋和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无法解释小说文本中提供的俨然是汉民族文化中所追求的伦理的和谐，在《边城》中，爷爷、翠翠、船总顺顺、傩送、天保乃至渡船的过往行人，都是受传统道德濡染的人，那种重义轻利、守诺自约和达观向上的精神所支撑的，的确是儒家修身立人和道家豁达向上人生观的体现。在这里，就需要认识到：这种湘西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一种想象中的现实或者说是在现实基础上的想象。在对于少年时期军旅生活的追忆中，作家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于现代个体的感性体验渗透进对于湘西的叙述，所以在追求整个湘西世界的和谐与静美的同时，他赋予了人物一种现代感性主体对于饮食、男女和一切世俗生活正当的趣味和要求，并且让笔下的人物自在地享用感性生命和对于感性生命的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实现平和安乐的伦理和谐的追求。⑹而本土文化中的感性主体观又在审美的层面上让沈从文获得叙述主体的合法性，所以，他又将这种绝对是现代个体的感性体验停留在伦理的层面，没有去探讨对于“人”本身的理性与感性的认识。（沈从文更愿意从负面来探讨现代人对于世俗生存的认知，这在他的一系列的都市小说文本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湘西世界所提供的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的直观的审美的体验替代了对于人本身的认识，即沈从文强调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⑺，或称为健全的“生命”形态，因此在对于人生、人事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观照中和本土文化的思维方式暗合。沈从文用一种混合了儒家对于人伦日用的审美观照、道家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甚至是用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为叙述的道具，去表达现代人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审美观照。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得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因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宁和幸福，即“中庸”。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这种超越既道德又超道德，是认识又是信仰。它是信仰、情感与认识的综合统一体。实际上，乃是一种体用不二，灵肉合一，既具有生活内容又保持感情形式的审美境界。审美，而不是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⑻

（三）风俗层面包裹的现代感性主体

不可否认，沈从文小说文本中关于男女的性爱关系，大多是直接的性关系，呈现的是原始自然状态的人的单纯欲求。在《船上岸上》、《雨后》、《柏子》、《四连长》、《说故事人的故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等文本中，体现出来的是都是对于自然的“乡下人”顺乎感性需求的情爱观的肯定，男女之间的真情是基于生命本能的情爱，而不是所谓的世俗的婚姻关系。问题在于：这种性爱观是如何不被当时的读者和论者所反感，这种对于“自然情欲”的剖白反而被归为人性美的描述？这里暗含着一个将西方浪漫主义自由和放纵的情爱观转换成为中国一个闭塞地区民情风俗的过程，是将现代个体的性爱观风俗化、伦理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叙述者实际上深谙现代人感性主体的欲望自觉和现代人对于这种欲望的发现。叙述者对于叙述对象所谓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人性的观照以及这种观照所暗含对于率真、雄强人性的呼唤，就深深打上了现代人感性主体观的烙印。

