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三十年代都市小說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蘊

1. 沈從文《邊城》的審美意蘊與文化取向

《邊城》以湘西茶峒及附近鄉村為背景，以古樸的語言、清麗的筆觸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朴實而又傳神，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也展開了一幅綺麗靜謐、獨具濃郁地方神韻的湘西優美畫卷，贊頌了「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展示出從容自然的田園牧歌式生命形態，表現出勞動人民的完整的樸素的美。本文將從兩方面展開，闡述《邊城》的審美意蘊與文化取向。

一、內在文化動因——獨特的湘西文化形式

沈從文從小生活在湘西這個有著獨特文化背景風景秀麗的地方，作為一個地道的湘西人，從小耳濡目染，民風、民情、文化、以及湘西自然環境的優美和湘西民族具有崇尚自然、熱愛自由的天性，這些巨大魅力無不時時刻刻的影響著他，強大的童年記憶和特殊血質使沈從文的宗教特質和神性信仰上有先天的接受優勢，使其小說帶上了濃郁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正如《邊城》地處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茶峒，青山綠水，美不勝收，描繪的湘西不單單是地域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作為楚文化所澤被的文化繼承體，在精神實質上和楚文化一脈相傳，他們保留著人性的童稚天真、浪漫熱情，按自己的觀念、信仰習俗、思維方式來生活和追求幸福，展現了不同的文化形式。

沈從文在《邊城》中以舒緩、傷感而又不勝抑揚的敘事語調，構建了一個屬於他的湘西世界，那世界是一個名為「茶峒」的依山繞水的小城，有著超凡脫俗的山水風光，小城「有一條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著一戶人家，這人家一個老人，一個女孩，一條黃狗」，臨河而駐的吊腳樓、古老而神秘的白塔、一排排深翠逼人的篁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游魚清澈可見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的河流，河中游魚來去、石子多少皆可以計數……黃昏時，兩岸高山邊的桃林籠罩著桃花色的薄雲，雲里裡面坐落幾戶人家，當月光升起後，空氣中混有泥土的氣息，草蟲聲密如落雨，山上篁竹在皎潔的月光里皆成了黑色，白塔、高山、溪流都變的安靜……這些獨特的自然風光把我們帶進了看似簡單，實則真切、豐富、動人的意境之中，對多情山水的描寫不僅僅是帶給讀者感覺上的享受，更多的是作者在向讀者展示一個未受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的黑暗與丑惡所污染的純美、自然的人生形態。

《邊城》顯示出遠離人事糾葛的和諧氛圍，並始終將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與作品中湘西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獨特的感情樣式以及那古樸純粹而又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魅力人格相映成輝，青山、綠草、竹林、河流、紅花、流雲、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不寄託著作者對愛與美的執著追求，以最貼近生活的形式共同營造了田園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充分展示了勞動人民完整的樸素的美，同時賦予作品中人物與景物以深厚的象徵意味，以詩櫻告碧意之美描繪出生命的庄嚴，這也正是湘西小說獲得較高審美價值的所在。

《邊城》通過兩種現實進行對照：「邊城」人的純朴、善良、正直、人情跟都市上流社會的虛偽、懦弱、勢利、自私相對照，湘西社會的「過去」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跟今天「惟利惟實的庸俗人生」相對照，二者充分展示了沈從文小說所特有的文化視角：走車路——走馬路，要碾坊——要渡船，這是兩種不友念同文化形態及其存在形式的沖突：走車路——託人提媒說親，一切由雙方家長做主；走馬路——以歌求愛，一切由自己做主；要碾坊則意味著金錢和物質對婚姻的介入，金錢和物質成為愛情的等價物，並導致婚姻的屬人本質——愛的喪失；要渡船則意味著得到的只是「一個光人」，卻擁有生命的自主自由與婚姻的屬人本質等，這些共同構建了一個屬於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於人性的人生形式」，給我們帶來心靈上最純凈的洗禮和情感上、人格上最深刻的反思。

二、外在文化動因——五四文學思潮與西方文化的影響

沈從文青年時代的從軍特殊經歷在其心中留下的烙印對其人生具有極強的沖擊力，看到太多的生與死，正義與邪惡的含混，崇高和低卑無界，讓其將對理想社會所應脊舉具有品質和特性的嚮往寄託於《邊城》中，這在當時文壇主題取向上是屬於獨樹一幟的，雖然其無意去尋求解決漢民族或者中國的出路問題，但在客觀上卻提供了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民族古樸的生存發展模式，對當時世風日下、爾愚我詐的風氣，不無借鑒和良性影響，但在懷疑和批判為主流的思潮中，贊美和建設無疑是對前者做了多元補充，使得前者有了具體的參照系，從而起到了指示和引導的作用，因此從這個層面上對時代，對社會的意義仍然是重大的。

