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結武俠小說評論
推薦些非常優秀的：
《缺月梧桐》， 這個是一種創新武俠，現實主義和黑暗系武俠開山之作，也很少見到超越它的作品，雖然文筆一般，但是內容優秀啊。很多人覺得它超越了金古的水準，個人覺得唯一的一點點遺憾是主角沒有始終保持一點堂吉柯德式的簡單的對善的嚮往和追求。那樣就接近一個普通人了，並且靈魂的矛盾是人進步的根源，如果做到了這個，那就是我看過所有小說中的No.1了，哪怕文筆不夠出色。
《昆侖》，鳳歌是新一代武俠作家中的佼佼者了，昆侖夠大氣也夠武俠原味，一流作品。他的其他作品都不錯。
《連城訣》，金庸的這部小說受關注度不夠高，但是我覺得是他所有小說里最深刻的一部。它已經不算童話了，但是強的是保持了善的一面。
《龍蛇演義》，這個是講國術的，一流作品，長見識，但談不上多少武俠氣，這個更多是一個真實的武林。
《英雄志》，也許有些人覺得虐心，但是那種百折不撓的正氣才是靈魂所在，四個主角算是我僅見的武俠了，並且每個都個性鮮明，爽，智慧，等等。我最終沒有看最後的一卷。覺得已經足夠完美了，解決了矛盾沖突就不再是沖突了。
加上九把刀的《獵命師》，創新是第一，激情第二，各種爽，有點看漫畫的味道，人物鮮活。但這個雖然俠氣十足，應該不算武俠了。
B. 求一篇關於金庸全部武俠小說的評論或論文
◎《金庸全集》：
金庸曾把所創作的小說名稱的首字聯成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見《鹿鼎記•後記》和「金庸作品集序」）
簡單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經歷三個版本：舊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稱為舊版，主要刊在報刊上，也有不少沒有版權的單行本，現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著手修訂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訂完畢，是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開始修訂工作，正名為新修版（或世紀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並結集出版。
每一次修訂，情節都有所改動。新修版的故事細節和結局也略有改變，引來不少回響。目前兩岸三地的出版分別授權於廣州的廣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於2002年11月開始出版，代替原來的三聯書店）、台灣的遠流出版社、香港的明河出版社。
現在已經廣為流傳並多次被香港和中國內地拍成電視劇與電影，也是「金迷」的必讀書目：
第1-2冊：
《書劍恩仇錄》----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鋒芒之作。
創作年代：1955年
歷史背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
公元1753年--1759年
首發連載雜志：新晚報
第3-4冊：
《碧血劍》（附錄：袁崇煥評傳）
創作年代：1956年
歷史背景：崇禎六年--崇禎十七年或順治元年
公元1633年--1644年
首發連載雜志：香港商報
第5-8冊：
《射鵰英雄傳》（附錄：成吉思汗家族、關於「全真教」）----《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並稱「射鵰三步曲」，有前後聯系但不是系列，思想各異（分別是儒俠、道俠、佛俠），是「俠之大者」的詮釋作。此為「射鵰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
創作年代：1957—1959年
歷史背景：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嘉定十四年
公元1199年--1221年
首發連載雜志：香港商報
第9-12冊：
《神鵰俠侶》----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二部曲。
創作年代：1959—1961年
歷史背景：南宋理宗紹定五年或六年--開慶元年
公元1232年或1233年--1259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13冊：
《雪山飛狐》——《雪山飛狐》《飛狐外傳》是金庸現實主義最強的小說
創作年代：1959年
歷史背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
首發連載雜志：新晚報
《鴛鴦刀》----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創作年代：1961年
歷史背景：清中前期
