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名字蝴蝶
Ⅰ 女主一一頭紅發臉上有一隻蝴蝶是什麼小說
女主一一頭紅發臉上有一隻蝴蝶的小說名為《侯府嫡妻》，作者三昧水懺。
內容簡介：紀無殤怎麼也想不到，只因一句話，她從正妻變賤妾。備受庶妹丫鬟欺負不算，還被利慾熏心的夫君親手送到別人榻上。
當被毀容、雙目被毀、棒殺下未出生骨肉化作血水，當寸寸骨釘打入腦中，所有真相浮出水面，她嘶啞仰天血誓：「若有來世，即使逆天而行、為善作惡，今日所受，他日定千倍討回！」
重生歸來，這一世，浴火重生的她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保親娘，撫親弟，斗庶母，斗姨娘，斗庶妹，爭地位，擋陰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只是，一道聖旨，難逃嫁入侯府命運！這次，竟嫁給前世夫君那跛腳的親大哥！
小劇場：那小廝看著急忙拱手說道，「軍爺，軍爺，我們真的是紀將軍府上的人，看這車轎就知道，平凡的富貴人家也萬萬不敢冒充紀將軍府啊，至於轎子上的，正是我家大小姐，這個，怎麼好意思讓大小姐下轎呢？」未出閣的女子怎麼能在大街上隨便的拋頭露臉？
說罷，使了使眼色，想著要奉獻出一些銀兩孝敬這些軍爺。可是帶頭的不買賬！那軍爺橫眉怒瞪，「放肆！我等奉命追拿歹徒，爾等不配合，那隻好也並作一起，隨我們去刑部一趟！」
珠兒聽著，臉上也極為的不悅，而那小廝聽著，臉上抽動，定然是不敢相信這軍爺竟然如此執著要檢查，但想到這對於小姐的名聲不太好，兩難之下，卻聽得一聲清脆的聲音傳出來，「珠兒，何事又吵鬧開來？」紀無殤萬不得已只能說出一句，而在她身後的男人聽著。
雖然知道她強作鎮定，但，他知道她在害怕，害怕自己。「放鬆，好好說話。」男人道了一句，他的眼神稍稍溫和了一點，瞧見紀無殤坐的底座下面有位置，便一貓腰鑽了下去，但，隨即，那把匕首依然是抵在紀無殤的小腹上，如果死，一起死！
紀無殤眼睛掃了一下底座的男人，微微嘆了一口氣，自己怎樣才能逃脫此人的禁錮？這個人雖然嘴裡說的不會傷害自己，但是，已經是成了歹徒，還會怕手上多一條人命么？殺兩個人，和殺三個人有什麼區別？不能靠他嘴裡說的，只能是見步行步。
紀無殤略微想了想，然後用左手去輕輕掀開簾子，微微探出個頭來，「怎麼回事？大表哥的婚事是耽誤不得的，吉時就要到，去遲了估計會責怪下來。」說著，皺眉看著珠兒等人。這周圍的除了那些軍官便是自己的小廝丫鬟，哪裡還有什麼在爭執的農婦？估計早就溜走了。
好計策。留下個攤子讓自己來收拾么？看著軍兵來就走，還真是聰明！珠兒看著紀無殤焦急的模樣，自己也焦急起來，「這如何是好？」踱了兩回步子，想起那天北夫人給的一份親啟來，那親啟正好在自己的懷中呢！
「這里，這里有我家夫人的親啟。」珠兒說著，立即就從懷中拿出一張帖子來，趕緊地呈上給那位帶頭的軍爺。軍爺橫眉掃了珠兒一眼，珠兒立即地低下頭來，不敢去看那刀疤臉。
《侯府嫡妻》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簡介：
紀無殤：女主，紀將軍府的嫡出大小姐，前世被自己夫君所騙，死無全屍，一朝重生回了7年前。發誓要保親娘，撫親弟，斗庶母，斗姨娘，斗庶妹，爭地位，擋陰謀。不讓前世悲劇再度發生，只是一道聖旨下來，這一世，她依然要難逃嫁入侯府命運！這次，竟嫁給前世夫君那跛腳的親大哥！
南旭琮：男主，大夏周朝晉南王府世子，後為大夏周朝的四皇子，封宗王，他的生母，是珍貴妃珍蓉，孤王調查過，當年珍貴妃是被火燒死的！女主前世夫君的親大哥，對外腿有殘疾。後改名拓跋赫炎。
Ⅱ 應當如何理解王蒙小說《蝴蝶》中張思遠的頓悟
知識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機及其疑似化解——重讀[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王蒙小說《蝴蝶》的主題是張思遠的身份危機及其化解，而這個危機本質上是知識分子革命者張思遠的忠誠危機，它源於張思遠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組織的懷疑。這個危機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於：除了認同革命、忠誠組織，張思遠根本不可能有別的任何認同或忠誠。這也決定了獲得「平反」之後，張思遠的所謂「反思」根本不可能觸及造成「文革」社會災難（包括張思遠自己的政治災難）的根源。小說把反思的對象轉向了所謂的幹部「特權」和「作風」，即脫離人民群眾，似乎重建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本文力圖證明，這個重建身份認同的努力是經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和矯情的表演。
一、 革命文學中的忠誠主題
