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京本通俗小说

❸ 有谁能为我介绍几本好书读读

万物简史.
果壳中的宇宙.
时间简史.
二十四史.
企鹅的脚为什么不会动.
曾国藩家书.
福尔摩斯探案集.
门萨系列.
本草纲目.
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论语
全球通史
圣经
物种起源
资治通鉴
社会契约论
梦的解析
性爱与文明
资本论

❹ 我国著名的古代话本小说有哪些请详细列出，满意的话会追加财富。

宋代小说话本主要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
一般为短篇故事，多表现现实生活，其中爱情和公案题材比较多。作品人物形象鲜明，颇具个性色彩，善于通过行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女性形象塑造尤为成功，如《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情节安排曲折生动，脉络清晰，引人入胜。基本运用白话，通俗简明，生动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作有《错斩崔宁》、《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

❺ 《京本通俗小说》有哪些特点

《京本通俗小说》它是现存最早的宋元小说话的本集，编者佚名，不过现存九篇，其中的“错斩崔宁”和“碾玉观音”都具有些影响的。

❻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

宋元话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趣味性和虚构。

“说话”是“说话人”赖以养家活口的职业，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吸引听众。而听众听“说话”是为了娱乐，要讲得有趣味才拉得住他们。因此，趣味性就成了“说话”的第一原则。

第二，思想感情与市井民众相通。

由于要使听众——市井民众感到兴趣，“说话人”不但不能采取说教的态度，并且不能使话本中人物的言行、感情“高雅”得让市井民众无法理解和接受。

而必须使听众对话本里的人物产生深刻共鸣，感同身受地关注其命运，从而兴味盎然地倾听“说话人”的演述。因此，话本中人物（除了大奸大恶者以外）的言行、感情也正是市井民众在类似情况下所可能产生或向往的言行、感情。

第三，描写趋于细腻。

现在所见元代刊印或编定的话本，有的叙事粗疏，只能勉强达意甚或词不达意；有的则能显示出大致的轮廓，偶尔也注意到细部；有的描写相当细腻，但可能已经过明代人的加工。

(6)阅读京本通俗小说扩展阅读

话本的定义：

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后世统称为“话本”，该称谓可能唐已经出现。“话本说彻，且作散场”之类套语。可见“话本”含有故事文本之义。说明“话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格式化”。

话本的分类：

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三类：

1.叙事粗略、文字粗糙的艺人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

2.以说话艺人口述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祥，可能出自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

3.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的通俗故事读本，如《宣和遗事》等。

❼ 宋元时期主要的小说类话本有哪些

小说类话本影响最大，宋元小说类话本总数不下百种，但现存仅四五十篇，保留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小说话本集，明代冯梦龙编的“三言”中，也有一批宋元小说话本。《京本通俗小说》是现存最早的宋元小说话本集，编者佚名，现存九篇，其中的“错斩崔宁”和“碾玉观音”较有影响。《清平山堂话本》是明代洪根编的宋元话本集，原书收60篇话本，故又名《六十家小说》，今存27篇，书中所收的“快嘴李翠莲记”“董永遇仙传”“羊角哀战死荆轲”等都是著名的话本。

