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及武俠小說的看法

⑴ 金庸武俠小說的價值及意義是什麼

個人看法：文學價值，史學價值，藝術價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
有意義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讓讀者 更懂些人性吧

⑵ 征詢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評價

金庸的武俠小說注重歷史環境表現，依附歷史，從此生發開去，演述出一連串虛構的故事。直接取來歷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俠小說，其歷史人物、事件，金庸寫來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亂真。
金庸武俠小說人物性格復雜，具有一種反傳統精神，小說人物亦正亦邪，危步於道德的懸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墜，具有「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的復雜、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復雜、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復雜、矛盾之上，這樣，人性的發掘就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社會意義。
金庸將武功描寫與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和傳統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書畫，九宮八卦，醫道，用毒，皆可化為絕世神功，並將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精神作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騰，文筆俊爽、瀟灑、詼諧逗趣而又富於變化，他的小說既有詩情畫意，柔綺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說直探人生、命運的真諦。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膽地吸收西方小說的創作技巧，中西結合，使小說結構既精巧、繁復，又謹嚴、完整。

⑶ 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如何

武俠小說的價值

----以金庸武俠小說為例

武俠小說是從我國頌揚狹義精神為主的各種形式的小說發展而來。武俠小說作為中國小說類型中極為重要的一大類別，長期以來受到了諸多的非議。特別是現代武俠小說，是在極其復雜的社會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它曾在文壇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熱潮，這可以說明武俠小說有其自身的價值和魅力。本文以金庸小說為例，分析武俠小說的「文化價值」、「認識價值」、「審美價值」。

一， 文化價值

金庸，無疑是現代武俠小說的泰斗。從五六十年代至今，金庸這個名字更是家喻戶曉。他的小說一直以來都深受讀者的喜愛，以他的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更是數之不盡。從金庸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武俠小說的文化價值。「俠」文化的精神被武俠小說繼承了下來，在金庸小說中，比如郭靖、喬峰等人身上就有著「狹」的品質。金庸把儒家的進取精神，道家的自在曠達和佛家的修身自律引入武俠世界中，處處滲透著我國的傳統文化。比如《天龍八部》滲透著佛的精神，《神鵰俠侶》體現道家的沖虛淡泊和直面生死。小說中滲透著大量的「出世、入世、無為」的思想，這體現著中國的哲學思想。金庸武俠交織著對歷史的反思。如《碧血劍》以明末農民戰爭作為背景，深刻揭示出中國歷史的一些特點：「鳥盡弓藏」；「今日的一縷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從金庸的小說中，我們讀到了歷史、哲學、古人的文化價值觀。

二， 認識價值

武俠小說雖是雅俗共賞的大眾文化，可它的認識價值卻不減。我們能夠從武俠小說中學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人生、認識社會。在《書劍恩仇錄》中，阿凡提借驢子諷刺那些帶官帽的人，其實也告訴世人，為官之人不要總想著騎到人民的頭上，否則遲早會被人民拉下來的。《鹿鼎記》又是對中國官場斗爭的險惡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不遺餘力的揭露，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再看《倚天屠龍記》中的周芷若，她為得到張無忌的愛情而不折手段地迫害別人，註定她的愛情是不長久的；這也告誡人們，與人為善，真心實意的愛，才會有回報。

三， 審美價值

武俠小說獨特的審美價值在於它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進行了雅俗融合。武俠作者廣泛汲取了戲曲、電影、文學等多方面的特點，呈現出獨具一格的審美特徵。從敘事技巧來看，金庸跳出情節模板的約束，成功地運用現實主義辨證地處理人物與情節關系的經驗，以性格發展變化作為情節發展的內在動力，其結構宏大嚴謹，一氣呵成。如《神鵰俠侶》，以宋朝為大背景，以楊過的成長為線索，表現楊過性格、價值觀的變化，推動情節發展，環環相扣，構成宏偉的社會畫卷。從小說語言來看，金庸小說用詞凝練、典雅、清新，融入了大量的古典詩詞。此外，愛情在武俠小說中站了很大比重。金庸小說也以愛情作為主旋律貫穿始終《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與喀絲麗的愛情，《神鵰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讀來讓人盪氣回腸。作者推崇的這種性靈之愛，拋棄世俗之利，以情義為尊的思想帶給人們美的感受。