忠誠（以及與之相關的背叛）是常見於中國革命文學——特別是以知識分子革命者/革命幹部為主人公的革命文學——的一個核心主題。這是因為，忠誠話語只有在一個嚴密的政治組織內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該組織成員必須保持對組織的絕對效忠。不同的政治組織之間不存在忠誠問題（即使它們通過協議方式組成一個更大的政治聯盟，其間也只是一種合作關系而不是忠誠關系，國共合作時期就屬於這種情況）。因此，革命文學中的忠誠問題常常成為糾纏革命者（特別是共產黨員）的一個基本問題，而與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蔣特務等等）無關（革命可以對李玉和、楊子榮等提出忠誠要求，卻不會對座山雕、胡傳魁等提出忠誠要求）。與此同時，革命文學作品中有一類人物對忠誠問題又特別敏感，這就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或革命者。[1]一方面，作為革命者或共產黨員，他們是革命內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缺少工農革命者的純潔「血統」（階級出身）。知識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對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內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內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變節的「自己人」。這樣，他們很自然地成為革命者內部對忠誠問題特別敏感的部分，是「組織」最不放心的部分，他們必須不斷地向組織宣誓，不斷表明自己的絕對忠誠。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經歷了反「右」和「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壇，忠誠主題在以知識分子革命者/幹部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復書寫。因為這兩個時期都有大量知識分子革命者/幹部蒙受了冤屈，產生了大量冤案。所謂冤案，說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誠受到了組織不應有的懷疑乃至踐踏。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謂復出「右派」作家。和他們筆下的主人公一樣，他們的身份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革命者或知識分子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和書寫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糾纏於自己的不幸遭遇還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原諒組織還是告別組織——就成為考驗他們是否能繼續保持忠誠的試金石，當然也是檢驗他們能否經由對自己冤屈的反思，達到新認同的建構和新主體性的建構的檢測劑。
王蒙的《布禮》（發表於《當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這方面無疑具有極大的代表性。[2]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符合我們上面對於知識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規定：知識分子兼高級幹部（《布禮》中的鍾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黨，15歲入黨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張思遠，是黨的老幹部，官至市委書記、副部長），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幫」、「三反分子」，「文革」後獲得平反，重新成為革命幹部（毋庸諱言，這兩個主人公身上顯然有作者的影子）。這樣，主人公的忠誠危機及其化解方式，就成為解讀作品的關鍵和樞紐（限於篇幅，本文只解讀《蝴蝶》，《布禮》將另文解讀）。
二、忠誠危機為什麼如此可怕？
本篇小說名為「蝴蝶」，取典《莊子》「庄生夢蝶」以隱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機，有明顯象徵意義（這一點也與《布禮》中主人公「鍾亦成」的名字相似）。[3]貫穿於整個小說的，正是張思遠反復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誰？張副部長還是「老張頭」？「我」是一隻變化不定的「蝴蝶」嗎？「我」的歸宿到底是哪裡？首都北京（回到官員身份），還是山鄉（徹底化身為農民）？與這個身份困惑相應，整部小說在語言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使用問句：設問、反問、自問自答、問了答答了再問，如此等等。