❽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趋势

一、小说的源头——神话传说早期的神话故事就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代社会生活不发达，神话传说反映了初民与自然的斗争，同时有着奇幻的想像和离奇的故事，塑造了许多神话人物形象，这些都成了后代小说发展的土壤和养分。另一方面，先秦的历史散文和历史著作为魏晋的志人小说提供了艺术手法和形象基础。如先秦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多是纪录人物行事的，在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方面多有精彩之处。《论语》、《孟子》、《庄子》等多记录人物言论，通过语言展开故事事件、描摹人物，这种方法为《世说新语》所吸收。二、魏晋小说——志人志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小说的形成时期。从内容说，分为谈论鬼怪神魔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的逸闻趣事的“志人小说”。魏晋时期大量产生志怪小说，著名的作品有《神异经》、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其中最出名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在艺术上，魏晋志怪小说多取材于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故事结构上多数粗陈梗概，也有一些结构比较完整，描写比较细致，初具短篇小说的规模，并且出现了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对唐代的传奇影响很大。“志人小说”出现在东汉末年的清议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基础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主要记录当时士族统治阶级人物的逸闻趣事，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说：“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三、唐人小说——唐传奇唐代小说被后人称为唐传奇，是小说成熟的标志。从此小说正式形成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唐传奇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有密切的联系。随着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市民阶层，为了满足市民的文化需要进而产生了“市人小说”。同时唐代科举发达，许多诗人和历史家都加入了小说创作的队伍，形成了各种文学体裁和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和融合。唐传奇的小说作品多收录于《太平广记》，其中名篇很多，如《古镜记》《枕中记》《南柯太守记》《任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唐传奇体制短小，但有长篇小说的规模，比较全面地采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的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或一生描述下来，情节曲折，大胆想像，细致刻画了人物微妙的思想感情和内心生活。唐传奇还以简洁、准确、丰富、优美的语言把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了很高的地步。四、宋代小说——话本小说发展到宋代，随着城市说唱文学的成熟，以民间“说话”艺术为基础发展了话本小说样式。话本有不同于传奇的体裁特点:正文之前有诗词或一两个小故事，即入话；为渲染故事或者人物风貌，故事中间可以加入诗词或者骈文；话本结尾的地方又用诗句总结全篇劝诫听众。宋元话本的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的大部分。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爱情类以《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成就较高；公案类以《错斩崔宁》和《宋四公大闹禁鬼张》较为出色。话本故事情节统一，注意情节的生动感人，布局巧妙，引人入胜。其次，话本小说开始运用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还精于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话本小说有时还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话本小说总的说来，在故事结构、人物刻画上的特点表现了古典小说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五、明代小说繁荣——明拟话本和章回小说明代文人对宋元话本由喜爱而编辑、加工、模仿话本写作，这就出现了专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称之为拟话本。拟话本的代表作品有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 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拟话本。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章回小说名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侠义小说《水浒传》。这类小说体制宏大，融合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的宽广社会生活画面，反映复杂的社会思潮和人文思想；故事从短小到长篇，人物从简单到复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采用了多种刻画方法，塑造了许多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情节曲折，结构复杂，并且具有一定的叙事模式，为清代的长篇小说繁荣打下了基础。六、清代小说双峰——短篇精粹《聊斋志异》和长篇巨制《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的优秀传统，并且能用唐传奇的手法写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成为我国短篇文言小说之最。《聊斋志异》在思想内容上正如作者所言“集腋成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奋之作；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它是一部有所寄托的表达理想和人民愿望的短篇集；从艺术上说，能够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结合在一起，深刻地表达了现实生活和美好理想之间的矛盾；其次，塑造了一系列的有现实基础和生活环境的鲜明个性的人物，比如行动严谨的青凤，性格开朗天真烂漫的婴宁，不知乐愁的小谢等；再次，善于描写细节并把人物性格语言和生活融为一体。《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不朽巨著，反映了清代整体的社会生活，称为“时代的镜子”。曹雪芹善于选择生活素材，如临其境般逐日描摹了当时社会生活，并且用各种手法塑造了典型人物。人物分主次，性格分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人物通过不同情节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全方位刻画，层层深入重点突出。次要人物则抓住重点个性通过特定的情节突出表现；《红楼梦》还善于把人物的内心情感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进程和自然环境结合起来，烘托人物渲染情节；小说还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描写凸现出来，描摹细腻入微，反映心灵辩证法。在结构上比以往的小说更加完备，更加宏伟，更加严密。全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以贾府为生活空间，将各种人物事件错综复杂地连接在一起，仿佛像生活本身一样复杂多彩。它的语言也达到了古代文学的顶峰，简洁而纯净、准确而传神、朴素而多彩。《红楼梦》对民族文学的传承是多方面的，同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它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不可企及的高峰。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❾ 话本小说的头回有何作用