《邊城》這一創作追求是建立在對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基礎之上的，是作者審美傾向和價值取向，例如走車路是當時畸形的「現代文明」即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表現，而走馬路則是擁有生命自主自由的原始文化即湘西區域文化的產物；虎耳草象徵著純真愛情的許諾，翠翠的身上有著愛的純真和精神的美麗，執著地追求著自己的愛情，獨自等待著心上人的到來，體現出人性中庄嚴、健康、虔誠的一面，而當白塔在一個風雨交加的的夜晚轟然坍塌，老船夫也在夜裡悄然離去，留下悲傷、絕望、陣陣心痛和無限凄涼。碾坊則是橫在翠翠和儺送愛情中的一道山，渡船與碾坊的對立，實則是文化的對立，歸根到底，翠翠與儺送的愛情悲劇是一種文化悲劇，小說正是通過展示湘西朝現代演變的文化轉型過程中「鄉下人」的人生哀樂，讓讀者看到湘西人質朴的心靈、凄美的命運和高貴的人性，從中反映出湘西少數民族和個人歷史的隱痛，包含著將「鄉下人」自然的生命形式能夠保留一些本質在青年人的血里夢里的一些期許。

從這一文化透視中，反映出了作者對湘西古樸健康的原始鄉村文化的矛盾心態，有著對原始的鄉村文化彌漫出的寧靜、諧和、溫馨的人生情調以及「鄉下人」充滿原始生命活力的生命形式的極力推崇、贊美與歌頌，也有對在文化轉型過程中鄉村樸素的人性美、人情美、人生形式、和諧的人際關系的日漸消失的眷戀，以及「鄉下人」在現代環境中所面臨的文化生存危機，都透露了作者深深的惋惜和沉重嘆息，正是這一矛盾心態，奠定了小說舒緩、傷感而又不勝抑揚的敘事語調，而作為在物慾泛濫的現代文明滲透和影響的邊緣上下，這種對自己文化特徵的捍衛能保留多久，也正是作者所懷疑並擔憂的，或許「這個人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也許明天回來」的話語中已蘊含。

湘西世界是原始的、封閉的、貧窮的，同時它又是自然的、獨立的、浪漫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敢愛敢恨、清澈透明、淳樸善良、勤勞忠厚，它的完美、自然、淳樸、寧靜是沈從文理想的精神家園，他將自己的情和愛都寄託給了《邊城》，以古樸的語言、清麗的筆觸來描繪湘西道不盡的美，熱切地歌頌著人性向善發展的一面，並以此來實現他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和坦誠，以及重造中華民族美好品格的希翼，讓整篇小說都沉醉在愛與美的世界中，小說朴實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也造就了《邊城》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而這些無不都歸功於其從小就受湘西獨特的文化背景影響，又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啟迪，以及西方文化的浸染，作者讓我們看到了他對沒有世俗污染、沒有自私、狹隘、紛亂、爭斗的生活的嚮往，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寧靜淳樸的的田園般的湘西風情畫。

總結：沈從文在《邊城》中以湘西茶峒及附近鄉村為背景，用古樸的語言、清麗的筆觸，舒緩、傷感而又不勝抑揚的敘事語調，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朴實而又傳神的構建了一個屬於他的湘西世界，不僅展現出淳樸善良、古樸安寧、生命自主自由的湘西邊地文化，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更是充滿了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展示出從容自然的田園牧歌式生命形態，讓這一塊不顯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在綺麗靜謐中反襯出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明的黑暗與丑惡，亦讓我們認識到一個純美的世界應該是健康、自然、安寧而又不悖於人性的人生形式。