比如，《船上岸上》中，连长在军人的职责之外，不忘记履行饮食和男女的义务。坐在妇人家的火塘边，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做着温柔亦是野蛮的事，无论是离还是合，对于这种醇酒妇人的一个个良宵的享用，是无论贵贱的。《雨后》中对于男女情事的叙述除去自然景物的背景，实际上可以和新感觉派郊外野合的场景相比较。同新感觉派理性地安排现代都市人在郊外野合和野合的双方也明确自己身体欲望不同，湘西世界的叙述者尽管非常理性地明白主体人对于身体的欲望，却更愿意描述一对自己没有自觉到自己在做什么的男女，即自然地做着自然的人事的男女。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被描述的感性主体获得对于身体与欲望的满足替代了感性主体对于身体和欲望本身的发现。在这里，四狗和女人所做的事就是身体的享乐，因为这种远离尘嚣的原初自然状态，这种满足身体和欲望的行为，流露出的是野地山歌式的民俗风情，所谓世俗性的享乐也就在这种濡染了民情风俗的氛围中变成了一种人性美。这种对于欲望和欲望满足的描写只有在被风俗化之后，才获得了某种叙述的合法性和审美的视角。与此同时，对于人的感性主体的欣赏和表现也必须隐藏在古典时代的风俗之中。《柏子》中，水手不计算来日的及时行乐，卖气力赚钱之后，大大方方地嫖女人，玩牌赌钱，绝对是为了满足自己感性的自然欲求。小说仔细描画了水手和女人之间的调情和那种泥腿绕着红绸小脚的努力，身体的欲望在这里绝对是第一位的。但是，在关于水手和娼妓的灵肉关系中，小说试图发掘的是水手那种旺健的生命力，由于是一种诚实的劳动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嫖妓也就被赋予了健康和明朗的格调。当叙述者用一种绝对认真的态度描述辰水上水手不知忧愁，单纯简单的享乐生活，并且暗示这种生活是一个地方的习俗和风气的时候，感性主体的自然欲求被习俗化，也同样获得了一种审美的维度。在《萧萧》中，萧萧顺应自己生命本能的行为解构了童养媳的非人性的婚姻制度，而且这种解构不同于一般作品之处在于：原本应该被处罚的越轨行为，却因为萧萧生了一个男孩，暗合了当地的某种风俗，而让萧萧有了一个不算太坏的结局。同样这种越轨的性爱行为也得到了一种默认，从而使得小说中的性爱获得了一种风俗层面的合法性和审美观照。《媚金?豹子与那羊》中，首先设置了边地苗民的风俗背景，暗示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故事，但是在小说中又明显地提示出，1928年和中国上海是叙述这个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在媚金和豹子的误会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豹子对于传统风俗中初夜仪式的重视，这种对于仪式的重视，导致了最后的悲剧，但是在这种悲剧中呈现的是对于情爱的忠贞和刚强。故事所表达的风俗的确是远古的，对于苗族王子的浪漫叙述却是一种现代人对于健全人性的呼唤，自然的人性和对于这种人性的及至——情爱的追求，才是生命的本质和生命的终极。这些似乎又沾染了西方浪漫主义的余绪，和西方浪漫主义高昂的理想主义不同，在沈从文的湘西传奇中，始终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其中传达的是作为现代个体对于性爱的理想——率真、雄强的渴求，和这种性爱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失落感。

所以对于沈从文小说乡土社会中的性爱主体，我们把握其在性爱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然状态的性关系，肯定其所表现的自然的人性美时，还应该意识到原始风俗层面所包裹的现代感性主体的感性体验，这正是沈从文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本土化的巧妙处理。京派文人的不显山不显水，又处处显山显水的前卫性也表现在这些地方。

同时应该指出沈从文所营造的是虚实相间的湘西世界。中国人的审美态度和感悟的特征密不可分，“中国诗学又是一种感悟的诗学。中国诗学的本原性原理都是以心居中，来讲诗言志、诗缘情，用心去反映、去统摄、去形容世界的万象，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由心然后通到诗的心理学通道，显然和古希腊的模仿说通道是不同的。因为古希腊的诗学受史诗、戏剧的影响和启迪，主张人和世界的二分，分离而模仿之。如果我们承认模仿说是西方诗学的核心遗产的话，那么中国诗学的第一关注点就不是模仿，而是把世界看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的，不主张做戏式的、多见人工斧凿的模仿的一种诗学。”⑼由这种感悟特征又带来中国诗学虚构、非虚构与非虚构、非非虚构相互印照的特点，因为西方“虚构”这个概念，也是不能原封不动的用来解释中国诗学。因为中国诗学体现出来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而且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的。虽然中西诗学之间还是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可是对诗生成的特殊心灵通道和第一关注点的差异，决定了东西诗学各自不同的品格和特质。⑽