武俠小說的魅力是不可低估的，武俠小說深受各種人的喜愛。在這個商業化的時代，很多武俠小說以影視的形式出現，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在武俠小說發展的過程中，但願它不失去自身的精神才好。

⑷ 對金庸小說隨時武俠小說但仍受好評談看法

我的看法是，武俠小說也好，其他什麼小說也好，都是一種載體。他們的表面形式不同，但其中每個領域的宗匠巨子，他們的作品高於其他人的原因，除了語言的優美凝練，情節上的跌宕起伏外，我認為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其作品所承載的思想。

具體到金庸小說。金大俠的小說，語言和情節就不多說了，確實是不愧文學大師的稱號。但是其筆下的人物，以及透過情節和人物傳達給我們的思想，大家看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認真體會過。

怎麼說呢，很多人也許沒有讀過金庸的小說，但是對其中的一些人物卻耳熟能詳。你要說，他沒看過，怎麼就知道呢？是聽說的吧。關鍵是他為什麼會聽說呢？為什麼看過金庸小說的人會孜孜不倦的談論這些人物，為什麼郭靖，蕭峰，楊過，韋小寶會讓我們無法忘卻，甚至左冷禪，裘千丈這些二線人物都能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們能對他們的身平如數家珍，對他們的命運唏噓嗟嘆？這其中固然有媒體的功勞，但是媒體為什麼就獨尊金庸？

再對比那些時下的網路小說。就說網路武俠吧，你看過的，別說二線人物了，時隔數月，主角的名字都快忘了吧？

我想說的就是，能讓我們記住的角色，決不是因為他們的名字起的好，而是他們向讀者展現的精神品質，他們的人格魅力，讓他們走出小說，站在我們面前，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他們的性格特點和內心世界，因而使我們印象深刻。而這，正是金庸高於其他作者的地方。

還有故事所承載的，作者想要表達的一種思想。這個是滲透在字里行間的，不太好解釋。我建議大家可以在閱讀前看看金庸寫的序言，最近幾版新出版的金庸小說前面都有的。序言里金庸一般都會對他這部小說的主旨，他想要表達的東西做一個簡單的說明。當然看完整部小說之後也可以看看後記，借著金老的後記來回味一下整部小說，相信你能體會到更多，也能明白為什麼他的小說可以超越世人對武俠的偏見，和時間的流逝，成為經久不衰的經典。

以上，個人看法……

⑸ 怎麼評價著名武俠小說金庸的一生

人間多少事，書建恩仇錄。關只是通過他的作品，已經對他心生敬仰，敬佩之情。

⑹ 你對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什麼看法，有可能被超越嗎

我認為不可能被超越。說起金庸，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他可以說是當代最偉大的武俠小說家，他的很多武俠小說，人們在青少年時代就開始接觸，他的那些武俠小說故事精彩，讓人看了之後拍案叫絕。

總結下來就是，金庸老先生的作品可以說是鼻祖了，創始者是他自己，就算被別人模仿，但是也就是模仿個輪廓，精髓他是模仿不到的，金庸老先生的作品曾也被人效仿過，但是下場很慘啊。所以金庸老先生的作品是一直在被模仿，但是從未被超越!因為，經典就是經典!

⑺ 金庸先生對於武俠小說的看法

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⑻ 金庸是怎樣評價自己的武俠小說的

我寫的武俠小說長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書名首字的十四個字作了一副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最後一個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劍》沒有包括在內。最早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於一九五五年，最後的《越女劍》作於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修訂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七○年三號，到一九八○年年中結束，一些是十年。當然，這中間還做了其他許多事，主要是辦《明報》和寫《明報》的社評。

遇到初會的讀者時，最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你最喜歡自己哪一部小說？」這個問題很難答復，所以常常不答。單就「自己喜歡」而論，我比較喜歡感情較強烈的幾部：《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飛狐外傳》、《笑傲江湖》。又常有人問：「你以為自己哪一部小說最好？」這是問技巧與價值。我相信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所進步：長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後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過許多讀者並不同意。我很喜歡他們的不同意。