2. 現代文學考研簡答題：沈從文城市小說的人性主題

一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大作家，他創作的巔峰時期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從文發表了短篇小說《柏子》，開始了他獨具特色的「湘西小說」的寫作，以人性作為文化視角的切入點，採用獨特的玲瓏剔透的牧歌式文體，描繪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緊密結合的生活畫卷。同時，沈從文用《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都市小說」，深刻揭露、無情鞭撻對摧殘、破壞人性美的種種社會陰暗面或罪惡勢力，從而造就了沈從文獨特的創作特點。沈從文看多了由達官貴人、舊家子弟、名媛、大學教授等構成的上流社會的虛偽、病態，便有意構建了一個神廟即湘西社會，來與這個都市社會相抗衡。在這個「精緻、結實、勻稱的小廟」里，「供奉的是人性」〔5〕。這中間沒有任何現代文明浸染，沒有生命的迷失及異化，每個人物的愛憎悲傷都體現著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從文的人性觀源於他獨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他出生的湖南省鳳凰縣，是一座位於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長樂，他們摯愛故土、善良勤勞、朴實單純，同時，又具有強旺的生命意識，自強不息、不畏強暴、敢於反抗。他家是一個軍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過雲南昭通鎮守使和貴州總督，官居二品。祖父因無子女，就將其弟沈宏芳的第二個兒子，苗婦所生的沈宗嗣承繼過來，這便是沈從文的父親。在他童年時代，家境不錯，用他自己的話說，「家中那時經濟情形還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好得多」〔6〕。這樣的家境使得他自小進入私塾習讀《論語》、《尚書》一類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嚴厲懲罰學生的制度與他的天性發生了沖突，不久他就開始逃學，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學會爬樹、斗雞，在農村的自然社會里摸爬滾打，也讓這方土地上淳樸的生活習性牢牢印在心裡。1917年，他父親由於謀刺袁世凱未遂而隱姓埋名，家庭敗落，沈從文不得不參軍謀生。此後5年的從軍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鄉人們的單純，家鄉山水的清麗，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殺人與殺人者被殺。生與死的猝然使理智正處於昏睡狀態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為了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他到北京求學。但社會剝奪了他進校讀書的權利,生存處境十分艱難。沈從文的社會地位使他與同當時上流社會完全割斷了聯系,獲得了下層人民的感情和立場。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層統治者對人民冷酷無情，都市大小商人趨利若蠅，文人們「東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會上的人們在小小恩怨中滾爬的自私與庸俗。諸如此類的病態人性與沈從文心中湘西淳樸、寬容、誠實、充滿愛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兩種對立的人生世界中，沈從文確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觀。