與鍾亦成類似，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源於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剝奪，源於他與組織的血肉聯系被突然割斷，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組織突然懷疑起他的忠誠了來了。[4]因此，張思遠的身份危機本質上就是一個革命者的忠誠危機。這個危機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於：除了認同革命、忠誠組織，張思遠根本不可能有別的任何認同或忠誠。在張思遠的自我認知中，他完全是屬於革命和組織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組織，而革命和組織也就是他。否定革命、脫離組織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產黨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中篇小說卷》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609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沒有個人的興趣，個人的喜怒哀樂。他幾乎整整十七年沒有休過假……離開了領導工作，就不存在什麼張思遠。」（第620-621頁）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革命組織突然翻臉說：你張思遠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幫。由於張思遠和革命、和組織的二而一的關系，成為「反革命」的結果就是張思遠徹底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還是「臭狗屎」：「然而現在又出現了另一個張思遠，一個彎腰縮脖、低頭認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張思遠，一個任別人辱罵、毆打、誣陷、折磨，卻不能還手、不能暢快地呼吸的張思遠。」這個張思遠是「一個罪犯、賤民」，「一個被黨所拋棄，一個被人民所拋棄，一個被社會所拋棄的喪家之犬張思遠。」（第621頁）於是，張思遠產生了深深的迷惑：「這是我嗎？我是張思遠嗎？張思遠是黑幫和『三反』分子嗎？」（第621頁）
對張思遠這樣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認同、思想意識是屬於革命的，而且他的身體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組織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識、而且他的身體器官全都徹底陷於混亂，陷於認同危機：
這個彎著的腰，是張書記——就是我的腰嗎？
這個移動困難、即使上廁所也有人監視的衰老的身軀，就是那個形象高大、動作有力、充滿自信的張書記的身軀嗎？這個像瘧疾病人的呻吟一樣發聲的喉嚨，就是那個清亮的、威風凜凜的書記的發聲器官嗎？（第621頁）
可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對於張思遠的控制和滲透是何等完全和徹底，滲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體器官的每一個細胞。
組織的邏輯、組織的力量就這樣不可思議和神秘莫測，它可以轉瞬之間把同樣一個張思遠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一個是不可一世的地委書記，一個是豬狗不如的反革命。兩者之間的轉化也是那樣不可思議，一會兒威風凜凜，一會兒豬狗不如：「一夜之間，一個神氣活現的領導幹部便變成了人人所不齒的狗屎，揚起的眉毛塌下來，刺人的目光變得可憐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煥發的榮光變得毫無血色。人們對這種挨斗的臉色有一種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過一樣」。（第619頁）
