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扩张小说阅读

A. 关于《红高粱》~~急~~

激情四溢《红高粱》

《红高粱》不是张艺谋最钟意的一部电影，但却是他最有特点的一部激情之作。在电影中，张艺谋把自己梦想的一切，尽可能地付诸于斯，这除了表面触手可及的影像的元素之外，还可以感觉到他年轻而不曾被束缚的激情，所以电影中充斥了惊心动魄的民族寻根意识和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我一直不愿意和人谈论张艺谋的现在和未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不可避免地要圆滑要有顾虑，要失去初生牛犊的锐气，但我一直认为，拍出了《红高粱》这样一部电影的男人，其本质一定是血性的。

视觉

完全可以这么说，当张艺谋遭遇了顾长卫，《红高粱》就具有了西部漫天黄尘里酒一样熊熊燃烧的生命质感，中国第一摄影和同样对影像如痴如狂的老谋子，两个旷世才子激情碰撞，大自然的苍凉，东方文化的神秘，就通过他们独特的造型摄影，呈现在世界面前。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骒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在[红高粱]里，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大开大阖，把视觉和造型艺术玩得酣畅淋漓，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作是一幅饱满浓烈的剪影，大量运用的造型艺术以电影的语言再一次横空出世，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敢把电影玩到这样的极致，也没人敢把那样浓重的色彩，就那么泼墨一般地肆意挥洒，所以[红高粱]作为张艺谋一部颇具实验意义的作品，其对自己乃至中国影坛的震撼不言自明，以至于在后来的[英雄]中，他还对对此念念不忘，但可惜的是，和所有的平常人一样，此时的张艺谋已经珠圆玉润锐气全无了。应该说[红高粱]的成功，造型摄影和色彩的大胆运用应该算作第一功。

音乐

在《红高粱》之前，对赵季平一无所知。当我知道他就是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之子的时候，他已经用更为古朴悠远的音乐让我五迷三道了。从本质上来说，《红高粱》的音乐不但让赵季平完成了自己平民音乐的创作愿望，也和张艺谋进行了一次让人热泪盈眶的寻根之旅。颠轿一段音乐劲拙热烈，充满了生命的激情而又满含了黄土高原秦人的火辣酣畅，他和张艺谋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有对中国古老文化不可思议的痴迷，《红高粱》无疑是一次可以趁机发泄的好机会。恭喜，这次发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心中那种隐隐约约的反哺归巢情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九月初九敬酒神时候单单由唢呐营造的豪放野性的《酒神曲》；第一次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黄土地男人用自己毫不修饰的粗犷嗓音送自己女人时的情歌；九儿血洒高粱地时候儿子豆官完全念白方式的指路冥文，穿云的金石之音，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一路奔腾，搅起的滚滚烟尘在天边浩浩汤汤。

赵季平的音乐和这部电影相辅相成天人和一，同样热烈饱满的情绪，同样嶙峋苍凉的情怀，在银幕上大写意地完成了一次雕镂山河镌刻生命的挥洒，大善若水的赵季平诡异横放的张艺谋双手一握，西部的高粱叶子，森林一样的霍霍有声。

图腾

我不知道张艺谋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脑海中闪没闪现过图腾这两个字，可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意义上，他都又把那个远古时代被人膜拜倒了的图腾重新树立起来，民族中最古老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被他看似随意地穿插其中。唢呐、花轿、土坯房、剪纸、年画、门神、酒篓子，肥棉裤、高粱地，石头小桥，肚兜，粗瓷碗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黄土高原上望不到头的蛇一样的羊肠小路……它们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等等的一切，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凝重张扬过。

同样野心勃勃的张艺谋决不会只停留在这些表面形式上，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了民族心灵图腾的愿望。如果说，“我爷爷”的血性和狂放，都是有目共睹的滞留于表面的话，那么刘罗汉和屠三炮的民族情愫家国情怀，就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一旦破土就势不可挡。蔫声蔫气对“我奶奶”俯首帖耳的刘罗汉，因反抗日本鬼子被活活剥皮，破口大骂至最后一滴血；土匪屠三炮平日里打家劫舍，在日本鬼子到来时却挺身而出，于是，当“我爷爷”和伙计们，用血一样的高粱酒伏击日本兵的时候，耳畔响着中国人象征新生命的娶亲的唢呐调，高粱叶子就那么簌簌地颤抖，黄土地就那么安静如海。

有人说[红高粱]满是维多利亚时期地下文学的意味，可是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人，才能蕴含这样喷薄欲出的情感，才能最终完成这样一幅黄土风情画.