二
沈從文是現代中國作家中自覺將藝術觸角延伸到中國城鄉兩大社會區域兩類文化板塊中的小說家。他在描繪優美的「湘西世界」時，就用絢麗、纖巧的語言把讀者引入一個離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話般的藝術世界。表現知識分子和都市人生時，則因「新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 ，「明白十九世紀舊俄幾個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後來他們的作品對於本國和世界做出的貢獻」〔8〕，而吸取了十九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小說手法，以精細委婉的筆調，刻畫人物曲折復雜的心理，在揭露舊社會種種墮落劣根和紳士道貌岸然的虛偽言行時，又多用諷刺於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閃爍批判鋒芒。
（一）沈從文的湘西系列小說以其自然、清新、雋永的風格贏得人們的稱贊。他從人性出發，給世人描繪出了一個獨特的湘西世界，構建了一個人性的神廟。如果把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態；另一類可稱為「失樂園小說」系列，表現的是處於歷史衰變過程的湘西生命形態。
1、充滿傳奇、神秘色彩的 「樂園小說」。這類作品以少數民族傳奇和民間故事為題材，描繪了極度神奇的夢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環境，展現了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生類型。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體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現人類童年時代自然文化現象的作品，如《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等。這類作品往往根據少數民族某些生活習俗點染而成，有的通過尚處於自然時代的湘西土地上鄉村小兒女的自然人生形態和晶瑩的美好人性來構思。自然時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態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從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礎和雛形。生存於古老、原始封閉的湘西大地上的眾多少數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習俗往往帶有人類遠古時期原始文化的殘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過創作民俗故事和民間傳奇來展現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目的不是獵奇，而是通過對原始生命形態的懸想，呈現一種美好的人生境界。這類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觀情感的載體，是詩化的浪漫主義作品，作品極度誇張，人物和情節全面虛構和想像，人物形象極度完美。《媚金、豹子與那羊》和《月下小景》兩篇小說講述的是青年男女因為愛情不能實現而雙雙徇情的故事。無論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儺佑及其戀人，都折射著遠古湘西深沉曠遠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徵。在這里，男女愛情、兩性關系還沒有受到等級觀念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干預和制約，更沒有從物質財富關系引出人身依附觀念，兩性關系呈現著人類愛情尚處於童年時代的某些特徵。在愛與被愛、偷生與死亡之間，他們「不要牛，不要馬，不要果園，不要田地」，不要物質的一切，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熱、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萬有」。他們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萬物那樣遵從自然神性的安排。這樣的人物類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質、虛榮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態的「失樂園小說」。近現代社會帶給湘西的變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鄉之行，作者看到了「『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9〕，為了控訴現代文明對湘西形成的罪惡，沈從文一改過去對湘西社會田園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極度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來表現湘西社會的潰爛。這類作品以沅水流域的鄉村人事為描寫內容，從近現代社會湘西古老民俗的轉型和變異以及非原生態下的民俗現象為視角，揭示古怪離奇的現實社會，從一個側面再現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會的現實。他在「失樂園小說」中，為我們展示了鄉村小人物的幾種不同的人生形態。
「落伍者」的人生形態。他們其實就是老湘西的兒子，他們所信守的都與過去相聯系而與變化了的現實脫節，他們的人生就像從疾馳的汽車後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見，卻在飛速後退。《會明》和《燈》刻畫了兩個「守舊」而不自知的舊軍人形象。「偉人」情結和「守疆」情結成為會明十年戰亂中觀念和行動的無聲號令與指南。老司務長頑固而忍耐地做著的則是一個「義仆」寄託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榮歸」故里的夢。兩個老兵的悲劇道出了作者對於浸淫在樸素社會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懷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態。他們的精神世界還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沒有主見，生命處於被動的自在、隨機狀態。《蕭蕭》中的蕭蕭十二歲做了童養媳，小丈夫不到三歲。她被幫工花狗引誘懷孕，最初的驚慌和隨之而來的懲罰過後，蕭蕭因生下一個健壯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終與小丈夫圓房了。蕭蕭的兒子牛兒十二歲也成了親。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從文還交代了一句：「這一天，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卻在屋前榆蠟樹籬笆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懵懂的人生在這里周而復始。面對這種「懵懂」的人生形態，沈從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認為這種人生一方面單純庄嚴，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卻是來者如斯，單調沉悶，雖與自然貼近，卻與文明疏遠。
「反抗者」的人生形態。這里的反抗是指在現實的沉重打擊和靈魂極度震動後產生的一種本能、直覺的反應，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與《貴生》都是表現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敘述一個鄉下丈夫和到碼頭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從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將要離開河船時，把妻子給的錢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臉哭了起來，並轉而決然帶著妻子回家了。這類「反抗者」的人生形態表現出了湘西鄉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於他們畢竟有別於逆來順受者，因而多少為作者所欣賞。
「掙扎者」的人生形態。這是失樂園時代湘西芸芸眾生生活常態的反映，他們已沒有樂園時代天人合一、自得其樂的狀態，而是生活在變化莫測的時世中。《菜園》中的玉家母子本來過著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親「有教養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風度」，兒子也「把誠實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後兒子去北平讀書，三年過後帶回一個新媳婦，卻在某一天為縣里來人「請去」，一對年輕人因為「共產黨」罪名陳屍校場，寧靜的玉家菜園為一團恐怖的血霧所彌漫。又一個三年過去，到兒子生日的那個下雪天，隱忍獨活的母親自縊而死。這類小說最能體現沈從文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思想，表現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層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還為我們描寫了「堅守者」和「腐敗者」的人生形態。「堅守者」指的是在失樂園時代仍然堅持樂園時代人格品性、價值觀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敗者」是對湘西統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業》、《顧問軍》。
可以說，沈從文的「樂園小說」表現的是湘西的單純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牧歌情致的神往傾心；而在他的「失樂園小說」中，表現的則是湘西的復雜性，流露出沈從文對田園牧歌的命運已經不無憂慮和信心不足，這使得沈從文產生了一種深廣的幻滅感，一種近乎宿命的感嘆在「失樂園小說」中屢見不鮮。令人遺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圖」氣勢的《長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從文「樂園小說」和「失樂園小說」的綜合體，是沈從文小說藝術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從文的都市系列小說寫的是城市知識階級，著重表現在現代文明沖擊下上層社會道德的墮落與人性的喪失。他說：「禁律益多，社會益復雜，禁律益嚴，人性即因之喪失凈盡。許多所謂場面上人，事實上說來，不過如花園中盆景，被人事強制曲折成為各種小巧而丑惡的形式罷了。一切所為，所成就，無一不表示對於自然之違反，見出社會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終自認「鄉下人」的沈從文，當他將小說創作視點由自己曾經生活過的「湘西世界」轉移到現在生活在其間的都市社會時，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都市的情感厭惡和道德批判。沈從文對於都市文明與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寫始終圍繞下列三個方面進行：
1、病態的生理。沈從文都市小說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態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經衰弱、心衰氣短, 是沈從文都市小說人物常見的生理疾病。面色蒼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滯、咳嗽哮喘, 是沈從文小說人物的肖像與面色。小說《三三》中那位極有錢財的城裡青年,「白褲白鞋」,「白白的臉」是一位癆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島的那位都市青年, 卻是整日神情憂郁的懷鄉病者(《鳳子》) ; 到青島海濱休養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腎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駿圖》)。沈從文頻繁地分析指認都市人「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他把患有各種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稱為「閹寺似的人格」〔11〕, 從而體現出作家對都市病態人生的厭惡, 甚至是某種賤視。
2、病態的心理。沈從文深感都市文化對都市人性的扭曲或異化。沈從文對「醜陋」的都市人性描寫,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紳士淑女」們和都市知識者身上。《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某夫婦》等作品活畫出都市「上流社會」紳士淑女們的虛偽人性。《紳士的太太》敘述一位身為國會議員的紳士、紳士的太太及另一紳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學歸來的少爺之間復雜微妙的感情沖突與糾葛。紳士瞞著妻子與別的女人偷情，太太出於對丈夫「負心」報復的心理支配，復與另一紳士家的少爺通姦，而這又是少爺與三姨太為隱瞞他們之間「亂倫」關系的必然結果，不久，少爺又宣布與另一名媛訂婚。在這群男女之間發生的只是一種無愛的情感與性游戲，人的兩性關系蛻變為純粹的動物行為，人之為人的感覺已經完全喪失。這個家庭表面一派溫情脈脈, 一派上等人家的風度修養,實質里, 充溢著毫無愧色的相互欺騙和放浪墮落。沈從文撕開紳士淑女虛偽的道德面具, 凸現出都市「道德」的虛偽與病態, 並以一種「類型化」方式擴大到都市人生界面。於是，沈從文的都市小說與他的鄉土小說相反, 不對人物作個性化細節化描寫,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碼和符號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稱人物,以類型化符號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個體特徵而顯現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質。
3、庸俗的人性。除了對「高等人」道德虛偽的揭示, 沈從文小說經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寫路徑, 展示著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說《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著妻子美美與同事有染, 面對不依不饒的妻子,「或人」只用虛偽的辯解和賠禮, 只花費少許錢為妻子美美買一副廉價的項鏈, 便平息了美美的憤怒。面對夫妻不忠的現實, 都市男子只花費一點點金錢一點點廉價的「誠意」, 便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這「誠意」與「項鏈」面前, 早已消除了憤怒與悲哀。在沈從文都市小說里, 丈夫多是虛情假義移情別戀的偽君子,女人則是輕易被金錢俘虜的性動物。沈從文把都市妓女與時髦女郎同視為金錢的動物,「她們要活, 要精緻的享用, 又無力去平空攫得錢, 就把性慾裝飾到愛情上來換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婦女也全是如此」。