這或許就是當時環境下張思遠和所有其他個人的悲劇：無論幹部還是群眾，農民還是知識分子，沒有人能夠在組織之外、在革命意識形態話語之外獲得自己穩定的身份認同乃至身體感覺。他們對於革命和組織的忠誠是無可選擇的，它們之間不存在平等契約基礎上的相互承諾和相互忠誠。這種效忠是單方面的、強制的：張思遠必須獲得革命和組織的認可才是人，否則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沒有張思遠也依然是一項摧枯拉朽的偉業，組織即使沒有張思遠也依然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組織。張思遠沒有自己定義自己、自己建構身份、自己選擇忠誠對象的權利和能力（甚至都沒有這種念頭）。因此，即使忠誠被剝奪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於革命和組織的回心轉意，以便擺脫噩夢一般的變形記：
他不相信自己會成為黨和人民的敵人，不相信自己會落得這樣下場。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這個活著不如死了好的癩皮狗一樣的「三反分子」、黑幫張思遠不是他自身，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軀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標語上說：張思遠在革命小將的照妖鏡下現了原形，不，這不是原形，是變形。他要堅強，要經得住變形的考驗。（第621頁）
但盡管張思遠死不承認自己是「敵人」，苦苦堅持自己的忠誠，但他卻不可能自己判斷自己是誰，自己堅持自己的身份，因為極「左」意識形態和革命組織已經剝奪了他自己定義自己的能力，只有組織承認你是人你才是人。更有進者，組織可以宣告張思遠「不忠」，但張思遠卻既不能拒絕這個宣判，說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著組織錯了）；也不能接受——這是更加荒唐的——這個判斷，從而真的變得不忠（那就變成了真正的叛徒）。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實實等待組織終有一天承認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誠的戰士並為他平反昭雪。
顯然，張思遠沒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變形記」「蝴蝶夢」是特定製度和意識形態環境下的身份悲劇。小說寫到被打成「黑幫」、「三反分子」後，對自己命運「百思不得其解」的張思遠最終把這一切說成是不可解釋的「一場噩夢」，「一個誤會」，「一個差錯」，「一個惡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術」「變形」：「一個莫名其妙的驅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這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比喻把特定時期的社會歷史災難神秘化了，彷彿張思遠們的命運是不可解釋的宿命（這無異於另一種形式的對理性反思的迴避）。在另外一些場合，張思遠又把自己的命運視作「報應」：因為自己曾經積極參與了各種「整人」運動，打倒了從報紙副刊主任到市委宣傳部長的一大批幹部，「黑幫、牛鬼蛇神越拋越多，越拋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線，終於，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該輪到他自己了。」（第620頁）一個「輪」字就把張思遠的悲劇原因遮蔽過去了，連一個具體的加害者都沒有。[5]這種類似宗教輪回和報應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釋清楚張思遠所處的特定環境中社會歷史災難的真正本質、產生原因和解決方法。[6]
三、勞動-人民拯救的神話
與《布禮》中鍾亦成稍有不同，張思遠並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運動的單純受害者。小說寫到他曾積極參與了從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種政治運動，參與了整人。在第一個妻子海雲被打成「右」派後，張思遠怒斥海雲並與之離婚。這一切表明他在成為受害者之前並非清白無辜，他「文革」後自我反思和懺悔的根源也在這里（而《布禮》中的鍾亦成基本上沒有懺悔）。但非常奇怪的是：獲得平反之後張思遠應該反思的本來是極「左」時期的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為它們才是造成反「右」擴大化、「文革」社會災難以及張思遠個人災難的根源，也是導致張思遠參與整人、給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實上他的所謂「反思」和「懺悔」根本沒有涉及這些深層次問題，沒有觸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運動的本質。