B. 哪位大神有扩张系小说，越重口越好。在线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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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哪位大哥推荐点很MAN很血腥很暴力的非后宫小说！！！高分啊！！！

楼上那位兄弟介绍得眼花缭乱，都不知道看什么好．我只能稍稍介绍几本我看过的很MAN比较血腥非后宫的文．
如下：
《师士传说》《网游之天地》《重生之我是曹操
》《强兵》《大秦帝师》《星际魔族
》《刺客魔传
》《国破山河在》《异人傲世录》

D. 求扩张系小说，越夸张越好。

这问题居然挂了三年了
随便说俩吧- -估计你也都看过了
“我的女友是动物管理员” 注：并非只有两章
“扩张系——我的女友”

匿了

E. 求扩张小说！！！！如欲罢不能，我的女上司，黑暗的心，小妃的异世界之旅

为什么可怜

F. 求重口扩张系小说，谢谢！

帝国从来没有神圣的

G. 安妮宝贝的作品那个最好

我还是喜欢第一本作品《告别薇安》，是所有书中最好的。
迄今为止安妮宝贝一共出了四本书：两本短篇小说集《告别薇安》、《八月未央》；一部长篇小说《彼岸花》；最近的一本《蔷薇岛屿》在制作上取法的则是台港“行走文学”的样式，收录的是她在越南的旅行笔记——不是一般的介绍当地风物的“行旅”，而是贯注作者强烈主体意识的“心旅”，文字中间且配上了精良的摄影图片。作为一位备受市场欢迎与肯定的作家（1），基本上，安妮宝贝应该算是当代中国大陆第一位言情小说“品牌”作家。继琼瑶、亦舒之后，我们的文化市场终于也出产、拥有了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都市男女爱情小说作家。不过，安妮宝贝可能会不满于只称她为“言情小说家”，在她每本书的序里，安妮宝贝一再强调她关注的是“灵魂”，“人性的虚无、绝望”等等，在这一点上，安妮宝贝的志向实在是比她的前辈大得多，她宣称她的写作是为了抚慰读者的“灵魂”，“写作的本质就是释放出人性”（2），相比之下，琼瑶、亦舒从来不曾具备这种探掘人类灵魂的雄心，她们至多是说希望写个好看的故事，给现代读者单调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安妮宝贝既是某些时尚杂志如《女友》、《花溪》、《城市画报》的专栏作者，她的小说也曾出现在中国严肃文学的代表杂志《收获》上（3），正是在文学位阶的模糊上（通俗作家？严肃作家？通俗内容严肃主题？通俗主题“纯文学”姿态？），安妮宝贝呈现出转型期文学、文化场域变化的一些饶有意思的征象。

安妮宝贝属于网络成名转向纸质媒体发展的作家。英雄不论出身，不管纸质还是网络，都有可能产生好文学。我们没有必要在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毕竟它们使用的是同一语言，分享同样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假定；在多大程度上它们能够突破成规，提供出文学特有的感性洞见，这才是衡量好坏文学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以发表和传播载体的改变而不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特定的网络社区所型构的文学社会学中，网络文学的读者，也就是“网民”们的阅读习惯、审美口味、价值取向——这一切都会体现在他们迅速即时的bbs回应上，必然会促生出属于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更确切地，这一标准或许不能说是“文学”的，网上的发贴多半随心所欲直抒胸臆，很难要求他们用专业研究者的眼光在文学史的参照系中对作品的文学价值给出定位，但是，正是从这些零乱芜杂的随感式评论中，一种特定的取舍范围，文化气氛正在形成，而这一网民群体不容忽视的购买力也早被敏感的商家看中，他们的文化品味必然会影响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文化市场的调整与重组，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他们作为力量之一，促使新的文学、文化场域的生成。在这个新场域中，不同的作家所占据的位置，所分配到的文化资源与拥有的象征资本也必然发生位移、调整与变动。虽然安妮宝贝声明“不留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时期，它只是一段过程，已经结束了”（4），但是她的声名的浮现、她最大的读者群，她在这个新场域中赖以维系的象征价值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无不与网民——在上网所费不赀的时候，网民是“小资”的别一身份标识（5）——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安妮宝贝本人也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她既是“小资”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参予与建设者。

“小资”虽然业已成为近年来的流行语之一，但是它的具体所指却可意会不易言传。它有一些社会学的阶层概念，但又不是严格以经济收入来定义，而更多地指向了某种“生活”的“文化”品味、情调与氛围。这样介乎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用法倒是和革命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有同分异曲同工，在革命时代，“小资”除了是经济地位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一类，又经常被用来批判知识分子的“多愁善感”“脉脉温情”等和革命要求不相符合的个人情感与意识（6）。商业时代的大众传媒巧妙地继承、挪用了这个身具经济与文化双重意味的概念，经过新语境的改造、加工与翻转，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个颇具生产性与集聚性的核心能指。围绕着这个能指，一系列关于衣、食、住、行、工作、娱乐、文化活动等生活方式的引导与指示得到了某种标识。