话本小说无论篇幅长短，一般都以诗词韵文----最初似乎只运用诗句，所谓“定场诗”，其后发展到也用其他韵文形式----作为开端，这种定场诗或者之后的韵文，当时被称为“入话”。在诗词韵文之外，有直接切入正话的，也有先叙述一则与正话相反或相类的故事，然后再导入正话的，通常以后者居多。这种与正话相反或相类的故事，则被称为 “头回”。
“头回”是宋说话人的专门术语，其后在明人的笔记里也有同样出现，有时候称为“得胜头回”。明人朗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就有“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10一说。此处说的得胜头回，有学者考证可能源于宋代“说话人开场时，也用鼓板吹乐，因为吹的是〔得胜令〕，所以叫做‘得胜头回’”11 。
关于入话与头回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历来研究话本小说体制的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程毅中先生认为，“入话是所有话本都有的，而头回却只有少数几个话本才有” 12。本文认为头回与入话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一个是韵文，一个是韵散结合并蕴含情节，但其概念上可相互通用。入话与头回都是相对于正话存在的，都是为了衬托正话的内容，起着渲染说话气氛，激发听众兴趣的作用。早期的入话、头回完全是为了拖延正话开场时间，等待听众到齐。在明人的理解当中，头回与入话本来是一回事。在他们创作的拟话本中，只将入话两字换成“诗曰”而已，接下来也有一则与正话相反、相类的故事，他们称为“权做个得胜头回”。之所以说“权做个”，后人推测是因为说话人说话的场地发生了变化，由空旷的户外搬进了相对固定的室内，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听众，因此他们不再需要利用锣鼓开场吹〔得胜令〕来招徕听众了，“也许狃于锣鼓开场的习惯，对于这种改革有所不满，才明白交代出‘权做个得胜头回’七个字，说明这是用来代替‘得胜头回’的”13。
由于不同于讲史类话本，小说类话本受篇幅局限，说话人难以借助说话内容的丰富曲折来制造悬念，因此他们更注重说话的开场，对入话十分讲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入话形式，概括来讲，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在开首就切入正话。今天在我们所见的《京本通俗小说》里，只有第十一卷《菩萨蛮》一则，它以一首七绝作为定场诗，随后直接切入正话，而其他六篇都是在正话之前先引诗词韵文作为入话的。可以推断以这种简单形式入话的话本小说不多见，在明拟话本中则更少见了。
一种是将篇首后的诗词多首连用，以此入话，这种入话形式比较普遍。《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的入话是苏东坡的一首七绝“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溟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之后，说话人道，“此诗乃苏子瞻所作，单题西湖好处。言不尽意，又作一词……”，接着道“说不尽西湖好处，吟有一词云……”，再道“这几处虽然是真山真水，怎比西湖好处……”，再继一诗，紧接着再联一词，且表西湖晨、昏、晴、雨。复道“又有小词，单说西湖好处……”然后才切入正话，“今日说一个后生，只因清明，都来西湖上闲玩，惹出一场事来。”短短一则1200余字的入话，诗词韵文，将西湖景致描绘得淋漓尽致，极好的起到了渲染环境，铺垫正话的作用。
这种形式还有以“复吟一绝”、“复吟一词”的套数出现，接二连三，反复吟咏，从而使得作为市井伎艺的话本小说也颇得文人雅趣。当中也有比较极端的情况，典型的要算《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卷《碾玉观音》。定场诗之后，说话人将十多首原本与正话并无多少直接关联的诗词接连引用。他是这样安排入话的：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
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
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
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
每日春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
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
浮画舫，跃青骢，小桥门外绿阴笼。
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这首词说仲春景致，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得季春词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
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
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
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儿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14