約公元1644年--1796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白馬嘯西風》----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創作年代：1961年
歷史背景：清初順治年間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14-15冊：
《飛狐外傳》——《雪山飛狐》前傳
創作年代：1960—1961年
歷史背景：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
首發連載雜志：武俠與歷史
第16-19冊：
《倚天屠龍記》----金庸「射鵰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創作年代：1961年
歷史背景：南宋末--元末明初
公元1262--1263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20冊：
《連城訣》——強烈批判社會私慾、貪婪、無情的一面，同時也從屈指可數的幾位善良人物身上表現友誼、愛情、濟人、寬容。
創作年代：1963年
歷史背景：明前中期根據當時府縣設置，還有寶藏年代推算
首發連載雜志：東南亞周刊
第21-25冊：
《天龍八部》——倪匡曾代寫其中約五萬字，後修訂了大部分。該篇是金庸哲學、內涵、人性、情節等的巔峰之作，亦是對「人」、「諧」、「俠」的統一性巨著。
創作年代：1963—1966年
歷史背景：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元佑九年或紹聖元年
公元1090年--1094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26-27冊：
《俠客行》——小說主人公無明確名字，以「石破天」代稱。該篇對人生寓言性與舐犢之情描寫最甚，親情性最強。
創作年代：1965年
歷史背景：清初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越女劍》（附錄：三十三劍客圖）----《越女劍》寫於《鹿鼎記》連載中途短篇小說，因此金庸最後一部小說是《鹿鼎記》而非《越女劍》。出版時附在《俠客行》之後。金庸本意為「三十三劍客圖」各寫一篇短篇小說，最後只完成了頭一篇《越女劍》，亦沒有包含在對聯之中。是金庸歷史感最強的小說。
創作年代：1970年
歷史背景：春秋末年吳越爭霸時期
約公元前473年--前463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28-31冊：
《笑傲江湖》——折射政治斗爭，同時也表露對斗爭的哀嘆。
創作年代：1967年
歷史背景：明朝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第32-36冊：
《鹿鼎記》（附錄：康熙朝的機密奏摺）----封筆之作金庸巔峰之作，代表了金庸的最高成就。創立「反武俠」情節，武俠史首次以詼諧、反諷、批判觀寫作的巨著，代表了金庸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
創作年代：1969—1972年
歷史背景：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
公元1669年--1687年
首發連載雜志：明報
附：其中《白馬嘯西風》《連城訣》《俠客行》《笑傲江湖》在小說中沒有指出明確年代（表示可以發生在任何時候），這幾部小說年代是從一些細節推斷的
金庸其他作品
《三劍樓隨筆》：與梁羽生、百劍堂主合著
《袁崇煥評傳》：文化普及性作品，非學術性著作，收錄在《碧血劍》中。
《三十三劍客圖》：又名《卅三劍客圖》。
《金庸散文集》
《月雲》：略帶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
《社論》：約兩萬篇，包括如《寧要褲子，不要核彈》、《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對上梧桐山》、《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自來皇帝不喜太子》等，在大陸未結集出版。
《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另外，還有《韋小寶這小傢伙》、《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等諸多文學評論、散文、及由他人整理的演講稿。
金庸俠義英雄的民族大義，是秉承漢魏以來「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精神的。一部中國歷史，其實就是漢民族和周邊民族互相爭斗、交融的歷史。民族間的矛盾來源於國家利益的追求，也源於不同的信仰和教化。在中國傳統倫理中，民族氣節從來都是放在首位的。在國家敵對中，政府的軟弱格外刺激民間的信心，而作為民間力量的精英，俠便理所當然地承擔了民眾和志士仁人的理想。
俠的民族大義表現在為國御敵——這本是軍人的本份，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一個「布衣之俠」，更是責無旁貸。
