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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听书火车上抛下的人头

发布时间: 2023-06-05 18:06:34

⑴ 明湖居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中心思想:

借一个不愿做官、奔走江湖行医的名士老残,在游历途中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当时官吏昏庸残暴的行径,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也表现出作者支持革命运动,主张维新图强、科学救国的政治态度。这部小说刻画人物、描写自然景物比较生动形象,在语言运用和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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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明湖居听书》节选自《老残游记》第二回,原题为“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作者清末刘鹗,笔名洪都百炼生。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这部作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明湖居听书》便是“可观”的一节。记叙文中纵使记述静物,有时也要加入动态的叙述,以增加情趣。《明湖居听书》是很典型的例子。

赏析:

《明湖居听书》描写民间艺人王小玉精妙绝伦的鼓书技艺,有“文章绝调”之誉。艺术上的成功,很赤济呈度上得力于“博喻”、“通感”等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例如,在再三铺垫、反复烘托之后,写小玉登台说书:“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

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
刘鹦十分善于通过“比喻(博喻)”使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听觉形象转换为具体可感、易于体会的其它感觉。

“声音”“入耳”感到“伏贴”、“畅快”原是听觉感知,但作者却说成是“五脏六腑”感到“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觉得“畅快”。

写白妞说书的精湛技艺 ,写得非常成功。全文从写作方法上看,衬托方法有其显著特色:用动衬静 ,环境烘托,蕴含狂热观众,衬托说书魅力。说唱的声音之美
,并无实体形象。

全靠听觉鉴赏,直接描写很不容易,因而小说开头落笔不凡,极力描写戏园的盛况,听书的很早就到了戏园。不过 10点,“园子里已经坐得满满的了” 。

11点钟,许多官员也“陆续进来”,不到 12点 ,“前面几张空桌俱已满了”。其实,白妞说书是在下午
1点钟。听书的人多。园内已经坐满,但“不断还有人来”。

因为人多 ,“看坐儿的也只是搬张短凳,在夹缝中安插”。老残也是使了钱 ,“才弄了一张短板凳,在人缝里坐下”。声音嘈杂。人们彼此招呼,高谈阔论,说笑自如,叽叽喳喳,乱扯闲话。

⑵ 哪位大家能介绍一下相声界的行话

活"———段子
一块"活"———一个段子 使"活"———表演段子
"包袱"——笑料
"倒口"———模拟方言
下挂———重新整理
皮厚———不容易懂
皮薄———容易懂
码前———快一点
码后———慢一点
格念———别说了
杵头———钱
抛杵———给钱
杵门子———要钱
对托———正合适
黄调———不搭调
念嘬———不好
使相———面部表情
夯头———嗓子
圆粘———招徕观众

"包袱"点———爱笑的观众
泥啦———效果不好
出蛊———发生问题
抽签———少数观众退场
开闸———大批观众退场
攒儿亮———心里明白
对儿春———对口相声
单春———单口相声

"柳活"———学唱的段子
海———大,多
蹶———小,少
硬买卖———挣钱多
册子———台词本子
醒攒儿———觉悟了
稀溜纲———逗趣的话
疃春———相声
咧瓢———笑啦
瘟———平淡,效果不好
起堂———观众走了
盘儿尖———面孔漂亮
撇苏儿———哭
瓤———饿
念啃———没吃饭

“开门柳”——即“垫话”,旧时也起着招揽观众作用。
“荤口”——陈旧卑*庸俗的语言。
“发托卖像”——双簧术语。背后的说唱,前脸的学其动作口型。

“撂地”
解放前表演相声时,设在庙会、集市、街头空地上的演出场所。演员在平地上演出,另有人向观众租赁桌、凳,供观众坐席。撂地”卖艺按场地分可以分为三等: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

“念年儿”:
旧相声术语。 指没有听众或者很少,

火年儿”:

旧相声术语,指听众很多

“挑笼子”

相声界行话, 说相声“挑笼子”的,与唱戏的角儿的“跟包”有些相象,但又不完全一样。“跟包”背着角儿的行头靴包,拿着包头用具的提盒子、饮场的壶碗等等,是专门侍候角儿的,后台扮戏,台上饮场,都是“跟包”的活。“挑笼子”的虽然也提一个提盒,里面放上说相声的道具折扇、手绢,唱太平歌词的竹板,还有拍案的醒木,也有喝水的壶碗等等,但是无须侍候扮装及饮场。“挑笼子”的既要干演出的一切杂活,如打扫场地、摆凳子、打水、敛钱等,还要为师父“使活”,或捧或逗,或在师父说累了的时侯“垫场”,说个笑话,来个单口,或者唱段太平歌词。

“掌旋”

旧时相声场子掌权的那种人叫“掌旋”,这是行话。跑江湖的人到处转,叫做“旋”,北京话音念做“学”。
“抠溜”:专用术语,即数来宝。

铺垫
顾名思义,不用多说了吧?