[7]小說把反思的對象轉換成了所謂的幹部「特權」和「作風」（脫離人民群眾），似乎組織和張思遠本人以前的錯誤都在於脫離了勞動，疏遠了人民群眾，因此，重建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小說中張思遠身份危機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勞動」和「人民」這兩個宏大能指上的，重建與勞動以及人民的聯系使張思遠獲得了新生。[8]
小說一開始就寫到：張思遠剛剛重訪完自己落難時期勞動過的鄉村，此刻正坐在象徵特權的高級轎車上，帶著「人民」的囑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經升任副部長）。在後面的幾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寫他對特權的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著特權，同時又在反思特權）。他心裡裝著秋文（「秋文」這個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這是一個代表所謂「人民」的符號，因此雖然比張思遠年紀小，但張卻覺得她像「自己的母親」）的囑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們擁護你這樣的官，我們需要你這樣的官，我們期待你這樣的官……心上要有我們，這就什麼都有了。」（第605頁）由此張思遠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權，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聯系。而且經過秋文（「人民」的代表）的點撥之後，張思遠的另一個糾結和矛盾——回到城市還是留在農村，享受特權還是拒絕特權——也成功地化解了，因為寬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說話了：「你們這些幹部」是「打著燈籠也淘換不來的寶貝！反正說下大天來，你既不能把國家裝在兜里帶走，也不能把國家摸摸腦袋隨便交給哪個只會摸鋤頭把子的農民！中國還是要靠你們來治理的，治不好，山裡人和山外人都會搖頭頓足罵你們。」（第645頁）於是，官復原職、享受特權、與農民之間天差地別的各種差距就都變得合情合理了（「人民」自己都說了農民「只會摸鋤頭把子」），就成了「治國治黨，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任務。」（第645頁）於是，心裡裝著「老張頭」——另一個張思遠，另一個「我」，已經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的張思遠——張副部長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官去了（「如果張副部長和老張頭談談，他並不感到不安」）。兩個張思遠（一個是副部長，一個是老張頭）之間的分裂似乎也彌合了，不再存在了。
然而，這個通過勞動和人民來重建自己身份認同的努力是經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
先來看勞動。1970年張思遠被下放到山村勞動改造，並通過勞動重新了解自己。但張思遠了解的是自己的什麼呢？是自己的身體器官：
在登山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腿，多年來，他從來沒有注意過自己的腿，在幫助農民揚場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雙臂。在挑水的時候他發現了肩。在背背簍子的時候他發現了張紀的背和腰。在勞動間歇，扶著鋤把，伸長了脖子看公路上揚起大片塵土的小汽車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眼睛。（第631頁）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寫，它告訴我們，勞動使張思遠重新獲得的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而是自己的身體。這倒是無意之中道出了實情：身體化的勞動的確只能使張思遠獲得器官感覺，而無助於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張思遠的忠誠危機和身份混亂，因為私人化的身體本來就是非政治的。通過勞動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劇以及張思遠自己悲劇命運的本質，無異於緣木求魚，何其難也！