民族大義的本質是一種忠誠，是對歷史、對社會的忠誠，擴大開來，也是對家人對朋友的忠誠。一個俠士若不具備這份起碼的忠誠，就喪失了自己所賴以寄身的 基礎。
但這也不是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筆下，豪氣干雲、孔武有力、鬥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個壯士，慷慨任事、忠憫待人、義薄雲天，也只是個一般的俠士，所以楊過一人一雕往來東西南北 ，問盡天下不平事，急公好義排紛解難，人稱「神鵰大俠」，可楊過卻拒不接受那個「大」字。
郭靖與楊過在襄陽聯床夜話，郭靖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 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為國為民」，這才是俠之大者，這才是俠的最高境界。
天下為懷，蒼生為念，這才是俠的最高理想，這也是金庸的俠意識，更是金庸對中國傳統俠意識的突破與貢獻。
在《射鵰英雄傳》的結尾，成吉思汗與郭靖有一段對話。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
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
郭靖又道：「自古英雄而為當世景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 人」。
在《天龍八部》的最後，段譽和虛竹擒到遼帝耶律洪基，蕭峰求遼帝一諾：終生不許一兵一卒越過宋遼邊境。
在得到保證後，蕭峰隨即折箭自殺以謝罪。
要知道，蕭峰是遼人，又是南院大王皇帝結義兄弟，宋遼開戰，蕭峰所念念於心的，則是蒼生百姓的安危幸福，並以一己之死，換來了宋遼兩國的平安合睦，百姓的安居樂業。遼國百姓免去征戰之苦，蕭峰是為了民族的利益；天下蒼生得以安
然無擾，蕭峰也是為民造福。這正體現了一個大俠的最高境界。
金庸筆下的俠義英雄，從尋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俠仗義、濟人困厄的一般俠士，到為國為民、天下為懷的大俠，層次是何等的分明！
若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俠意識的成型是自司馬遷始，從司馬遷到金庸的二千年間，俠從威重鄉里、與人解紛的「布衣之俠」，到少年豪氣、復仇報國的「幽並游俠」，到梁山好漢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紛解難、濟人困厄的作為上，清
代的公案俠義小說、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基本上都是遵循著這個俠的原型。
只有到了金庸，排紛解難、除暴安良，不再是俠的全部作為，而是一個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為俠，而做到了這些則還遠遠不夠，俠還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俠要以天下蒼生為己念，這才是俠之大者。
顯然，金庸繼承了傳統的俠意識，並發展光大了它。「布衣之俠」到「俠之大者」，這便是金庸的俠路歷程。
在金庸筆下，俠在行為上有了擴大，在人格上有了升華。
俠在金庸筆下才開始光茫四射。
「俠之大者」是金庸對傳統俠意識的突破與升華，也是對中國武俠文化及整個傳統文化的一大貢獻。
C. 已經完本的武俠小說
D. 有什麼好看的完結武俠小說呢
這幾年的有：
《長刀無痕》
《沒落的刀客》
這兩本算是最好的
E. 誰能幫我把金庸的小說都評論一遍
《鹿鼎記》蘊含著對中國社會體制和國民性的深刻批判，韋小寶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品裡除了阿Q外最深刻的形象，它或許沒有《阿Q正傳》的深度，但廣度猶有過之。
「精神勝利法」作為中國國民性的代名詞，它的基本症狀在小說主人公身上表現的淋漓盡致，自輕自賤、自大自誇、化丑為美、麻木健忘、欺軟怕硬、忌諱缺點，把失敗幻想成勝利，在精神勝利中逃避現實，逃避失敗的痛苦。
作者通過韋小寶表達了兩層深刻寓意：
一方面，韋小寶像是搖搖欲墜的封建社會的導游，讓我們洞察出宮廷的本質：一個豪華的大妓院。這里，有著罪惡的交易和最陰險的手段，最淫盪的黑幕。所有的一切都圍繞著各種各樣的慾望展開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情，有點只是為了利益展開的算計，生存法則就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則，隨時可能有殺生之禍。上自太後、皇帝，下至太監、宮女，與妓院有著驚人的相似。武則天之於張易之也不過如此。這種比喻，無疑是對封建貴族和皇權表面的高尚、尊嚴和優越感最強烈的挑戰和最辛辣的諷刺。外表最華麗的宮廷尚且如此，社會上憑權術、金錢游刃有餘的各色人等，以及俄羅斯的宮廷、台灣鄭家、吳三桂們莫不如此，更有神龍教，隱喻當時大陸政治格局，是「星宿派」的進一步，是「日月神教」的進一步，隱喻文革至斯，確實登峰造極。