刨底
意思就是把悬念或是包袱等注入作者强大智慧含量的东西提前告诉观众或者听众,从而大大削弱的作品的感染力或是搞笑效果

贯口
就是麻利的,有节奏的语言进行表演.经典段子很多,如《报菜名》,《地理图》,《八扇屏》,《开粥场》等.

"使活儿的"相声行话,即逗哏者.
"量活儿的"相声行话,即捧哏者.
"一头沉"即捧逗之间是主次关系.
"子母哏"捧逗二人便成了等重关系.

怯口活儿",又作"切口".传统相声以北京话为语言核心,运用其他方言,即"怯口".相声的"怯口活儿",是找寻不同方言之间因误说,误听而制造的误解,从中调笑,或可从讽刺里反省.

泥(ni四音)缝儿"
群口相声中的捧哏者,站位多名逗哏演员的中间.
"泥(ni)缝儿",取其填补砖墙缝隙之意 ,顾名思义,来往于甲乙之间,起着连接作用.

柳活儿
分歌柳儿和戏柳儿,简单说就是学唱
扑盲子
意思就是没准词儿,表演起来有很大的随意性.马三爷曾经说:"扑盲子"是一种手法,让人听着东一头,西一头,自个儿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像是没准词儿,其实那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不过得让人家看不出破绽罢了.

吊坎儿
吊坎儿又叫春点,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吊坎儿就是那些过去吃江湖饭的人的一种术语.这种术语两个目的:一个方便,另外一个是保密.干吗要保密?比如说有两位相声演员,要跟一个老板去讲价钱,又不能明着说,两个人用几句吊坎儿,说几句春点,自己明白了,那个老板没听明白.三言五语呢,把这个价钱就谈成了.
吊坎儿非常简练,那么春点当中总共的词汇也就两百多个,这两百多个可以说是把吃喝拉撒睡所有的全都包括了.比如说在生活中的语言很丰富,说吃饭不好呢叫"差劲",人长得不好看叫"丑陋",产品质量不好叫"不咋地".那么用春点来说的话,总共两个字就全包括了,叫"念嘬".这词儿有点儿怪怪的,不过挺好记的,好记也不能用,当着相声演员你要说谁念嘬的话,人家肯定跟你急了.

空码儿
指没有师承的相声演员或者外行

皮儿薄
老舍曾经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

一头沉
甲台词较多,以甲的叙述,介绍,评论,讲解,摹拟为主.乙听见叙述的同时,有时与甲议论发表看法,有时提出问题请甲解释,更多的是为甲的论点作补充.通过乙严丝合缝的衬托,点出问题,加深矛盾,揭示主题,抖响"包袱".

“信史”始于咸丰年

相声源于民间,在溯源的研究上,常攀扯《史记·滑稽列传》、变文的讲唱、唐参军戏、隔壁戏等剧曲种或史料,以显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事实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来自北京城天桥的一大帮民间艺人齐聚颐和园宫门外,西太后看了表演,封赏其中杰出者八人为“天桥八大怪”;穷不怕、醋溺高、弦子李、赵瘸子、傻王、万人迷、胡胡周、愣李三。民间艺人得执政者封赏,是封建时代“出头”的契机,这些人的事迹这才有了记述。

“八大怪”之首穷不怕,本名朱绍文,是说相声的,也是相声行共尊的“祖师爷”。关于穷不怕的出身,有说是咸丰年间的秀才;比较确定的资料,说是戏班的丑角演员,因戏班解散流落街头,他手执响板,在街头、市场、庙会“撂地摆摊”,说唱故事,越来越受欢迎。穷不怕的行为在如今看来,是“街头艺人”,在当时,是“吃张口饭的”。

并没有人随着相声的发展历程写书立传,相声源流及原理的研究是1980年以后才发生的。相声的“信史”,从咸丰元年(1850)算起,至今才短短一个半世纪。所依据的资料,一则来自田野调查,老艺人口述;其他则是从有限的笔记、杂说中推敲出来的。推敲中,又为穷不怕找到一位“师父”张三禄,从此相声行有所谓的“师承八代”之说,在此简录八代的代表性人物:

张三禄——朱绍文(穷不怕)——徐有禄——焦德海、李德锡(小万人迷)——张寿臣、常连安、郭启儒、马三立——刘宝瑞、赵佩如、常宝�(小蘑菇)、侯宝林——马季、牛群、唐杰忠、侯跃文——姜昆、赵炎、刘伟、冯巩、笑林。

师徒最初的形成,是生命依存的关系。知名度高的艺人,在演出时,围观者众,得赏较多,依附在现场的小乞丐也多,大乞丐与其全部驱赶,不如收纳心腹,结为势力。后来出现心仪者,愿随侍在侧,从学技艺;所谓“从学”,行话叫“偷”,师父并不传授一招半式,而是从学者朝夕跟随,耳濡目染,再凭自身的天赋领会。当代的师徒关系多为带艺投师,年轻的演员已具备条件,甚至有不错的知名度,再投名师门下,结成一家,浪漫的意味远大过实务的学习。

相声从街头艺人或高或低的谋生技艺,成为大众娱乐,进而精致化,成为表演艺术的一门。从“表演空间”的变化来看,可以说相声的发展历经“地摊期”、“茶馆期”和“剧场期”。

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前辈相声演员魏龙豪、吴兆南,年轻的时候都是“少爷”,当年都是观众。来台后凭借表演相声,联络袍泽感情,以解乡愁,日后随媒体的发达,将相声推向全面的娱乐,这是时代给予的契机。魏龙豪本名魏苏,为了寻找战时失去联络的弟弟,以其名为艺名;魏先生终身不曾拜师。吴兆南在香港拜侯宝林为师,是1982年的事,吴先生当时已年近六十,且早就名震天下,拜师,是浪漫,是尊重传统之意。

“柳活儿”张嘴唱

相声不像传统戏曲,有所谓“手、眼、身、步、法”的固定身体程序可依循,相声表演的走位,尤其是引用戏曲表演入段的肢体动作,传统术语称之为“腿子活儿”。“唱戏的腿儿,说相声的嘴儿。”说相声的要唱戏了,岂不得动动腿吗?

“柳活儿”的技术与“腿子活儿”常相提并论,指“张嘴唱”。中国地方戏曲有所谓“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活儿”的“柳”字未必指的便是山东柳子戏,它广义地被指涉为唱的技术。京剧表演的唱、念、做、打,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技术模式;而发源自北京的相声,一玩“柳活儿”、“腿子活儿”,很自然地会附庸于京剧,或拖它下水,因而产生了为数众多,以仿真、讽刺京剧作品、名角儿为内容的段子。

“柳活儿”、“腿子活儿”的练习与表演,牵涉演员对多重剧种、曲种的造诣,有跨行的难度,这对从前的演员来说,不太构成麻烦,因为戏曲是从前的流行音乐,大家都朗朗上口。对现代人,尤其是业余爱好者而言,就成了相当的困扰,很多人干脆就不碰这个部分,把这两门技术给偏废掉了。

也有人以现代流行歌曲入活儿,来解读“柳活儿”,其中也有仿真名歌星的嗓音⒍�骶�钫摺5�蠹胰允恰把瓢统蕴涝玻�睦镉惺�保���娴亓私庀嗌��酥帘硌菹嗌��蝗谌胍坏阆肺抖�刹怀伞?/p>

太平歌词是一种说中带唱、击板为节的有韵说书,原是“丐歌”的一种,相声这行共尊的祖师爷穷不怕,当年演出“沙书”,便是手里握沙撒字,口中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四字,还是西太后老佛爷御赐的呢。祖师爷的绝活儿,后来被相声演员视为练习“柳活儿”的基本功。根据我实习后的心得:练唱的目的,除了声带的锻炼和戏曲形式的体验外,更要紧的,是在节奏感、韵律感方面作广义的理解,演员不可以不具备这些条件。太平歌词的口诀是“千斤念白四两唱”,这句话值得玩味,要心领神会。

贯口怯口逗笑之功

语言是相声表演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辈们提及“语言艺术”时,我想他们是在强调勤练嘴上功夫的必要,并非在下定义。所谓“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这是外界对相声演员最无情无义的误解,好像只要两片嘴皮,劈里啪啦很能说,就能说相声了?实乃大谬。可惜的是,也有业余爱好者以此错误观念糟蹋自己,这就无怪乎遭人轻视了。