“小资”这个称谓以及相关的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现并开始流行表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的大众文化也开始迈向了“精致”，不再只是色情加暴力以及政治窥秘的小报、地摊读物的流行，而是一种更“有品质”的精致流行文化的出现。而这一精致流行文化的发育与成熟，除了受发达世界流行文化的引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我们时代与社会文化发展所特有的印痕。我在前面说，安妮宝贝是第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品牌流行作家，不是戏言，从她的身上，我们正可观察到***十年代的“纯文学”、大众文化、社会发展是如何养育与成就了她。

安妮宝贝的小说多半围绕城市男女爱情展开，然而我最后把它定位为通俗文学的原因不在于它偏向于“言情小说”的文类，虽然这个文类经常被主流男性批评家诟病为小情小爱，但是题材的选择不一定妨碍形式的精良与主题的深刻，典型的例子如张爱玲，她对“言情小说”文类的喜好使她坚持使用这一文类的框架，但是她的运用意象的巧妙、技巧的圆熟以及她对一般言情小说所展现的普通男女爱情的拆解又往往颠覆、超出了这个框架，使之达到了严肃文学的水准。安妮宝贝的小说初看上去似乎也具备了这些特质，她的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叙述风格是杜拉斯式的跳跃的短句，爱情的内容也不是琼瑶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模式，而常常以“破碎、离开、告别”为收束，再加上文中不时出现的哲理式警句：诸如“长期的理想是可以某天突然的消失，短暂的瞬间，漫长的永远。”；“包围着我们的，其实是一种绝对的空虚，所有的产生，消耗，都是为了消失……”（7）使得她的小说外表甚至于充满了现代主义风格。但是，我所说的文学位阶模糊，其中一个含义指的就是在消费性的后现代文化环境中，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之间日益相互渗透与挪用所产生的界限模糊，诸如严肃文学对通俗文艺样式巧妙利用的“以通俗反通俗”，或者是通俗文学对严肃文化的借调给自己添饰的“品味”。安妮宝贝小说外型上的现代主义风难掩其内质的匮乏。她的小说与台湾另一位言情小说家苏伟贞一样拥有一位“欲力强大冷凝寡欢”（8）的女主角，她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感情期盼又不能相信，兀自上演着一幕幕既给女主角带来伤痛又不乏自得其乐的都市爱情剧。男女主角开始于一场邂逅（邂逅场景的新元素是网络，当然还有都市符码少不了的酒吧），气质上的互相吸引（这吸引经由网络“心有灵犀”的聊天或是观察到的衣着细节，良好品味，都市冷漠颓废之“性感”而展现）使得男女主角开始靠近，可能会发生性关系可能没有，但是多半不了了之，因为女主角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又热烈又冷静的特质，她乐于沉缅于一段“都市夜归人”的互相取暖，但似乎深知此类爱情的不可靠，于是最后她总是清醒决绝的离去，并发出自艾的喟叹：“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是能够深深相爱的。也许他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用一生的时间兜了个大圈子，却依然不能与他相会。”（9）“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人，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离开。“（10）“只是等待一次爱情，也许永远都没有人。可是，这种等待，就是爱情本身。“（11）“一场沉沦的爱情终于消失。”（12）但是，安妮宝贝几乎没有解释女主角的性格特征与对爱情的悲观态度其来何自，环境如何培育、发展出她这种特质，由于一开始女主角的特质就是一个给定的事实，都市并没有与之形成一有机的互动，都市场景只是一个布景，中间的爱情也不过是一场在其间自虐虐人，自娱自乐的表演，类似于一华美的MTV，提供了符号、影像以及情调、气氛的消费，但没有供思考的启发，基本上是一自我循环封闭的展现，而不是层层深入剥茧抽丝的挖掘。间或安妮宝贝会给出一个模糊的说明，例如女主角不和睦的家庭、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幸的童年等等。这些既定的“宿命”成了女主角性格无可推卸的原委。长篇《彼岸花》中，故事经由乔与南生、两个有着相同个性的女子的两条线索的展开显得丰富了一些，安妮宝贝没有明确说明这两个人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她有意识地让二者构成一种互为镜照的关系，或许南生是乔创造出来的电影，也可能乔是南生笔下的小说，这样，经由南生命运的演示，我们可一窥南生或乔目下疏离、幽闭、自我、虚无性格的来由。但是，父母双亡，家庭不幸再次成为女主角一生命运的原动机，目的只为了铺陈南生与林和平纠缠晦暗的“孽缘”与乔淡漠犬儒的虚空，女主角的各种反应似乎一开始就由她的“命运”注定了，之后再也没有成长、救赎的可能，彼岸花与此岸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桥与路。