另一方面，韋小寶作為市井文化和遊民文化中最惡劣的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流氓在思想意識、性格特點上集中體現了遊民的腐蝕性和破壞性，突出表現在反叛性、反社會性和無確定的價值觀，但是在講義氣、重信義方面卻是遊民身上唯一亮點。市井文化和流民文化的結合，或許就是國民性和虐根性的根源。
《鹿鼎記》反英雄，反傳統，反束縛，《鹿鼎記》可以說是一部「反書」。《鹿鼎記》宣人性，宣自我，宣獨立，宣快樂，《鹿鼎記》又不折不扣，是一部「正書」。
說《鹿鼎記》是武俠小說，但卻又不像武俠小說。試想又有哪一部武俠小說能將武俠世界描繪的如此不堪，將俠義英雄批判的如此徹底，將反武俠文化咀嚼的如此深刻。
所以，《鹿鼎記》是不是武俠小說，是武俠小說臻於化境之作，是武俠小說中的極品。
所以《鹿鼎記》在金庸小說中排名第一。
天龍八部——無人不怨，有情皆孽
「無人不怨，有情皆孽。」是對天龍八部最精確的概況和詮釋。
《天龍八部》包羅萬象，從歷史到傳奇，從佛家到道家，從琴棋書畫到人生百態，從傳統文化到古今政治，就像一個驚天巨浪，向讀者涌來，讀者泛舟其上，享受一個個又一個巔峰的同時，又各自領略其要旨，真正是雅俗共賞，真正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此，《天龍八部》是金庸的又一個巔峰之作。
一個接著一個的巔峰，這是金庸創作力無窮無盡的證明，每一部小說，都有不同的風格，都帶給讀者新的感受。到了《天龍八部》，以為以後，總不能再有了，但是還有更新的巔峰。
《天龍八部》用人性塑造了一個非人的世界，無人不怨，有情皆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楚，有自己的「孽」。
有誰知道蕭峰的苦？他一掌殺死自己最鍾愛的阿朱，一箭自刎只為不給自己留下不忠不義的罵名。一掌一箭便成永訣，也是對命運的抗爭。
有誰知道虛竹的苦？一生下就是「孤兒」，可是剛剛找到失散的父母便是生死離別。就算自己一心向佛也不能青燈相伴，總是事與願違。
有誰知道玄慈、葉二娘的苦？二十多年的情思，不能為外人道，只能「怕人尋問，噎淚裝歡」，一朝相見，身敗名裂，唯死而已。
有誰知道阿紫的苦？愛上大英雄本不是她的錯，錯的是一生活在阿朱的影子里，可是就算有一千個阿紫也比不上一個阿朱。
那麼多人有說不出的苦，可是偏偏全書不苦，苦化為激情，洋溢在全書之中。
讀《天龍八部》，到「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
宜飲烈酒以壯豪情。
讀《天龍八部》，到「向來痴，從此醉」宜飲甜酒以襯柔情。
讀《天龍八部》，到「塞上牛羊空許約」宜飲苦酒以示悲情。
讀《天龍八部》，到「夢里真，真語真幻」宜飲蜜酒，歷久彌香。
讀《天龍八部》，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廢寢忘食，宜掩卷沉思，以書作酒，可以大醉。
無人不怨，有情皆孽。
《笑傲江湖》——政治與江湖
江湖是罪惡的發源地，卻又承載著俠義、溫柔、善良和人們最美好的夢想，但這只是一個夢——一個不願醒來的夢，因此，也就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
《笑傲江湖》是一部武俠小說，將「獨孤九劍」每一招每一式描繪得有聲有色，卻偏偏有是無招勝有招的極致；將令狐沖的俠肝義膽刻畫的入木三分，卻令他「達非兼濟天下，窮難獨善其身」的無奈。
因為《笑傲江湖》不僅僅是武俠小說，它也是政治小說、人性自由小說。
正如金庸在後記中所寫:「任我行、東方不敗、岳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余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也這部小說沒有確切時代背景的原因。因此，也就有了日語神教與五嶽等的並置。他們大多野心勃勃，或明爭，或暗鬥，一統江湖方肯罷休。
當然，簡單的映射政治不是金庸最終動機。「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
「豈能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人的本性有丑有惡有善良，善良的一面始終占上風。善良不是作給人家看，而是要求無愧於自我的良心。
令狐沖見證了很多歷史性時刻，特別遇風清揚，更是決定了個性的自由，以致「不自由，毋寧死」，當他情意緊纏在岳靈珊身上之時，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岳靈珊的痴情終於消失了混亂戰神，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
《笑傲江湖》一開始，就是魔教長老曲洋和劉正風的友誼，兩人琴蕭合奏了一曲《笑傲江湖》。正邪之際終是難分，正如自由難論。正是什麼？邪又是什麼？正是：
真作假時假亦真，無為有處有還無。
《笑傲江湖》將武俠、政治與人性融為一爐，卻又都寫得光彩照人，特別突出了人性的自由、隨性。