沈从文以一个寄居都市的“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去体味和感悟生命与生命的存在方式。他说“有人用文字作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心中和梦的历史。”⑾沈从文通过感悟的作用，用心去反映、统摄、形容湘西世界的具象，将自己所叙述的湘西世界看成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融境界。由此，这个湘西世界就具有了中国式的神思和韵味，既是虚构的，也是非虚构的，既是非虚构的，也是非非虚构的，是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文本世界。因此，在用西方的寓言诗学分析沈从文的文本时，要注意中国式的感悟诗学所营造的神思和韵味与西方的虚构不是相同的概念。沈从文用感悟方式营造湘西边地的民情风俗和伦理的和谐，巧妙传达的是现代个体对于人的感性、人的感性自由的真实认知和企盼。想象的湘西世界是在世俗伦理的层面上生发的审美超越与想象，因而她就包含了双重的因子，既是对于本土文化的延续，又是站在当时时代的文化视角上，用本土文化的形式去包装现代主体的感性经验，从而使得京派出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给现代性提供不同的异质面相。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文本呈现出一种文化主体性，即通过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与对于这种世俗生活审美超越的追求，将现代人的感性认知加以伦理化风俗化，并在一种新的人性维度上，追求一种群体性的伦理和谐。尽管京派作家的具体叙述对象不同，但是整体上“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世界，提出了他们的乡村叙述总体”。⑿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废名小说在禅化的世俗生活中，呈现出的乡村风俗之美与人情美以及人物独特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萧乾北京城根篱下的世界，萧乾小说在童年视角中城市下层人物的自爱、自重，仍然体现出对于叙述对象的“审美的距离”；林徽因以大家闺秀身份却追求对于平常百姓日常生活样式的审美静观；凌叔华“圆润和柔婉”人生抒情所表达的是一种“优美”。⒀京派作家的人生方式和艺术方式是一致的，“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起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须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有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⒁沈从文强调人性的平衡状态，即和谐状态；强调生命的变动和这种变动中的宁静，即是追求一种变中却保持审美态度的人生方式。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最能代表京派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边城》一类文本所体现出的对于乡土社会群体人伦风俗的追忆和这种追忆中蕴涵的现代体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体现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文化主体性特征。所以，与西方的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不同，中国式的为感性正名，是在中国传统的感性主体观的基础上，在一种混合了儒家对于人伦日用的审美观照，道家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甚至是用边地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作为叙述的道具，将现代人对于人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审美观照伦理化风俗化。

京派小说文本的审美追求更加符合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追求，即人的感性生活和生存必须符合和谐的伦理要求。同时，京派小说文本将西方的感性主体观有关人的感性体验加以伦理化、风俗化，从而寻找一种对于人的感性主体与自然、与社会相和谐的中庸的人生态度，或着说寻找一种更加本土化的审美的生存方式。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艺术在此的确获得了一种代替宗教的功能，但是他们赋予艺术的是中国式伦理的功能。因此，对于以文化主体性为特征的京派小说文本来说，并不具有西方式的游戏式心态以及这种游戏式心态所体现的审美态度。京派的文化主体性体现出的是中国本土化的审美态度，体现出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的特质,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特征与西方现代性特征的迥异之处。所以，京派小说文本对于乡土社会的视角，其意义在于消解西方现代性所理解的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有关进步的整体性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京派小说文本中对传统伦理的审美性以及对这种审美性的改造一并成为对现代性内涵本身多义性的暗示。

注解：
⑴《边城》，《沈从文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⑵《连长》，《沈从文文集》第二卷。
⑶第15页，《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⑷第56页，《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主编朱立元，副主编王振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⑸第313页，《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⑹论文认为作为自然状态的边地少数民族的风俗，在现实状态下可能是一种未开化的蒙昧状态，不可能产生出类似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审美性。所以，不能将小说文本中虚构的湘西和现实的湘西混为一谈，而去谈论所谓自然人蒙昧的真实状态对于现代人理性的虚伪状态的比较。
⑺《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
⑻第324页，《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蔡仁厚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⑼第48页，《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录》，杨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⑽同上。
⑾《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
⑿第314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⒀第367页，“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第八章，见《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⒁《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

『陆』 诗经描写野合的诗

《诗经》里面有一类奇特的诗歌，引起了不少学者专家的注意。这类诗歌，被命名为野合诗。然而，我们都知道，孔子是诗经的编撰者，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讲究礼仪的孔子竟然没有删掉这类诗歌，反而评价《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现象是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类诗歌。周民族的史诗《大雅·生民》中:“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首诗讲述的是周人的始祖母姜嫄的故事。这首诗表面上说的是，姜嫄祷告神灵祭天帝，感动上天，于是才踩着天帝的脚印生下周的始祖后稷。然而，根据闻一多先生在《姜嫄履大人迹考》中的考证：“当时实情，只是与人野合而有身，后人讳言野合，则曰履巨人之迹，更欲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闻一多先生最早借鉴佛洛依德的性文化理论研究《诗经》，在上个世纪初引起了不小轰动，也被扔了不少烂番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