三
綜觀沈從文的小說，人性是他表現的中心。他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裡獲得表現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與都市人性相對照中獲得表現的。沈從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對都市人的人性的壓抑與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構了一個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療救。他的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恆的審美價值。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沈從文憑籍一種鄉村道德理性來解剖繁復的都市人生，價值觀的單向度勢必損耗都市文化豐富內涵的多維性。人類文明在前進中總會善惡是非並存，好中有壞，壞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從文卻予以全盤否定，這使他的人性批判難以獲得整體的哲學文化理性眼光，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遺憾。

3. 沈從文邊城中的女性形象是

沈從文邊城中的女性形象是翠翠。她是《邊城》的女主人公，是沈從文理想的人生形姿中洞式與理想的愛情形式的寄託。

翠翠是一個天真無邪、善良美好、情竇初開的少女，是集真善跡枯美於一身的理想藝術形象。她對船總順順的二兒子儺送一見鍾情，但卻羞於表達。

4. 簡析沈從文小說邊城的文化意蘊

簡析沈從文小說邊城的文化意蘊如下：

《邊城》寄託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現人性美的一部。

(4)沈從文三十年代都市小說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蘊擴展閱讀：

《邊城》寄託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現人性美的一部小說。《邊城》極力謳歌的傳統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對於現代社會傳統美德受到破壞，到處充溢著物慾金錢主義的淺薄、庸俗和腐化墮落的現實而言的。