再來看看人民。在發現勞動和身體的同時，張思遠還發現了人民（這和他的反思特權一致）。[9]人民對他的尊重和愛戴被美化為拯救力量：「十七年當中，他到處受到尊敬。但這尊敬一夜之間變成了誣陷、強暴、摧殘。連美蘭和他的兒子也離開了他。他恍然大悟，這尊敬不是對張思遠二十市委書記的。他失去了市委書記便失去了這一切。但是現在不同了，農民們同情他，信任他，有什麼事都來找他，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確實正派，有覺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聰明也挺能關心和幫助人。」（第631頁）人民是純潔的，樸素的，非功利的。但是作品中的這個所謂「人民」（「農民們」）是非常抽象的、無名的。就算這些「人民」真的淳樸善良，他們也不可能解決張思遠因為極「左」政治的迫害而產生的身份危機、精神危機和政治信念危機。
何況，《蝴蝶》中的「人民」形象還是分裂的。如果作品中被賦予了拯救力量的「人民」是抽象空洞的，那麼，不那麼抽象的倒是作品張思遠在升任副部長後故意放棄特權、坐普通硬卧時遇到的那些人（見小說中的「上路」章）：那個態度粗暴的、勢利眼的列車服務員，那個開口就罵「X你媽」的小男孩，那個邀請他打撲克的、「嘴裡發出蔥味」的胖子，以及那個排隊買飯時蠻橫不講理地插隊甚至要打他的漢子。這些更加具體的、粗鄙的「人民」，諷刺性地解構了秋文等代表的面目模糊的、被神化的「人民」（當然，無論是對火車上刁民的描寫，還是對山村良民的描寫，對於張思遠由於忠誠危機而導致的身份危機及其克服而言，都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
從這些地方看，張思遠副部長對於「人民」分明又是有些不屑的。就是那個似乎是張思遠的另一半、代表「人民」的「老張頭」，也是一個從來不會說話的影子而已，只有敘述人——也就是副部長張思遠——才牢牢地控制著話語權。副部長張思遠在膜拜「老張頭」的同時，也會流露出對後者的不屑：「老張頭雖然輕松又自由，率直又天真，然而卻又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隨波逐流，無所事事。」（第650頁）是啊，身負天下蒼生重任的張副部長又怎麼可以和這些平庸之輩同日而語呢？
故地重遊部分是小說的重頭戲，它承擔著張思遠「文革」災難之後重獲新生、重建自己的身份認同的任務。這是一次重建身份的活動。考慮到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是「文革」極「左」政治帶來的（包括他自己所犯的追隨極「左」政治的錯誤），他的身份認同的重建必須深刻觸及到對這個制度和文化的重新認識，但是實際上這一切在小說中全部沒有發生。張副部長放下繁忙的國家大事故地重遊，為的是重建自己的政治信念，克服自己的身份為危機。但到下鄉後他所見到的一切有什麼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嗎？沒有，無非是雞鴨魚肉、兒童時候熟悉的打棗場景、和鄉親們的原始情感之類。「棗雨」這部分寫張思遠故地重遊時候的具體見聞和感受，全部是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多麼好啊多麼好，就像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山村。一樣的鄉音，一樣的鄉情，一樣的人心！一樣的推推哪家的門都可以進，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家的炕頭都可以睡！甚至連那幾條老狗都沒有忘記他，搖著尾巴向他跑來，伸起前爪撲他的腿，從濕漉漉的狗鼻子里發出撒嬌的聲音。」（第656頁）不能說作者的描寫不真實，問題是：這樣的原始「鄉音」「鄉情」能夠使得張思遠克服政治認同、政治信仰的危機嗎？不能，因為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根本就不是源於遠離了此類「鄉情」、「鄉音」。
所以，這次回鄉之後的張思遠和之前的張思遠不會有什麼本質差別。他的故地重遊本質上是自己給自己做秀：不是做給別人看，而是做給自己看：為自己重新享受特權地位尋找一個正當的理由。
四、讓人糾結的特權
《蝴蝶》中的張思遠翻來覆去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自己享受特權是否應該。這種思考明顯帶有兩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好像一直在反思和譏諷自己的特權（與此相關的是譏諷自己的副部長或市委書記身份），作品一定程度上甚至帶有這樣的暗示：張思遠被打成反革命黑幫到農村勞動改造是罪有應得，因為他脫離了勞動，脫離了人民群眾；但另一方面，張思遠又要不斷地為自己的復出（離開人民群眾）辯護，也就是為自己繼續享受特權辯護。