《倚天屠龍記》—— 人性與愛情
《倚天屠龍記》塑造了一群英雄——明教群雄，明教人物眾多，一個一個介紹出場，直到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才總其成，其間過程繁復，頭緒萬千，但是一點點寫出來，一個個出場，有條不紊。能看到這樣，已經是空前絕後了，但金庸還不心足，像是有意在考驗自己的創作能力，將一個重要人物，明教的光明右使，留在最後出場，石破天驚，讀者不禁這樣想：金庸的創作才能，究竟有沒有盡頭。 《倚天屠龍記》是金庸作品更趨向浪漫、趨向超凡不羈的轉折之作，像大海中的巨浪一樣，洶涌澎湃而來，一個巨浪接一個巨浪。才孕育了他下一部浩淼不可方物的巨著《天龍八部》。
表達《倚天》主題的明教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難怪當時俞蓮舟心想：「……他們不念自己身死，卻在憐憫眾人，那實在是大仁大勇的胸襟啊！」
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這是全書的主旨，金庸通過了《倚天》，將這個主旨表現得極其透徹。
《倚天》最後一回「不識張郎是張郎」也是全書對張無忌乃至整個《倚天》人性的總括，人性總是那樣的難以捉摸。
正如《倚天》後記所言：張無忌跟我們普通人更像些，個性比較復雜，比較軟弱，較少的英雄氣概。三部曲中郭靖老實厚重，楊過深情狂放，郭靖大事上有氣節，把握很定，小事往往需要黃蓉推動一下，楊過是絕對主動的，張無忌總是受別人影響，被環境所支配，無法擺脫，不管是他學武還是到做教主，無不如此，就連最後愛上趙敏，也是「形勢所迫」。
愛情上，郭靖在華箏與黃蓉之間的抉擇純粹是出於道德價值的判斷，楊過是至情至性，開始像是無形浪子，最終也步入「正軌」，他對小龍女至死不渝，日久彌堅，張無忌始終在趙敏、周芷若、殷離和小昭之間搖擺不定，最後似乎更愛趙敏一些，可是我寧可相信那也是一種無奈，島中歸來之後，殷離的「死」，小昭的離去，趙敏的「陰險」，讓他只能選擇周芷若，後來周芷若與趙敏好壞倒轉，張無忌還是沒有抉擇。
五、《神鵰俠侶》 金庸在五十年代的末期，已經創造出了兩個極其突出的人物。一個是完全不通世道人情、種種社會規范的「小龍女」，一個是深諸人情世故、身懷絕技，但是卻無視於自己所熟悉的環境的壓力、一意孤行的「楊過」。這兩個人，一個是自然而然，不自覺地反抗著社會，一個是有意要做社會的叛逆。但是在人性上而論，放在任何時代皆可適合，這是《神鵰》在創作上最大的成功。《神鵰》從頭到尾，整部書，都在寫一個「情」字。「問情是何物」，是全書的主旨。書中所寫的各種男女之情，各種不同性格的人所遇到的不同愛情，有的成為喜劇、有的成為悲劇，可以說從來沒有一部小說中，有這么多關於愛情的描寫。《神鵰》中不但有「情花」，可以致人於死，也的「黯然銷魂掌」，成為至高無上的武功。甚至到最後線時，還有郭襄暗戀楊過的小女兒之情。《神鵰》是一部「情書」，對愛情描述之細膩，在金庸其他作品之中，甚至找不到差可比擬的例子。《神鵰》中，郭靖、黃蓉和楊過之間的沖突，是社會規范和人性的沖突。在沖突的過程中，黃蓉甚至運用了陰謀，本來已佔上風的黃蓉尚且要如此，可知人性掙脫枷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神鵰》中楊過歷盡種種艱苦，而成為一代大俠，接受了郭靖「俠之大者」的訓言，但是楊過還是楊過。郭靖替他取名字：「名過，字改之。」是一種希望，他失望了，楊過沒有改變他的本性，這正是金庸在《神鵰》中特別強調的一點。楊過在《神鵰》中，自始至終，是一個悲劇性格的人物，小龍女也是，因為他們和當時社會，完全不能相合。楊過、小龍女重逢，對讀者而言，是一個大喜訊，人人額手稱慶，但對整部小說而言，卻是敗筆。試看小龍女再出現後，哪裡還有什麼江芒可言？遠不如讓楊過一直悲劇下去好得多了！金庸原來的創作意圖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就小說論小說，《神鵰》從一開始起，就註定是一個悲劇，是不是為了遷就讀者的意願，硬將之改成喜劇，不得而知。作為讀者之一，如今說得口硬，但在看《神鵰》時，也希望小龍女、楊過重逢，雖然在掩卷之後，一再認為悲劇可以使《神鵰》更完整，也相信金庸在創作開始時，也以悲劇為主旨，不然，何必讓小龍女給一個毫不相乾的道士姦汙？《神鵰》中，金庸表現了一種觀念上的矛盾。一方面，是人性的自然發展，另一方面，是為國為民的傳統思想。這種矛盾，在楊過的任性和郭靖的忠誠上，屢起沖突。但它應該如何，金庸並沒有下結論，郭靖還是郭靖，楊過還是楊過，誰也改變為了誰。這當然是金庸在當時自己的思想方法上，只是出現了矛盾而未的結論之故。《神鵰》的主題曲是：「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PS：以上是本人的自己寫的，沒寫完，後面借用倪匡先生的。因字數原因，有刪節，並且省略中短篇小說。）