传统相声强调了几项嘴上技术:一是“贯口活儿”。从字面上我们不难理解,“贯”就是一贯,将很多字符串起来,经过技巧加工,说出来产生快、脆的效果及旋律与韵味,相当于绕口令、俏皮话、数来宝是也。传统相声或偶一为之,也有整段都建立在“贯口”的基础上,如《报菜名》、《倭瓜镖》、《八扇屏》都是大贯口的经典,字句精准、完全落实,表演者强记词语,呼吸合拍,一捧一逗,句句高叠,像是二重唱一般。

再者是“怯口活儿”,又作“切口”。传统相声以北京话为语言核心,运用其他方言,即“怯口”。幅员辽阔、地理区隔是形成中国方言多变的主因,口音的差别,造成的心理隔阂也与山竞高。相声的“怯口活儿”,是找寻不同方言之间因误说、误听而制造的误解,从中调笑,或可从讽刺里反省。《南腔北调》、《戏剧与方言》是最成功的段子。

“相声”一词,指北京一地所形成的逗笑曲艺,但并非他处没有;上海有“滑稽戏”、“独脚戏”,福建、台湾有“答嘴鼓”。它们并非完全相同,但之间的差异确实也不大,都是以各自的本地母语发展出来,以说为基本形式的逗趣表演。另有一门与相声同步发展的表演艺术双簧:一人在桌前对嘴,比画作状,称为“撒头卖相”或“发头卖相”;另一人躲在桌后,仿真各种说话、声音,称为“横竖嗓音”。我们可以将这视为“相”、“声”的拆解与重组再现。

“说”“学”“逗”“唱”的“学”字诀,在狭隘的解释下,可说是对声音或语言形式的模仿,或口技。这是技术面,是硬功、外功;但对相声的认知若是到此为止,则是画地自限。广义的学,指对性格及人生的仿真,是内功,练的是“气”、“质”。怪声怪调也许好笑,但永远比不上发乎于内的幽默。

哼哈二将捧与逗

中国人看重成双成对的关系,在文化及小说、戏曲的传统中,常有成对的搭档:《封神榜》里的哼哈二将,《杨家将》的焦赞、孟良,《包公案》的王朝、马汉,乃至千里眼顺风耳、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皆是天生一对。或许正是此种潜在心理原因,使得二人搭档的对口相声成为相声艺术的代表形式。

对口相声“使活儿的”又称为“逗哏的”,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指主讲的那个人;相对的,帮腔的人称为“量活儿的”,又叫“捧哏的”。在“一头沉”的表演形式下,捧逗之间是主次关系;而在“子母哏”形式下,二人便成了等重。

传统理解捧、逗二人,常视为一智一愚,且将主讲人视为智者,帮腔的视为愚者。智者口出惊人之语,玩弄愚者。但我们不妨检查一下:所谓智者,其实常发谬论,愚者虽有正确知识,却在脑筋反应太慢的情况下被耍得团团转。所以,一智一愚的说法,在观念中已包含了讽刺意味。想想看,若智者舌灿莲花,传述的又是正确观念,那么他就成了一位成功的老师,不是相声演员。

又有一句口诀说“三分逗,七分捧”,与戏分轻重的认知恰好背道而驰,从台词多寡来看,主讲的占掉大多数,帮腔的只是在一旁嗯嗯哎哎地搭话,顶多再问个问题,何以说他“七分”呢?

相声表演的节奏感至为重要,聊天是平常事,人人都会,凭什么有两个人能站出来,在众人面前表演聊天?因为他们聊得好听。说穿了,相声艺术就是经过精密加工的聊天,加工手段便是语言的音乐化。简单点说:逗哏的像是一首歌,语言是音符,捧哏的便是小节。连串的音符没有限制,就没有“呼吸”,不但残害听者的耳朵,迟早也得自乱阵脚。捧哏的搭腔,为逗哏美妙的串串音符做好了规划,使得轻重缓急恰如其分,平述与高潮的对比增强,不再只是寻常聊天。更何况还有“相”——肢体、表情、定位、情绪的展演——没有节奏加工,岂不是要乱了套?