這樣的折中立場決定了作品中既有大量對於張思遠復職後的物質享受和特權的嘲諷，但這樣的嘲諷又不能過於尖銳，必須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便為自己的復出後繼續享受留下餘地）。小說中有大段對部長樓的矛盾心理的描寫（既留戀又有些鄙視）。值得注意的是，張思遠在決定暫時放棄自己的特權時總是不失時機地著意提醒讀者：他這是屬於故意放棄特權，也就是說，他心裡明白自己是特殊人物，是可以也應該有特權的：「他終於離開了部長樓，而且他堅持沒有坐飛機和軟席卧鋪，堅持不準他的秘書預先掛電話通知當地的各級領導准備接待。」（第646頁）一個穩定地擁有特權的大人物故意放棄特權做一回「平民」（當然是暫時的），這是為了什麼？為了獲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優勢，為了精神自救——給自己一個交代。正是由於這種特權的懸置是暫時的，偽裝成「平民」的張部長才因此而獲得了意外的觀察力和審美樂趣：悶罐車里的張思遠審視著甚至非常享受地觀察著下層人物及其表情變化。
但對於官職和權力的留戀畢竟是第一位的和壓倒性的，這點在他剛剛官復原職、回到市委小樓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白——因為這個時候他的權力還剛剛回來，因此也就不能裝得對它不在乎：「他又回到了市委小樓……鑲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燈在最初的一霎那竟使他熱淚盈眶了。幸好，誰也沒有看見。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一句實在不應該想起的話。」（第639頁）真是妙極了：只有百萬富翁才有資本嘲笑金錢，同樣，只有坐穩了權力寶座的人才有資本調侃這個寶座，這種調侃正是他的自信的表現。可見，張思遠對勞動和鄉村的贊美，對權力、地位和特權的時不時冒出來的妙趣橫生又無關大局的譏諷，不過是為了讓自己在繼續享受現實中的特權的同時，又能獲得道德上的優越感：你看我雖然享受著特權，但是卻並不迷戀它、甚至還有點看不起它。只有享受著特權的人才能獲得譏諷特權的能力，只有官復原職之後的張思遠，才能暫時懸置自己的身份，假裝成為平民故地重遊。故意坐破悶罐車回鄉（僅此一次）既滿足張思遠的平民主義沖動，又可以讓他在獲得「人民」授權之後心安理得地坐著轎車和飛機（隱喻特權）回北京。這不是一種表演又是什麼？
最後必須指出，張思遠這一暫時懸置特權、以便更加理所當然地重新擁有特權的表演，果然為他贏得了道德的優勢、人民的授權、內心的安寧，心安理得地回到了特權位置：再也不為自己的特權焦慮，相反坐在飛機上「安靜地睡著了。」張思遠不再猶豫不決、焦慮不安了，因為他雖然身回到了北京，但「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裝到自己心裡，裝到汽車上帶走了。他一無所得？他滿載而歸。他丟了魂？他找到了魂」。（第664頁）
這大概就是一種張思遠式的知識分子兼高官的聰明智慧：反思特權又不拒絕特權。作為高官，他當然要享受特權（因為他是「為人民服務」），作為知識分子，他當然要蔑視特權（哪怕是裝樣子）。[10]
回到北京那個部長樓後的張思遠舒服地洗著澡，再次享受特權和高級生活，但已經沒有任何不舒服和內疚，而是很舒服、很心安理得了。這個時候，特權生活的符號意義已經完全發生了倒轉，它不再是使張思遠坐立不安的脫離人民的標志了，因為他下過鄉了。
Ⅲ 有一部小說《蝴蝶》 作者姓陳
《蝴蝶》是台灣小說家陳雪執筆20年短篇小說代表作精選集，收入《蝴蝶的記號》等8篇短篇小說，題材風格多樣，體現了完整的創作脈絡，陳雪以細膩的筆法刻畫出人的情感慾望，描寫在主流價值觀壓抑下人的痛苦與悲哀。正因為有的愛是被禁忌的，有的人是傷痕累累的，人心之間的照映觸動才顯得彌足珍貴。
陳雪，台灣著名作家。1970年生於台中，1993年畢業於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1995年以處女作《惡女書》一舉成名，至今已出版六部長篇小說，六部短篇小說集以及四部散文作品。長篇小說《橋上的孩子》獲2004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附魔者》入圍2009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類年度之書和第34屆金鼎獎。 短篇小說《蝴蝶的記號》2004年由香港導演麥婉欣改編成電影《蝴蝶》，田原憑藉此片一舉獲得第2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Ⅳ 王蒙的「蝴蝶」小說的主要意思
《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滿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說的主人公張思遠，是一個帶著自審自責意識反思靈魂異化的獨特的藝術形象，是一個真誠的少見的反思主體。