按照这种方式，说话人接下去接连引用苏东坡、秦少游、邵尧夫、朱希真、苏小妹及王岩叟等人有关春归无觅的诗词。说话人这样安排，从体制上讲，难免失之过重，给人堆砌之感。
从宋代一些野史笔记中我们了解到，宋代说话人不仅是小说底本的说讲人，他们为了说讲的需要，实际上还必须通晓韩柳之文、欧苏之词。就《碾玉观音》这则入话而言，说话人之所以引用一系列文人诗词，是他们在无法运用恰当的白话散文来描述的语境下，自然对传统的韵文采取拿来主义。明末凌濛初在其《拍案惊奇》的凡例中写道，“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15。其中“亦小说家旧例”句，可以推断出宋元话本小说中“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的风气之炽，以至今日说明，免有“剽窃”之嫌。也有个别话本小说的头回，明显可以看出是说话人在故意拖延时间。《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中，说话人先以托名沈文述的一首《念奴娇》为入话，然后不厌其烦，对词中句子逐一考证，凡十八句，读来异常沉闷，这种情况至明拟话本似有改变。戴不凡先生在考证《金瓶梅》书作者时这样评价《金瓶梅》，“小说每回均有诗词，提示、暗喻、概括或评论本回内容；此等诗词，有极清新、妖丽、尖酸刻薄者，均非泛泛”， 16显然较前人适度得当多了。
入话最后一种形式是在篇首诗词韵文之后，叙述和正话相反或相类的故事。宋人称之“得胜头回”。
我们了解到头回的运用发轫于宋元。《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开卷在一阕《鹧鸪天》之后，说话人讲了个宇文授与其妻子错封书信的故事作为头回，然后说话人“下来说底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简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简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底小说来。”遂引出正话。《错斩崔宁》一篇，说话人在说讲正话前，以魏鹏举夫妇相戏失官的故事作为头回。话本中道，“这便是一句戏言，撒漫了一个美官。今日再说一个官人，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
虽说头回是宋说话人的专门术语，但是“头回”一词在宋元话本小说里却很少见到，今所见《清平山堂话本》中仅有《刎颈鸳鸯会》一则和《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五卷《错斩崔宁》一则，刻作“笑耍头回”和“得胜头回”，相反大量出现在明拟话本当中。《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合同文字记》与《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故事原本出自一辙，后者除了情节方面稍有变化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多了一则“头回”。
头回在具体的话本小说里有着不同的提法，或“得胜头回”或“笑耍头回”，有的提作“做个头回”，并无定式，原因可能是受到原话本小说口耳传播形式的影响，不过作用都是说话人用来叙述一桩与正话相类、相反的故事，起到铺垫渲染正话的效果。
到了明代拟话本阶段，小说家对头回的运用已经驾轻就熟。

“这话丢过一边，如今且说一个……”17
“故把衔环之事，做个得胜头回”18
“而今更有一段话，又只因一句戏言，致得两边错认，得了一个老婆。全始全终，比前话更为完美”19

因为头回本身是一则完整的故事，因此说话人有将头回作为一个独立的话本小说。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的头回被作为《神偷运智赚府尹》的话本小说。同样，一个独立的话本小说也可能被引作其他话本的头回。如《清平山堂话本》收录的《风月瑞仙亭》被《警世通言》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引作头回。
以上所述三种入话形式，不仅出现在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中也如此，是话本小说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❿ 话本的话本概念