捧哏的所掌握的不只是逗哏的节奏,更是舞台与观众之间产生呼应关系的桥梁。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捧哏的即观众派上台去的代表,他为观众发问,也为观众拿捏出呼吸与笑声的尺寸;所以“量活儿”的“量”,是度量,表演的度量者所须具备的条件是冷静与直觉,而此种条件,惟经验中可以探得。传统的相声艺人,逗哏者往往较捧哏者年轻,捧哏者是资深前辈,甚至是逗哏者的师父。

除了资历的深浅,执行捧或逗的演员的基本条件也各有差异,如面型、胖瘦、身高、嗓音,乃至态度、个性,一个原本捧的演员,换个搭档或许就得逗,而相声演员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或依赖最适合的“另一半”,能达到“砣不离秤”的境界,实为难得。

传统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所站的位置,有一定的规律;舞台以桌子为中心,捧哏的站在桌子的正后方,逗哏的站在桌子的右侧。根据对口相声捧逗关系位置,我们看见逗哏演员的全身,而捧哏演员的下半身被桌子遮掉了。什么原因使然?相声原本只有户外演出,进入剧场后,话题常绕着“戏”打转,名作如《戏剧杂谈》、《关公战秦琼》等,说到哪儿,演到哪儿。捧哏的站稳不动,逗哏的满场飞,这样,两人所站位置的原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捧、逗,加入第三个演员就成了群口相声,这位介入捧逗之间的第三者,叫“泥(ni)缝儿的”,取其填补砖墙缝隙之意。当群口相声的表演人数超过三人以上,往往是一群逗哏的,绕着一位泥缝儿的打转,他的功能也相当于捧哏。
参考资料:bbs.tingxs.com/

⑶ 莫言的讲故事的人读后感150字以上

莫言说的不是故事,都是事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没有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在银幕上、电视上或者舞台上客观反映那些年的故事。

北京时间今日(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⑷ 历届诺贝尔奖获奖人演讲稿

Brief introction to the speaker: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rank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them Faulkner was awarded
the 1949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aulkner wrote mostly about his hometown
of Oxford, in Lafayette County. Miss.. After two apprentice novels, Faulkner
wrote six of his best books between 1929 and 1932, among them are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s I Lay Dying, and Sanctuary.
***************
I feel that this award was not made to me as a man, but to my work, a life's
work in the agony and sweat of the human spirit. Not for glory and least
of all, for profit, but to create out of the material of the human spirit
something which did not exist before. So this award is only mine in trust.
It w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find a dedication for the money part of it, commensurate
for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origin. But I wou1d 1ike to do
the same with the acclaim too by using this moment as a pinnacle from which
I might be listened to by the young men and woman, already dedicated to
the same anguish and travail, among whom is already that one who will someday
stand here where I am standing.

Our tragedy today is a general and universal physica1 fear so long sustained
by now that we can even bear it There're no longer problems of the spirit,
there's only the question; "When will I be blown up?". Because of this,
the young man or woman writing today has forgotten the problems of the
human heart in conflict with itself, which alone can make good writing
because only that is worth writing about, worth the agony and the sweat.

He must learn them again, he must teach himself that the basest of all
things is to be afraid, and teaching himself that, forget it forever leaving
no room in his workshop for anything but the old verities and truths of
the heart. The old universal truths, lacking which any story is ephemeral
and doomed: love and honor and pity and pride, and compassion and sacrifice.

Until he does so, he labors under a curse. He writes not of love, but of
lust, of defeats in which nobody loses anything of value, of victories
without hope, and most of all, without pity or compassion. His grief weaves
on no universal bone, leaving no scars. He writes not of the heart, but
of the glands. Until he re1earns these things, he will write as though
he stood among and watched the end of mall. I dec1ine to accept the end
of man. It's easy enough to say that man is immortal simply because he
will enre, that from the last. ding-dong of doom and clang had faded
from the last worthless rock hanging tireless in the last red and dying
evening, that even then, there will be one more sound, that of his puny
and inexhaustible voice still talking. I refuse to accept this, I believe
that man will not merely enre, he will prevail. He is immortal, not because
he alone among creatures has an inexhaustible voice, but because he has
a soul, a spirit capable of compassion, and sacrifice, and enrance. The
poets, the writers' ty is to write about these things, it's his privilege
to help man enre, lifting his heart, by reminding him of the courage,
and honor and hope and compassion and pity and sacrifice which have been
the glory of his past. The poets' voice need not merely be the recall of
man, it can be one of the props, the pillars to help him enre and prevail.

演讲者简介: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曾荣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多写自己的家乡密西西比州拉法叶特郡的牛津镇。在写了两部练笔的小说之后,1929年和1932年之间,他写
了六部优秀的小说,其中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圣地》。
***********

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要做出与这份奖赏原本的目的和意义相符,又与其奖金等价的献词并不困
难,但我还愿意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话并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来。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而这本身就能就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他一定要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观,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惰。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糟的是没有怜悯或同情的胜利。他的悲伤不是为了世上生灵,所以留下不深刻的痕迹。他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他重新懂得这些之前,他写作时,就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类能延续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的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延续。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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