在故事相对单薄（既没有琼瑶的起伏跌宕，也没有亦舒的跳挞俐落）的情况下，安妮宝贝仍然吸引到为数众多的读者，这不能不归功于她小说话语层面的营造功力，她成功地在人物、叙述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构造出了一种召唤性的身分认同，也就是，四面彼此呼唤的镜像。安妮宝贝的小说叙述者—作者与人物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情感投射与认同，作者绝不比人物高（13）。这也是言情小说成功的关键之一，并不象一般对大众文化持批评态度的批评家所想象的通俗小说只是作者拿一些煽情故事来糊弄普通读者，事实上，一个成功的通俗小说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态度毋宁说是相当真诚的，如果叙述者—作者与人物不是有相当一致的情感、价值取向，读者很容易觉得他在受愚弄，琼瑶对轰轰烈烈爱情的信仰与亦舒中产阶级女性的爱情观都是非常真诚地呈现在他们的小说中的。（与此不同的是，张爱玲则在她的类言情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游走于各种视角提供出反讽声音的叙述者。）更具体地说，安妮宝贝话语层面所营造的认同感包括两个方面：一、精神情绪的把握。她相当敏感地捕捉到都市白领的一种情绪与心态，一种疲倦、飘忽、不安定感与冷漠症。这些情绪经由散片式的叙述流与喃喃自语的类哲理议论得以成功散发，安妮宝贝将这种情绪的由来归之于“宿命”或“人性”“灵魂”的“甘美与脆弱”。显然，安妮宝贝对此类情绪的解释是相当非意识形态的。（她的解释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采取大众文化对社会问题不看或“看不见”的策略；也有可能她受八十年代的思路所影响，文学一律向“人性”求答案，而不去考察这种人性是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培育、发展出来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所做的是“抚慰”，读者阅读小说未必会去深究来龙去脉，他们在小说所唤起的情绪氛围中得到了沉浸与共鸣，视安妮宝贝“于我心有戚戚焉”，从而在安妮宝贝程式化小说所唤起的悲情中一遍遍释放自恋与自怜。二、大量的消费符码所构造的身分政治。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很多对“品味”的貌似不经意实则颇门槛精的书写，这一品味由衣着的细节、espresso咖啡，哈根达斯冰淇淋、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等等组成。这一品味构造的身份政治所流露出来的“势利”至少可以追溯到亦舒——这位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大陆市场，对当代众多流行小说女写手有着巨大影响的祖师奶奶。亦舒笔下的中产阶级女性看起来比琼瑶时代的女性有了不少进步，不再只是一心扑在爱情上拿这个作为女性证明自我存在的第一要务，她们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然而仔细阅读之下，这些小说仍然不过是郎才女貌的现代翻版，再怎么学历高有知识的女性寻求的仍然是有良好经济基础，英俊、有品味的男性，她们的目光从来不会旁落到“专业人士”身外，强烈的身份意识使得她们很难寻觅到符合她们理想标准的伴侣，也因此时常发出美好爱情难得的喟叹。这个喟叹，是深具阶级意味的。在对“品味”的捕捉与点染上，安妮宝贝继承了亦舒的“炬炬目光”，直白一点，——就是“势利眼”。不客气地说，她与她的读者群中的部分“小资”是颇为势利眼的，只不过他们未必会自觉到这一点。

在某种程度上，安妮宝贝特别象是八、九十年代陈染与九十、零年代消费文化奇异媾和的产物，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式对“个我”形而上关注的“虚无”、“绝望”，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实际的所谓“优雅”物质、品味、情调的艳羡与享受，在这喃喃自语的“虚无”与不厌精细的“品味”之间所呈露出来的自相矛盾与裂隙，叙述者—作者从来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广阔的社会现实、不同人群的生存境遇、公民权利的争取，全都不再进入作者的视野。这也是当下文学的状况，当社会现实被抽空后，文学似乎就只能在二者之间摇摆，不是遁入空洞的形而上，就是沉溺于对物质细节的张爱玲式的愉悦。