《邊城》描寫的湘西，自然風光秀麗、民風純朴，人們不講等級，不談功利，人與人之間真誠相待，相互友愛。

外公對孫女的愛、翠翠對儺送純真的愛、天保兄弟對翠翠真摯的愛以及兄弟間誠摯的手足之愛，這些都代表著未受污染的農業文明的傳統美德。作者極力狀寫湘西自然之明凈，也是為了狀寫湘西人的心靈之明凈。

5. 論沈從文小說的文化內蘊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凌晨，降生在湘西鳳凰縣的一個行伍之家。學名岳煥，20餘年後改名為沈從文。沈家原為簪纓世家，至祖父一輩入了軍籍，父親沈宗嗣曾是駐守大沽口炮台的一員裨將。沈從文的家鄉「鳳凰」地處湘西沅水流域，是湘、川、鄂、黔四省的交界，土家、苗、侗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沈從文自幼便陶醉在對於水的聯想之中：「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以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考，水對我有極大的關系。」沈從文與水確實有著不解之緣。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我在那條河流邊住下的日子約5年。這一大堆日子中我薯睜消差不多無日不與河水發生關系。走長路皆得住宿到橋邊與渡頭，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這一段經歷可以說在沈從文的一生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以至 「我雖然離開了那條河流，早答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郁氣氛，便因為被過去15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

還有就是凡是到過湘西的人對於當地人民最容易保留到印象中的有兩件事：即「愛美」和「熱情」。「愛美」表現於婦女的裝束方面給人一種健康、樸素、異常動人的印象。將那些飄鄉銀匠打造的首飾，和諧優美的穿在身上實在就是一種「穿在身上的歷史」。讓人感覺到，它反映的不僅是個人愛美的情操，還是這個民族一種深厚悠久的文化。湘西數十萬苗民，除部分已慣用漢文，三十年代本族還無文字。「熱情」多表現於歌聲中數知。當地人按照季節敬祖祭神必唱各種神歌，婚喪大事必唱慶賀悼慰的歌，生產勞作更分門別類，隨時隨事唱著各種悅耳開心的歌曲。至於青年男女戀愛，更有唱不完聽不盡的萬萬千千好聽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識，有的問路攀談，也是用唱歌方式進行的。彼此生命間均彷彿為一種共通的庄嚴中微帶抑鬱的情感流注浸潤。苗民男性的粗獷、豪氣、俠氣、霸氣、甚至匪氣，女性的純朴、清麗、蘭心蕙質與柔情，都無不給沈從文的心靈浸染。在《邊城》中，一種很深的湘西苗族文化至始至終籠罩於作品的整個情思情節情語情境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沈從文先生的《邊城》，就是這樣一個關於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經典文本。 若用人物象徵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視《邊城》的深層文化隱喻，可以發現沈從文先生對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維圖騰和他對苗／漢、中／西文化沖突的思考與隱憂。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徵。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從文的湘西文化情結，銘刻下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這樣的文化背景熏、浸、染了沈從文所有的文字。

6. 論述沈從文都市小說的文化內涵

[摘 要] 沈從文小說在人類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滲透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人類應當具有的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種文化信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關鍵詞] 沈從文小說 傳統道德文化 現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臘小廟 「第三種」文化體系

[目 錄]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當代文學巨匠沈從文是個每個細胞都浸滿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從文學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牧歌似的湘西世界；從社會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勾畫了一種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在沈從文的小說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從文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進行了對比性的描繪，以此闡釋湘西文化的真諦，揭示湘西文化滋養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態和自然張揚的人性。沈從文在試圖構建一種自然和諧、自主自為、自然形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對以儒教為主的正統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也反對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所謂現代都市文明。他極力將三種文化的景觀和人生實質淋漓盡致地展示給世人，並將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這種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個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訴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強、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僅正在頹敗的中國甚至所謂的西方文明都應該重建、普及這樣的文化，只有建立這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整個中國乃至世界才會充滿生生不息的生機與活力，人類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和凋萎，整個社會和世界才能達到人性發展的極至。