張思遠原是八路軍的指導員，進城以後，由軍管會副主任一直到市委書記，職位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適，頭腦中的階級斗爭的弦也一無比一天綳得緊，而與人民的距離卻一天比一大遠，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公僕異化成了人民的老爺的過程。
一切使他有恍若夢中之感，自己到底是低頭認罪面目可惜的走資派，還是氣宇軒昂、神采飛揚、大權在握的張思遠，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是一場噩夢，一場差錯，是一次惡狠狠的玩笑。」
當他走出監獄的大門，是一隻孤獨寂寞的蝴蝶，他不再是什麼了也什麼也沒有了。在那個遙遠的小山村中，他是背著糞筐走在崎嶇山路上的老張頭，是愛吃老鄉家那缸民國十八年老湯腌的老鹹菜的老張頭。
在勞動中，他發現自己真實的存在，發現軀體中奔突的生命力，找到了自己的價值，他與鄉親們親如一家，是名副其實的老張頭。恢復工作以後，重進市委大院，不斷升遷，一闊臉就變，他又拉長聲音說話了，當時，他的臉紅了。
他發現自己變了，於是，他要找回他失去的東西，找回他的魂。「他是『老張頭』，卻突然變成張部長嗎，他是張部長，卻突然變成『老張頭』？」人生滄海桑田，官場升降沉浮，這一切使人想起那個古老的傳說，「庄生夢蝶」。
(4)小說名字蝴蝶擴展閱讀：
王蒙作品特色
王蒙的作品一直貫穿著理想主義的主題，理想主義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裡體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他在創作中對理想的反思和執著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
曾經是「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王蒙，在屢經劫難之後，依然沒有拋棄早年的理想主義精神，平反復出的遭際反而讓他更加堅定對歷史理想主義的認同，王蒙相信，不管實現理想的道路有多麼曲折，但前途總是光明的。
也正因為這樣，王蒙在對他心中的理想主義精神謳歌的同時，也冷峻的指出了實現理想的艱難性與反復性。正如王蒙在小說《蝴蝶》中的主人公張思遠，他一直渴望實現自己的理想生活，卻不得不在文革的夾縫中小心翼翼的處理著各種問題。
從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農村改造，看上去張思遠似乎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也不明白為什麼他那樣的努力卻依然觸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後，文革結束，他不僅平了反，還升了職，重新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任與尊敬。
張思遠遠在天邊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說中的張思遠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實現理想主義精神的時候所經歷的曲折與反復。
Ⅳ 有沒有一部bl小說名字跟「蝴蝶」有關啊!
冰魅寫的小說《蝴蝶》是《哥哥你養我吧》的第二部，也是舞者系列的。
Ⅵ 爸爸說他年輕的時候看過一本長篇小說叫《蝴蝶》，是國外南美洲的。
《蝴蝶》這本書我在年輕的時候看過。那大約是在八十年代，確實是一位南美的作家的作品。那種平鋪直敘的寫作風格令人印象深刻。最近我突然又萌生了要重溫那種驚心動魄的越獄場面的念頭，所以，下了一番功夫，終於被我查出了這本書的原始資料。該書的原文的書名是《Papillon》，法文的原意就是「蝴蝶」。作者叫昂利·沙里葉（Henri Charriere），他是一個委內瑞拉籍的法國人，1906年11月16日出生於法國，1973年7月29日因喉癌死於西班牙。在網上已經找不到中文的譯本了，不過我在Amazon.com的書店裡找到了英文的譯本，正准備訂一本回來看一看。
Ⅶ 找一部跟蝴蝶懸疑愛情小說，名字好像是《蝶戀》好多年了記不太清了
子龍吟
作者： 軌跡
簡介：
世間五分皆有五行組成,五行化陰陽,水木為陰,金火為陽,土屬中性,維持陰陽平衡,陰陽又化生死,陽為生,陰為死,生死化宿命,宿命化無極,無極超脫於天地之間可自成一片天地。修煉也分五行之境,陰陽之境,生死之境
Ⅷ 關於蝴蝶的小說名
蝶戀花
蝶舞
蝴蝶不知意
蝴蝶飛不過滄海
滄蝴蝶為誰飛
蝴蝶少女
蝴蝶為花醉，
花卻隨風飛
斷翅的蝴蝶
蝴蝶再美，終會為花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