话本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的“说话”的书面记录。并不是让人看的书面著述，原为口语体，现改编成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众多的官吏和士兵，还聚集着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形成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各种民间伎艺都向城市汇合，以适应新的城市居民的文化需要。北宋东京、南宋临安等大城市里，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的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类似后代的戏院），分别上演杂剧、诸宫调和“说话”等各种伎艺。南宋时，“说话”通常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家。
“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非常广泛，举凡爱情、公案、神怪，以及历史故事等，几乎无所不包。“小说”题材包括胭脂、灵怪、传奇、公案等，现存45篇。
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说经，其原意是演说佛书。今存的宋元说经话本，只有无名氏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或断为宋刊，或疑为元刻。至于“诗话”一体，王国维在所作“跋”语中说：“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
《取经诗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名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必有诗一首或二、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就“诗”与“话”的关系看，“话”是主体，演说蕴含佛理的故事；“诗”是一种辅助手段，便于听众或读者加深对故事的理解。
《取经诗话》叙述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求请大乘佛法。上路不久，遇见一 “白衣秀才”，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于是，取经队伍由六人增至七人，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馀诸人并无名姓称谓。猴行者神通广大，已成为故事的主角。各段故事有详有略，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段。如“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讲师徒一行进入树人国，唐僧命小行者去买菜，小行者被人用妖法变作驴子，猴行者前往解救，将作法者的妻子变作“一束青草，放在驴子口伴”。两相斗法，结果，作法者不敌猴行者。又如“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讲猴行者降伏白虎精，描述生动，情节奇异。然而，因是“说经”的缘故，有些地方显出深厚的说教意味，如“入香山寺第四”，称蛇子国的大蛇小蛇皆有佛性，故它们“见法师七人前来，其蛇尽皆避路，闭目低头，人过一无所伤”。这样的情节，平淡呆板，了无趣味。总之，《取经诗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说经话本的风貌，也反映出中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融会的情况。
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讲史”是演义历史小说，篇幅比小说话本长，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端，现存《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
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玩讽的称“乔合生”。有人认为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据说与起令随令相似，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说逗笑的话）、“商谜”（猜谜）。由于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无话本传世，其演出形式与作品内容已无从确知。 从上古时代开始，广大民众就利用劳动的余暇时间，口头讲述神话、传说与故事，以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公元八世纪的唐朝中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在民间叙事文学的基础之上，陆续产生了一些讲唱艺术。唐朝讲唱艺术有讲经、论议、变文、说话、俗赋、词文等，每一种都形成了特定的体制。其中「说话」一词乃是讲故事的意思，这种艺术形式以散说与念诵为主，以歌唱为辅，后代称做「说书」。
现在不少人笼统地把讲唱艺术称做「说书」（或称「说话」），但严格说来，说书只是讲唱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些单纯唱曲的讲唱艺术，不能纳入说书的范围。
据现存文献，话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唐《韩擒虎话本》，该文篇末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之语，有学者据此认为“画本”即“话本”，“画”“话”系同音假借；也有学者认为“画本”一词中的“画”在唐宋时为图画之意，因后来说唱文学摆脱变文的影响不再配图时，“画本”一词就转化为“话本”了。然“话本”一词至今仍未有较为统一的意见。而文体意义上的“话本”“拟话本”概念，最早是由鲁迅先生提出来的。
参考资料：
罗筱玉：《宋元讲史话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元时代的讲唱艺术，枝繁叶茂，蔚为大观。广大群众聆听民间艺人讲唱之余，还希望借助书面形式阅读这类故事。
于是，一些下层文人把艺人所讲的故事内容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像《碾玉观音》、《错斩崔宁》一类话本，就可能吸收了讲唱艺人中「小说家」的创作成果。
其他的取材来源
还有一些下层文人，按照讲唱艺术的格式，改编史书、文言小说或其他前人著作，如话本《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取材于《史记??冯唐列传》；话本《蓝桥记》则是唐代文言小说《裴航》的删节本。 另外，像《西湖三塔记》、《刎颈鸳鸯会》、《花灯轿莲女成佛记》等话本，则可能来源于陶真、鼓子词或宝卷。
总之，「话本」是由讲唱艺术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与讲唱艺术一脉相承，并且保留着十分清晰的讲唱艺术痕迹。 中国通俗小说的萌芽
中国文言小说以唐传奇文为成熟的标志。而中国通俗小说则形成于宋、元、明时代，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敦煌遗书中的《庐山远公话》、《孔子项托相问书》、《叶净能诗》、《李陵苏武执别词》，以及原题已经佚失的韩擒虎故事、唐太宗入冥故事与秋胡故事等，应当看作是通俗小说的萌芽。
通俗小说的先驱
明朝嘉靖年间以前出版的宋元短篇话本，包括《红白蜘蛛》以及《六十家小说》中的宋元作品，虽然从总体上看还相当粗糙和幼稚、不成熟，但已完成了从民间艺人口头创作向文人书面文学的过渡，它们乃是短篇通俗小说的先驱。
《京本通俗小说》与《三言》中的宋元作品，已经由明朝文人作了较多的加工润饰，描写很细致，人物个性鲜明而充实，甚至有了单独的环境描写与心理刻划。这些作品包含着文人较多的独立创作成分，它们与明朝后期产生的短篇话本相似，可以称作成熟的短篇通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