（图片来自网络）

另一首比较直白大胆的是《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首诗基本上写实性地描绘出了野合的场景，非常有既视感。按照余冠英先生的翻译，这首诗译为：死獐子撂在荒郊，白茅草把它来包。姑娘啊心儿动了，小伙子把她来撩。森林里砍倒小树，野地里躺着死鹿，茅草索一起捆住。姑娘啊像块美玉。“慢慢儿来啊，悄悄儿地来啊！我的裙边可别动！别惹得狗儿叫起来啊！”除此之外，还有《郑风·野有蔓草》《鄘风·桑中》《召南·草虫》等也是比较含蓄描写野合的诗歌。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类诗歌的出现呢？要搞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追溯到在远古的生殖崇拜了。在上古时期，有一种神圣的祭祀仪式叫做“高禖”。人类学家认为，高禖仪式祭祀的是“媒神”女娲，因为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还教会人类婚姻生殖之道。由于祭祀的神圣性，所以用富有神圣意味“禖”代替了“媒”。《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以太牢祀于郊。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也就是说，连皇帝都要带领嫔妃亲自去郊外的女娲庙举行隆重的祭祀，还要象征性地御女，由此可见其神圣了。《大雅·生民》就讲述了周的始祖姜嫄最初没有生育，后在高禖之礼中有了身孕，才有了周的人民。后来，高禖之礼在民间逐渐演变成野合之风，正如《周礼》所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柒』 郁达夫的《沉沦》的简介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他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之体验，不追求复杂的故事情节。

其谋篇布局自然简洁，故事进行当中穿插一些景物描写或抒情议论，然而读来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特别是人物的鲜明性格和强烈感情，自始至终贯穿全篇，把作品呵成一个整体。

二、以景写情，融情于景

《沉沦》以注重自然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景写情，融情于景的抒情艺术。小说中通篇都是娓娓道来的抒情语调，很少使用实录的人物对话等等。

这篇小说主要提供了自我形象的精神悲剧，再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分裂的灵魂和苦闷的心灵，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五四时代人性解放的艰难历程。

『捌』 莫言的所有作品表~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红高粱家族
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
《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孙在一篇短文中说这篇小说有一种空灵之感 。
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秋天，得到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赏识，进入该系学习。
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大风》（小说创作）、《三匹马》（奔流）、《秋水》（奔流）、等。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参加文学活动发言照片
1986年春，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苍蝇、门牙》（解放军文艺）等。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也是多年之后，才有评论家对该作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入《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8）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大概只有一个名叫林为进的人，在河北的（文论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又有港台的几个人写过评论。作者认为此书是一部真正的“先锋”之作。
1989年三月，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四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
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
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
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太阳有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创作话剧《霸王别姬》（与人合作）。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莫言代表作 丰乳肥臀
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作品讲述一个下岗的老工人在湖边的僻静处开了个“黄色小屋”，专供人男女野合……这就是《师傅越来越幽默》的梗概。张艺谋用这个故事进一步编开去，就有赵本山和董洁主演的电影《幸福时光》，几个名人一煽惑，电影和小说都赚钱。小说集《师傅越来越来越幽默》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玖』 认真回顾《叙事研究与小说阅读》这门课，课程中哪一个观点或一句话让您印象最深给您什么启发或反思