⑼ 誰看過金庸武俠小說，較深的談談看法或者評論，不限哪個方面。字數一千左右。

追溯起來，「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句。這句話寫出了俠必有武，必會武，必能武之意。其實，「武」和「俠」在某種層面上來講，已經不僅僅只是武俠小說中的單純概念，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地來講，「武功」、「武力」 、「武術」等以「武」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長久以來人們征服社會的渴望；而「俠客」、「俠義」 、「俠行」等以「俠」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則是對完善道德的企盼。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是相契合的。「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殺」，「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而二者的終極目的都是想建立一個理想的桃源世界。傳統武俠小說在弘揚俠義精神的同時，表現出一種試圖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傾向。正所謂「快意恩仇」，俠士們在感恩報仇中尋求並品嘗著血腥的快感。一般意義上的俠，體現在以武力來扶善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金庸筆下的俠並不只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濟困，救人於水火，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因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把尚武與尚德結合在一起，重武德。這一點與傳統武俠小說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與卑下往往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決定武功成敗的根本因素之一。郭靖、洪七公、蕭峰、袁承志等大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絕一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有高尚的武德；歐陽峰、東方不敗、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終只落得個悲慘可恥的下場，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卑下甚至邪惡的武德所致。而武德的最初體現則是表現在最初武功的選擇上。故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武功又可以為正邪兩派。在金庸筆下，這正邪兩派武功正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同時也正體現了不同人的不同選擇。「正派武功」符合儒釋道三家之說，順應了社會倫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於形成俠士弘大剛毅的人格。而與之相對的「邪派武功」則違反了人性准則，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終只能使練功之人玩火自焚。由此看來，武德對於習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武德上者，俠士也。
「武」離不開「德」，就如同「俠」離不開「義」一樣。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俠」與「義」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說到俠，人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想到義。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金庸的武俠小說圍繞著「義」字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景。如郭靖保家衛國、死守襄陽；蕭峰義字當先、以死反戰……這些筆墨飽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傳統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性精神。在藝術上，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場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此外，它們還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細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士眾多，最為著名的兩位大俠當屬蕭峰與郭靖二人了。這一點是眾多金學家、也是廣大金迷們公認的。我就以他們二人為例，來說說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與武俠精神吧。首先要說的就是蕭峰。蕭峰的身世較為特殊。他生於契丹，長於大宋。這就使他的性格特徵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俠客講義氣、重承諾、扶危濟困、胸襟坦盪等優秀的中原品質。而他最終的悲劇性命運尤為震撼人心，發人深省。杏子林成了蕭峰人生的轉折點。他從受人尊敬的丐幫幫主一下淪為了遭人唾棄的「契丹狗」。直至後來兩國交兵之際，他又機緣巧合地偏偏當上了契丹國的南院大王，受命領軍平南征宋。為平息兩國之戰，救萬民於塗炭，蕭大俠不惜以自殺來震懾大遼，警醒大宋。蕭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樸素、真誠和為民請命、甘願一死的獻身精神，正是武俠精神的至高境界——「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接下來，再來談談郭靖大俠。郭靖為人忠厚老實，是個不善言辭，也不聰明的人。他的父親郭嘯天是一代忠良。在父親忠貞烈事的影響下，郭靖漸漸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禮、深明大義的性格，成為儒家文化最為精當的代言人。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金大師筆下的大俠風范。古人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號角聲中，郭大俠沖鋒陷陣於保家衛國的抗元斗爭中去。這種以天下興亡、萬民安樂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郭靖不僅具有遠大的為國理想，同時也有積極主動的衛國行動。儒家文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清晰，也最為透徹。總之，郭靖和蕭峰一樣，身上都具有傳統正劇中悲劇式的英雄色彩。同時，他們的形象與豪行也使「俠」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種高度。對於「武俠」，與金庸同時代的梁羽生也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毋寧有「俠」無「武」。為了行俠仗義，俠士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可謂「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李白《俠客行》）。