八、九十年代的“纯文学”与港台流行文化同时养育了目下的小资，这是他们文化谱系的构成。另一方面，小资之所以会和安妮宝贝的小说产生共鸣，在现实境遇的情绪上确实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这种情绪的产生绝不是什么宿命之类，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第三世界都市文化情形之产生。那就是一种类似于在中国“飞地”的工作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品格。这些都市白领每天进出于空调间，承受着沉重的工作压力，一方面，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占稳脚跟，升至更高的位置，这种情形下疲倦、焦虑势不可免，另一方面，较为舒适的办公环境，相对于普通劳动者较高的薪金，又会使这些人或多或少产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跻身于“与国际同步”的环境中所培育出来的心理上、习惯上向西方“先进”“文明”世界的靠拢、趋附与对本土或第三世界的轻视、疏离，经常是相生相伴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全球”恰恰是与无数的“本土”缠绕在一起的，离开了八小时之内的“飞地”，扑天盖地而来的就是混杂、无名的现实。在“天涯之声”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贴子《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14），一个网名叫“麻木热”的上海白领说出了他郁结已久的苦闷：他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也确实很优秀，重点中学——名牌大学——跨国公司（月薪八千以上），自己和朋友们都活得不错，直到自己去了一趟内地小城的姨妈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有工厂临时工得了病不肯去看只为省下医药费给儿子读书，小男孩家里穷为吃肉被父亲打，得了绝症临死前家里为他煮了一锅肉），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才“发现”上海同样有着“另一面”：为还能每个月领到六块钱车贴而庆幸的工厂女工，在菜市捡菜边的城市贫民，两小时一刻不停挣得十块钱报酬的钟点工……作者于是发现，自己已经被现代社会无形的区隔化而和社会的真实面目隔绝开来（15）：“如果我只呆在漂亮的写字楼，每天上下班打的，业余去蹦迪，去茂名南路的club找点刺激。去和平饭店搞搞聚会，在巴黎春天购物，那么我不会感到什么苦闷。我只会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精英。可是，我看到了，而且我相信更多的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没法心安理得地自我陶醉。”这位上海白领经由他的亲身感受提出了“公共性”的问题：“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难道不值得被了解吗？作为这个国家中有知识的一部分人，难道没有义务去了解他们吗？那么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光靠喊着民主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吗？”。

这位上海“小资”对生活发出了自己困惑与反思的声音。显然，它提示了我的“小资”分类与分析的简化性。事实上，这是个年轻、受过教育、有思考能力、能够发声的一个阶层，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感受与判断，对将来的社会发展也有可能起到有益的、良好的影响与作用，只不过，受这二十年从美学个人主义到生活个人主义演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冷漠症的影响，再加上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对理想生活模式的引导与形塑，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越来越只注重个人“高尚”生活的获得，而不再关心“个人”所必然含有的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之间的联系与同情，而一旦个人成为自我张扬与扩张的个人，很难想象真正的爱情如何从之产生，因为真正的爱情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通与融合中获得的，这一融合的基础必是超越了原子意义上的个人，而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同情。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安妮宝贝笔下的爱情为什么总是以“破碎”告终，因为两个个人主义者的相爱，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个豪猪的寓言：为了取暖他们聚拢在一起，可是那个尖刻的、自我保护的刺又立即把它们分开。他们之间可以有身体、情调的吸引，但是不会有真正的信赖与帮助，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在个人主义中能够获得的，它必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无限广阔的联系上，唯有在整体的呼应中，孤立的个人通过爱的联系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否则那个“虚无”的命题会如影随形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再三复现，永远纠缠着她笔下那些想爱又不相信爱不能获得爱的个人主义者。

安妮宝贝的崛起如她所说，“没有侥幸”，她依托网络，以其流畅的文字，都市爱情题材的书写获得了她在当下文学场域的地位。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相比，二十一世纪的安妮宝贝显然更有理由骄傲：因为她不是政治，而是“读者选择的”。中国作家进入“文坛”的路线已经改变了，现在，不只是政治在推出作家，市场也提供了一个“公平竟争”胜出的机会。然而，被市场肯定是否就表明他（她）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好作家？以安妮宝贝的出现与畅销而论，确实可以看到新一代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首先一点就是对精致文字与个人风格的打造与欣赏能力，其次就是对世界文化资讯的广泛汲取，比如安妮宝贝与她的读者群们共享的杜拉斯、村上春树、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等。然而在这种中产阶级性质的文化品味之上，文学是否还有一些更不容忽视的品质：不只是抚慰，还可能是愤怒、伤痛、与发自心肺的呐喊?！对小人物的同情，对真正的自由、解放、幸福时刻的向往与召唤?！在这个新的文学场域里，正在成长的，或者已经功成名就的中国作家们会选择什么呢？

H. 求红高粱的书评，不要电影的，要原著的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以《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5 《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12 2拯救的吊诡。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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