《雪山飛狐》是石破天驚的作品，突破了《書劍》的「群戲」，隱約繼承了《碧血劍》中的雙線發展和倒敘的結構。而將整部小說的結構，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通過一連串的倒敘，倒敘出自每一個人的口中，有每一個人之間的說法，有極度撲朔迷離的情形下，將當年發生的事，一步一步加以揭露。在和《碧血劍》的相同之處的是，《雪山飛狐》中真正的人物，並不是胡斐，而是倒敘中的胡一刀夫婦。所不同的是，《碧血劍》中的倒敘人物，早已死去，而在《雪山飛狐》之中，苗人鳳卻留了下來。最後還和胡斐決戰。所以，《雪山飛狐》沒有《碧血劍》的缺點，在倒敘的一條線結束之後，另一條線，一樣極其精彩。《雪山飛狐》發表至今，是金庸作品中引起爭論最多的一部。引起爭論處，有兩點：第一點：多個人物敘述一件若干年前的故事，各人由於角度、觀點的不同，由於各種私人原因，隨著各人個人的意願，而說出不同的事情經過來。這是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很有點調侃歷史的意味，使人對所謂「歷史真相」，覺得懷疑。每一個人既然都站在自己的立場，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來敘述發生的事，那麼，事實的真實性究竟有多少呢，不單是歷史的記述者，尤其是所謂「自傳」，真實性如何，更可想而知。這種寫法引起爭論之處是，許多人直覺上認為這就是「羅生門」，由於「羅生門」中的同樣的結構，每個人在敘述往事的時候，都有一同的說法，而事實的真相便淹沒不可尋。所以，《雪山飛狐》在讀者心目中，就往往與「羅生門」相提並論。關於這一點，我的看法是：《雪山飛狐》在創作過程之中，金庸在一開始之際，當然受了電影「羅生門」的影響。但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來，金庸在開始創作之後不久，就立即想到自己的作品，會被人與「羅生門」相提並論。所以，他努力在突破，不落入「羅生門」的窠臼之中，而結果，他的努力獲得了成功。說《雪山飛狐》倒敘部分的意念來自「羅生門」可。說《雪山飛狐》是「羅生門」的翻版，絕不可。如果強要這樣說，那是證明說的人，未曾仔細看過電影「羅生門」和未曾仔細看過《雪山飛狐》。金庸在《雪山飛狐》中採取的倒敘結構，是武俠小說中從來也未曾出現過的，是一種斷然的新手法。這種新手法的雛形在《碧血劍》，而成熟於《雪山飛狐》。奇怪的是，在金庸以後的作品中，卻絕不再見。或許金庸認為那隻是創作中的一種「花巧」，偶一為之則可，長此以往由不可之故。第二點引起爭論的是：《雪山飛狐》寫完了沒有？《雪山飛狐》寫到胡斐和苗人鳳動手，兩個人之間，已經有了許多恩恩怨怨，動手是非勝負、決生死不可的。而且金庸安排兩人動手的地點，是在一處絕崖之上。背景地點寫得這一段情節絕無退路，完全沒有轉寰、迴旋的餘地，非判生死不可。而從開始起，決斗的兩個人，全是書中的正面人物，不論是作者或讀者的立場，兩個人之間，是誰也不能死的。這等於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所有的讀者，都屏氣靜息，等著金庸來解開這個死結，而且，讀者也相信金庸可以極其圓滿地解開這個死結。終於，決斗的雙方，胡斐和苗人鳳，可以判出高下了，胡斐捉住了苗人鳳刀法中的一個破綻，在交手過招之間，一發現了這個破綻，只要再發一招，就要以判生死、定勝負了！然而，金庸卻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停筆不寫下去，宣稱：全書結束了！胡斐的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金庸的解釋是：讓讀者自己去設想。由於全書一步一步走向死胡同，在死胡同所盡之處突然不再寫下去，讀者的確可以憑自己的意念與想像，也可以去揣想金庸原來的意念是怎樣的。在談論金庸的作品時，可以平添奇趣，這也是金庸的成功之處。
《射鵰英雄傳》是金庸作品中被普遍接受的一部，最多人提及的一部。自《射鵰》之後，再也無人懷疑金庸的小說巨匠的地位。這是一部結構完整得天衣無縫的小說，是金庸成熟的象徵。《射鵰》是金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說，是絕對毋庸置疑的。在《射鵰》中，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的揉合，又有了新的發展。虛構人物不再擔任小角色，而是可以和歷史人物分庭抗禮了。郭靖自小就和成吉思汗在一起生活，後來更曾統率蒙古大軍西征。從此開始，金庸筆下對創作人物的處置，更加隨心所欲，有時甚至可以凌駕於歷史人物之上了。這樣的安排，足以證明金庸對他所寫的小說的歷史背景，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和心得。讀者當可以發現，在歷史和創作的揉合之中，是極度的水乳交融，不著痕跡的。也有人認為金庸的這樣寫法，會有誤導讀者錯誤認識歷史之可能。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笑，也不值一駁。持這種想法的人，只怕要比一座高樓之下張上安全網，以防有人跳樓。《射鵰》最成功之處，是在人物的創造。《射鵰》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平鋪直敘的，所有精彩的部分，全來自所創造出來的、活龍活現、無時無刻不在讀者眼前跳躍的人物。金庸寫人物，成功始自《射鵰》，而在《射鵰》之後，更趨成熟。