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對三種文化進行了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揚和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並用之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創立著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屬於整個世界。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從文與魯迅、老舍對中國的舊文化、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魯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破而不立」，沒有確定舊的文化破了之後中國文化的指向。而沈從文卻上是在「破」的同時更側重於「立」。他要創立一種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創立一種以湘西文化為核心的自主、自為、自然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充滿人性的人生哲學。沈從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的「一種愛與美的新的宗教。②」這里他所說的「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的、益於人性全面發展的文化價值體系和文化信仰。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中國文化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態的鄉土文化，這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從文及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就是這種文化的活態。而北京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雖然它正處於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化中，但這種傳統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卻又頑強地生存著。而上海則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國本土上一個鮮亮的象徵,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文化侵蝕力，是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倒了之後,精神空虛靈魂疲頓時乘虛而入並瘋長的一種文化怪胎。

這三個不同的空間，實質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沈從文雖然輾轉於北京和上海，但作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從文並沒有在深層次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卻給了沈從文一個用湘西文化來審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們影響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態的歷史性機會。他與這兩種文化和這兩種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這種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獨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對這三種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和現代都市文明的畸變，同時，也對他家鄉的充滿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續產生了危機感。於是，沈從文把他的文化創立指向了湘西文化，並將湘西文化淳樸本真的一面提純升華，試圖創立一種能夠取代中國沒落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信仰。

於是，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創作了大量的小說來批判中國頹敗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闡發和張揚以湘西文化為底根的新的文化價值觀。

沈從文對文化的評判，常常從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態等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如小說《十四夜間》，刻畫了一個在傳統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吳子高，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找妓女的可笑過程。他自己不能去找，這有失「大雅」，就轉托客房的伙計。在等待的過程中，沈從文對吳子高的心態進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吳子高在設想妓女到時如何如何對話，如何如何行動，簡直像「備課」，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時，卻又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怯懦、猶豫和無能的生命形態，是一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生命典型。與大膽放肆、充滿雄強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鍛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沈從文正是從性的角度來諷刺貶評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力的摧殘和戕害，反過來，更加深了他對洋溢著雄強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說《看虹錄》中，這種以性來評判文化的視角更明顯。沈從文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和潛台詞的暗示，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束縛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說中的女主人應當是「美與愛」的文化象徵，是充滿生命活力與自然美的文化載體；而小說中的客人卻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象徵，是這種文化畸變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這個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發著生命和人性的熱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應該燃燒。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籠養的「客人」的怯懦、猶豫不決，因為他生命的熱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國傳統文化湮滅了，生命本能的熱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潤下熄滅了。好在這個客人還能夠面對空盪盪的房子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對自己身上的文化進行詛咒：「我等待那個夜所能帶來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這種淡淡香氣給我的一份離奇教育」。這離奇的「教育」是什麼呢？於是，沈從文借客人的心和口，點出了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這書就是充滿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狀態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從文所要創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孕育出樸素至美的人性與和諧美滿的人類文化。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懦弱和虛偽，他大膽地提出「丟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從文在《鳳子》中說：「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但這種「哲學」和「人類觀念轉移」並不是轉到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明，因為沈從文對現代都市文明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否定。沈從文創作的《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苦墨醫生》、《來客》《煙斗》、《有學問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殺》等小說作品，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會的畫卷。作者在《紳士的太太》中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以照出他們丑惡的嘴臉與靈魂。」《紳士的太太》以一位紳士的太太作為切入點，她與丈夫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她與大少爺暗中調情，為大少爺與三姨娘偷情搭橋牽線，牟取錢財。紳士則偷偷與情人幽會。他們表面上尊貴體面，道貌岸然，實際上卑劣猥褻，男盜女娼，生活里充滿了自私與虛偽，欺人與自欺，淫盪與亂倫。沈從文無情展覽著所謂現代文明中人們生活的空虛、精神的凋萎、靈魂的銹蝕，刻畫了浸泡在現代都市文明裡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泯滅。《八駿圖》里的八位教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然而他們卻恪守道德，奢談文明，用假正經、假文明來拘束、壓製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形成了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這是一種被扭曲的人性，是違反正常人性的、病態的、畸形的文化現象，沈從文藉此批判的深刻之處在於：現代文明自居悖論、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實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實不道德。這種文化讓人性變態，讓行為反常，讓整個社會在虛偽、意淫和無聊的夢幻中討生活，將人性和心靈變成金錢和情慾的支配物。

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從文對自己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北京給自己造成的人生傷害同樣進行了痛苦的陳述：「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著在道德下所變成虛偽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像那熱情、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再也不配說是出自你們一族了。」