现阶段的中学语文课堂上，不管是古典小说，还是白话小说、现代小说的教学，都有其特定的重点与难点，作为教师很难把握到位，小说知识零散，难以抓住重点。并且，叙事学理论作为文艺理论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对于部分中学教师而言，比较深奥难懂。通过学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中学教师尚建军老师的专题讲座--《叙事研究与小说阅读》，我了解到了叙事学中一些非常实用的内容，并对“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这两块有较深的了解。 在此次专题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块的相关内容。对于小说，我特别喜欢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这一块。此次专题中，老师就讲到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深受叙事理论变化发展的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80 年代后小说在叙事视角上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很多作品不再沿袭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而是采用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故事中“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形成多元叙事视角的方式。”并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 在这里，由于老师给我的启发与反思，我想详细谈谈莫言的《红高粱》中的叙事视角问题，并谈谈“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在中学语文小说教学中的分析实践。小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是“我”，其视角是“我父亲”，而讲的是“我爷爷”的故事。 小说构造了一个鲜明的色彩世界，那阳光般炫目、热情似火的红色是故乡人特有的激情与旺盛生命力的写照，小说通过多元的叙事视角，刻画出的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灵活现的。“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伴着雄浑而厚重的男中音，“我 奶奶”那清秀的面庞便在屏幕中渐渐凸显，给人一种稳重之感。在迎亲的路上，轿夫们按当地习俗颠轿，“我奶奶”不堪忍受，便放声大哭，她怀揣着剪刀，准备用死来抗战这场不公平的婚礼。她柔弱的外表，却透着坚强的气质。“我奶奶”透过轿帘看到她脚前的那位轿夫，他健壮高大。此时，“我爷爷”的形象便渐渐显露，他是这些憨厚、纯朴轿夫中的一份子，他们按当地习俗颠轿，却又害怕女人的哭声，于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马上停下来，认真的抬轿。路过那片野高粱地时，眼前一片火红，也高粱在微风中轻轻荡漾，想起刷刷的声音，像极了奶奶的抽泣声。在遭遇歹徒后，奶奶停止了哭泣，换做了一幅沉稳冷静、毫不畏惧的表情，她给“我爷爷”的眼神中充满了力量与鼓动，因此爷爷在她的鼓动之下，打败了歹徒。由此可见，爷爷那份内心凝聚着的勇敢，在奶奶的这种鼓动下显现出来了。奶奶三天后回门时，“我爷爷”将她夹进高粱地野合。这种野合，似源于心中那份自由的爱恋，又似源于“我爷爷”那份原始的情欲。但无论如何，都是高尚的，他们以天为被、以高粱地为床，是最原始的纯朴。奶奶那挣扎后的屈服，内心那份对自由恋爱的炽热与钟情。爷爷那渐渐下蹲的躯体，现出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与对生殖的崇拜。此后，爷的歌声在奶奶回家的路上响起，这便是他们对这种无言的爱的最好的诠释。当奶奶回到单家，患有麻风病的掌柜的已经去世了。看到此处，我在想：“我奶奶”是否也会一死了之？可是她没有那般脆弱，而是重新支撑起了这个家。当她跨出门、留住大家的那一刹那，女性的那种果断坚决便在她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示。 “我爷爷”也在此刻适时地出现，他敢作敢为，要对“我奶奶”负起他应尽的责任。当他得知强盗头子“将他的女人”抢去时，他发疯似的跑去撒野，但当他又得知强盗“没碰她”时，他又将他放了，他这种强烈的保护欲与责任感在许多男人身上是少有的。 酿高粱酒的汉子们，都是一个个鲜活有力的形象。这些，都通过“我”的讲述浮现，他们高大健壮、敢作敢为，那一段敬酒歌，经他们之口唱出，显得更加地苍劲有力、雄浑厚重。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人的生命的高贵、尊严、绚烂与悲怆，他们身上那种特有的纯朴与憨厚是与生俱来的。还有离家出走、成为共产党人的罗汉爷爷，是善良与正义的化身，他与奶奶之间那种冥冥中的感情，让人感觉欣慰。他被日本鬼子抓到后，活生生地剥皮，仍旧毫不畏惧，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 爷爷奶奶谋划为罗汉爷爷报仇之时。“我爷爷”愤而拉起队伍、埋好大炮，等待鬼子的到来。当“我奶奶”担着饼和高粱酒出现时，鬼子来了，奶奶便在枪林弹雨中倒下。 血红的高粱酒洒落一地，一曲属于这片土地的悲歌缓缓响起，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在那抹血色的残阳下更加地生机勃勃。这三种火红的结合，不仅代表着“我爷爷奶奶”、酿酒汉们那满腔的热情，还预示着生命的崛起、爆发的抗战仍将继续 这鲜活的一切，是由“我”的叙述、“我父亲”的视角、“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而组成，每个场面都活灵活现，可见，叙事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叙事时间”的运用也是非常独特且效果显著。如，九年级实验教科书的第一课《项链》，开头便是对马蒂尔德做静态的描写和评论。而之后的情节推进，晚会上的叙事时间最长，而小说的高潮部分，十年还债最短，当马蒂尔德知道真相后，小说戛然而止，似乎很唐突。但这正是小说家巧妙的巧妙之处，他巧妙地运用了“叙事时间”，而产生的独特效果，这一切，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

『拾』 评价一下《红高粱》这部小说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