《射鵰》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較「淺」的一部作品，流傳最廣，最易為讀者接受，也在於這一點。。《射鵰》可以說是一部武俠小說的曲范，在武俠小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射鵰》中，金庸還在強調群眾力量，強調集體，盡在個人力量之上，這種觀念，集中在君山之會，郭靖、黃蓉被丐幫逼得面臨失敗這一情節上。但是這種觀念在一再強調中，實際上已出現了崩潰的跡兆，實在無法再堅持下去。個體的力量在前頭，金庸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接著又寫了郭、黃二人，打敗了丐幫的大批人。英雄人物，畢竟是個體的、獨立的。和群眾的盲目、沖動，大不相同。這種群體觀念崩潰的跡兆，始於《射鵰》，而到了《神鵰俠侶》，楊過在百萬軍中，擊斃蒙古皇帝，已徹底轉變完成。自此之後，金庸的小說中，始終是個體觀念為主了。愛情上的觀念，一直到《射鵰》金庸還是堅持「一男一女」的「正確戀愛」，這種觀念，一直維持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才來了一個大突破，在輪到《鹿鼎記》，自會詳敘。所以，在《射鵰》中，郭靖盡管和蒙古公主有婚約，可是在遇見了黃蓉之後，他只好在兩者之中擇其一，當然，感情上的挫折，也變成了故事的豐富情節。《射鵰》熱鬧、情節曲折動人、人物生動豐富，是雅俗共賞的成功作品。
《書劍恩仇錄》 《書劍》在金庸作品中，不是特出的作品。原因有：其一，《書劍》是「群戲」，主角是「紅花會」，而不是一個人或兩個人。而紅花會一共有十四個「當家」，金庸雖然突出了其中的幾個，但必然分散了感染力，以致沒有一個最特出的人物。武俠小說有一個特點，是相當個體的。讀者看武俠小說，要求個體的心靈滿足，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越濃，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書劍》採用了「乾隆是漢人」的傳說，借乾隆這個人物，寫出了既得權力和民族仇恨之間的矛盾，在表達這一點意念上，獲得成功。《書劍》中幾個主要人物，寫得並不出色，反倒是幾個次要人物，活龍活現，令人擊節贊賞。作為第一部作品，金庸在《書劍》中，已表現了他非凡的創作才能，眾多的人物，千頭萬緒的情節，安排得有條不紊，而又有一氣呵成之妙。筆法也有刻意仿效中國傳統小說之處。而幾處在人物出場、提及姓名之際，儼然《三國演義》。寫人物方面的功力，在《書劍》中也已表露。對金庸而言，《書劍》是一個嘗試，這個嘗試，肯定是極其成功的，這才奠定了他以後作品更進一步成功的基礎。
《連城訣》是金庸作品中最獨特的一部。如果說，《神鵰俠侶》是一部「情書」，那麼，《連城訣》是一部「壞書」。「情書」寫盡天下各色人等的情；「壞書」寫盡天下各色人等的「壞」。人性的丑惡在《連城訣》，被描寫得如此之徹底，令人看了不寒而怵，茶飯不思。整部《連城訣》中，充滿了人的各種各樣的惡行。而所有的惡行，為的是一大批寶藏，結果，人人都為寶藏癲狂。金庸在寫盡了人的惡行之後，放了一把火，將這些惡行放在火里。但人的這種惡行實實在在的存在，火也燒不盡。當然，《連城訣》中也有美麗的一面。丁典和凌霜華的愛情，如此凄迷動人，在金庸所有作品的愛情描述之中，以此為最。其次才輪到《倚天屠龍記》中楊逍和紀曉芙。凌霜華也是金庸作品中遭遇最令人同情的一個女人，她是被她財迷心竅的父親害死的。父母害女兒，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是在現實社會中，為了自己而將女兒送進火坑之中，反倒沾沾自喜的父母，也屢屢可見，難怪有人叫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連城訣》也是最苦的一部小說。書中人物遭遇之苦，簡直有令人掩書不忍卒讀者。狄雲為了怕被人發現，躲起來，將自己的頭發，一把一把，撥個精光，夠苦了吧？但那還只不過是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苦，有比這更甚於十倍的。不但是正面人物的精神痛苦，連一直在做壞事的人，精神也處於極度痛苦之中。殺人毀屍滅跡之後，每天半夜，夢游起來砌磚，是陷在何等的苦痛之中。《連城訣》中也寫了一個人，面臨死亡時的心理狀態和表現。在武俠小說中，俠士總是不怕死的，視死如歸。但金庸卻來一個突破，一個一直在江湖聞名的大俠，在面臨死亡之際，為了使自己可以活下去，比任何卑污小人更卑污。花鐵乾的所作所為，寫盡了人性的弱點。單單為了活下去，不論活得好，或活得不好，甚至是為了毫無目的的活，人就可以什麼都做得出來。將人放在一個絕望的環境之中，使人性平時隱藏的一面，得到充分的發揮，這是很多小說家喜歡採用的題材，但未有如金庸在《連城訣》中所描述得如此深刻者。還好，最後有水笙的一件用鳥羽織成的衣服，使人還可以松一口氣。金庸在《連城訣》的後記中，譴責了冤獄，這篇後記極動人，用淡淡的感觸記述了童年時所聽到的一件事，沒有激烈的言詞，但是卻表達了強烈的感情。整部《連城訣》，就是這樣。對《連城訣》中一切惡行，金庸所用的詞句，甚至也不是強烈的，只是淡淡的旁觀，唯其如此，感染力才特別強。口角掛著不屑的冷笑，一定比咬牙切齒的痛罵，更加有力。