沈從文筆下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的無聊與空虛，這種文化的兩大支柱就是金錢和情慾，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爛的，生命的價值和人性都是物質化、利益化的東西。現代文明寫在人臉上的是憔悴受傷，而內在的生命卻是枯竭和焦黑，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已喪失殆盡。一個物質與情慾的世界，根本看不見生命的影子——這就是現代都市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從文的湘西童話中，《邊城》就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廟」里，古風猶存，淳樸也充溢在人們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無遺。《邊城》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是對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點。

通過《邊城》這部小說，沈從文用理想化的筆墨描繪了的以苗族文化為內核的湘西文化。沈從文意欲構建的「希臘小廟」，其實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邊城》就是這一文化價值體現的標志「建築」。《邊城》發表於1934年，它把自然和諧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極致。邊地的美麗景色、淳樸的傳統風習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渾然一體，充滿了牧歌情調。青山綠水、古樸寧靜的茶峒城裡，撐渡船的老人和孫女翠翠相依為命，當地團總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由此演繹了一段美麗而哀婉的人性之歌。《邊城》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極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實就是沈從文的文化價值寄託。沈從文在《邊城》用這種新的文化信仰為人們描繪著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里自然、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和美好人生，賦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徵意義，她們是這種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徵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化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兒，「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她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靈與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為、自然生命形態的活的標本，是一種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從文所要創立和張揚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從文就是要借她們——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來反對人為的、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還是所謂的現代都市文化。

在《邊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著至真至純、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無羈的生命本真，都融匯在《邊城》那種寧靜和諧、充滿無忌野性的自然環境中，洋溢著圓滿健全生命力的氛圍。沈從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種平凡、簡朴、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取代畸形的現代都市文明和病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種存在於自然形態中的生命形態和樸素人生來喚醒麻木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沉醉在現代都市文明裡的生命，激起他們對這種新文化的信仰，重構新的自然和諧、雄健鮮活、化外境界的文化價值觀，與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樣，過一種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現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愛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現代都市文明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沈從文有這種文化自信，在寫於1932年和1937年的《鳳子》中，這種文化自信表達的清清楚楚：這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在現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級知識者（小說中被稱為「老師」）來到湘西，在和總爺（湘西文化的闡發者）的爭辯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種樸素的生活、健康的靈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環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這種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驚呆了，並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總爺對湘西文化的表達和對都市文明的貶斥。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創作，沈從文充分闡釋了他的新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並表達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這種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礎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價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化無可比擬的超現代性。沈從文認為，中國人甚至全人類都應當將這種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樣。只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美好和諧、充滿人性化的理想社會，才能永葆人類雄強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當大多數新文學家以新的、西方的、現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的、鄉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看似做出了幾乎反方向的文化選擇。但是假如你們認為沈從文非都市而崇鄉村，抑現代而揚傳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是部分文學研究者沒有參透沈從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沈從文並沒有堅守中國傳統文化，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當時中國文化現實的基礎上，立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點上，孤獨地、痛苦地進行著文化的評判和文化選擇，試圖為中華民族找到強壯民族精神、雄強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尋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出路。

沈從文小說的根本價值，就在於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文明）價值體系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為內核，為人類提出了第三種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並在他的作品中闡發了這種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這種文化造就的美好社會，並且沈從文強烈地渴望中國和世界能夠丟掉泯滅人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畸形變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確立這種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讓整個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處於和諧美滿之中。

7. 沈從文 《三個女性》 想表達什麼感覺他寫的東西都看不到，不是現代人能讀懂的，看完一篇還稀里糊塗。

沈從文是現代文壇一個獨特的存在。他對人性的挖掘情有獨鍾,可以說對人性的關注與思考貫穿了他整個創作。他將人性美的基點構築在他的作品中,從下層人岩肆民身上找尋人性的閃光,表現「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對人性真與善的肯定和關注,集中體現在女謹睜性形象的塑造上。祥棗歲沈從文的許多作品中女性都是絕對的主角,女性成為沈從文筆下最生動、最具魅力的形象。

8. 如何評價沈從文先生的《都市一婦人》

它沒有使用人物的心理獨白,也沒有直接展示人物心理變化的過程,而是通過第三者的敘述,把人物放在一個個環境和不同的時間之下,暗示女主人公心態幾次三番的變化過程.對她遭受的幾次不幸帶給她的心理變化，人格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