《俠客行》《天龍八部》之後，在武俠小說的領域之中，大匠如金庸，也有難以為繼之苦了。所以《俠客行》只是在表現幾個新的觀念上有突破，其餘方面，成績平平。由兩個面貌極度相似的人而引出故事，這種寫法本身就不是一個好的安排，雖然金庸已盡量寫得曲折離奇，而又在結尾故弄玄虛，但仍然未成大器。《俠客行》中最獨特的一面，是女主角丁當對待愛情的態度。她明知所愛的是浮滑浪子，但仍然愛他，而不愛另一個外貌完全一樣的正誠君子。金庸再一次通過女主角在愛情上的選擇，不說明愛情和理智是兩回事。《俠客行》又寫了一個完全不識字、完全不通世情的人，反而能領略到上乘武功的真諦，而許許多多博學之士，反倒鑽進了牛角尖中，走不出來。拙中有大巧這一觀念的形成，是後來《鹿鼎記》成為不是武俠小說的武俠小說的基礎。至巧不如拙，再蠢笨的人，也有自他的的際遇，《俠客行》中表現的哲理至深。《俠客行》的情節，在相似的兩個人上變化，已經可以說盡其所能。但如果讀者看到一半，還不明白兩個相似的人是兄弟，那麼，不適宜看小說，更不適宜看金庸的小說，所以，和種種懸疑曲折，都有吃力不討好的之感。反倒是張三李四，請人去吃臘八粥，寫得出神入化。張三李四這一類的「獎善懲惡」行動，和他們的絕頂武功，以及對武林中各門各派各幫各會的的情形瞭若指掌的情節，成為濫觴，以後在許多武俠小說中可以看到。
《飛狐外傳》補《雪山飛狐》之不足，寫胡斐這個人的成長過程。在《外傳》中，胡斐才是真正的主角。但是金庸為了要建立《雪山飛狐》已經寫完的概念，在《外傳》中，就處處受到牽制，所以胡斐在《外傳》中，始終是烏雲密布，不能霹靂一聲，豪雨如注。除了胡斐遇到無塵道長，快刀斗快劍這一大段，可以令人眉飛色舞之外，像佛山鎮上的情節，鳳天南這個人，袁紫衣是鳳天南的女兒這種情節安排，是金庸作品之中最沉悶而不動人的情節。《外傳》的主段，欲放不放，但旁枝卻精彩紛呈。「紅花會」中的人物，在《外傳》中出場不多，但是卻光芒萬丈，比在《書劍恩仇錄》中更好。常赫志、常伯志在天下掌門人大會中救人，倏來倏去，神出鬼沒，在《書劍》中就沒有這樣精彩片段。甚至陳家洛，憂郁不言，墳前灑淚，也比《書劍》中可愛得多。《外傳》中有雙生兄弟三對：倪不大、倪不小，常赫志、常伯志，馬春花和福康安所生的一對雙生子。金庸在寫到倪不大、倪不小之際，十分傳神，他們講話，是一個講一句，結合成為一段話的。年前，在台北遇到一對在電影界工作的雙生子，發現他們講話，是一個人講半句，結合成一句話，比金庸的描述尤有過之，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現象。再有機會改正時，倪不大、倪不小也可以每人說半句話？馬春花所生的那對雙生子，在《雪山飛狐》中已經成長，可惜金庸已經擱筆，不然，這一對玉雪可愛的人物，可以構成一部佳作。
《碧血劍》 金庸在創作《碧血劍》時，已在尋求一個新的突破，他這部小說採取了一種特異的結構。書中真正的主角，金蛇郎君，是一個早已死了的人，一切活動，只在倒敘中出現。而另一個擺出來一本正經是主角的人物袁承志，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所以，金庸在金蛇郎君和袁承志雙線並敘的時候，雖然只是一線出色，還有可觀之處。到了金蛇郎君那一線告一段落之後，就有潰崩的跡象。尤其是到了末段，是金庸小說中最差的一段，可稱敗筆。在《碧血劍》中，金庸首先向正統的是非觀念挑戰。金蛇郎君是一個放盪不羈的人物，而金庸肯定了他的個性，將他寫得極其動人、可愛。
附本人對金庸小說的簡短概括：飛狐外傳——寶刀相見歡，柔情恨無常
雪——流淚未必非豪傑，妄語豈是真英雄
連——狄雲素心何處安
天——無人不怨，有情皆孽
射——俠義人生路，人間逍遙游
白——天靈鳥唱不盡單相思的憂傷
鹿——義字當頭難敵多情，不才小寶惘稱英雄
笑——達非兼濟天下，窮難獨善其身
書——愛美人更愛江山
神——問世間，情為何物
俠——天涯誰人可識君
倚——四女同舟何所望，不識張郎是張郎
碧——亂世壞長城，空負安邦志
鴛——嬉笑江湖行，仁心不可忘
總——俠士高人盡歸隱，不才小寶稱至尊
F. 已完結的武俠+言情小說
《絕世王子妃》 《傾城逝》 《穿越之我非儂妻》 《百變郡主》
《魔王的淘氣老婆》 《拽公主的王子》 《爸爸十七歲》
《秋司》 《天亮了，我還是不是你的女人》 《如果不是亂了心跳》
G.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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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什麼好看的已完結的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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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推薦幾部經典好看的武俠小說（已完結）
(英雄志),
金庸封筆古龍逝，江湖唯有英雄志
不看英雄志白活這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