在通過武俠小說來宣揚武俠俠義精神的這一點上，金庸的作品是與傳統武俠小說相契合的。但是，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與重俠義，把武德與俠義並重。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說創作中，還賦予了「武俠」以新的內涵——把它提高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歷史高度。武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俠兒，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俠義之事。武俠精神也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在為百姓、為民族、為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他們身上正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
武俠小說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個故事動機引發劇情的發展，或者是為了報仇雪恨，或者是為了爭奪武林盟主，或是為了一部絕世武功秘笈。筆者通過對金庸武俠小說的文本閱讀，發現其中一個普遍性的意義模式，即幾乎所有故事的動機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謎」。這個身世之謎由混亂或邪惡的血緣關系造成，註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運。敘事深層如此關心血緣註定的身世問題。在金庸的許多小說里，我們都注意到所謂「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龍八部》開篇，這類英雄就又出現了。首先是段譽，其後是喬峰，最後是虛竹。段譽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亂倫恐懼之中。母親刀白鳳臨終時揭出他的身世之謎：他的父親並不是段正淳，而是時下「四惡之首」段延慶。隨之亂倫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惡身世的負罪感，卻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會關繫上的父親（養父）段正淳與生母雙雙死去，生父段延慶竟是「惡貫滿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來源是罪惡的，生父邪惡，生母與生父之間的復仇關系產生了他，也是邪惡的。緣起業報，一切盡由身世中來。身世就是命運，身世之謎又造成英雄們的悲劇命運。《天龍八部》中，段譽還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氣質的人。他真誠、勇敢，但缺乏對命運的自覺。真大英雄者當推喬峰。而喬峰命運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謎造成的，只是他在個人的努力中，表現出更多的主體自覺性來。在這一點上，他很像俄狄甫斯類的英雄，對真實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毀滅的邊緣。他無法相信，但種種事實都證明他是與大宋漢人有世仇的異族後代——契丹人。於是災難降臨，恩轉化為仇，愛轉化為恨，他自願放棄了丐幫幫主的地位，無盡的誤會與冤枉接二連三地降臨到這位無所歸依的流浪英雄頭上。身世之謎揭開，血緣「罪惡」再次成為英雄命運的註定性因素。
《天龍八部》中社會因素與血親的自然因素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英雄們的養父與生父之間的關系結構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與養父應該是同一的，否則，不僅生命的本質有問題，存在的狀況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說中的情節一再暗示這一點。段譽的生父與養父不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為仇人。段正淳後來與他眾多的情人同歸於盡，了卻了他的孽緣，段譽就只有一個時刻迫害他的邪惡生父了。喬峰的養父母喬三槐夫婦被謀殺，而他誤以為墜崖而死的生父蕭遠山卻僥幸生還，藏身少林寺中，這個謎直到最後才揭開。
至於那位從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虛竹，一直以為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而他父親就在他身邊，竟是那位德高望重、寶相庄嚴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他的母親則是號稱「無惡不作」的第二惡人葉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為惡不赦；葉二娘日殺一嬰，更是天理難容。虛竹，又是一個生於邪惡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殺，葉二娘隨去，虛竹的身世之謎一旦解開，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兒。總也擺脫不掉身世之謎，不是罪惡，就是倒錯。
武俠小說是幻想衍生的。從創作與作品角度看，人物無端而出，事件隨意而生，情節經常顯得散漫，英雄志，兒女情，奇緣異遇，隨心任意，有龐大規模，也會雜亂。從讀者閱讀角度看，通常的情況是，你從故事的任何一段讀起，意義都是明確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讀完，又有不知所雲的感覺。《天龍八部》中圍繞著三位英雄命運反復出現在作品中的身世之謎的母題。實際上這個母題的普遍意義還不僅限於這三位主人公，次要人物如慕容公子、鍾靈、木婉清、王語嫣、阿朱、阿紫，或多或少在某一階段都陷入身世之謎的困擾之中。它是整部作品敘述的深層結構，從散亂的幻想經驗世界中暗示出某種深刻的寓意。身世之謎使人的存在陷入混亂，這種混亂是徹底的，社會存在的基本單元家庭被破壞了，父不父、子不子；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系也破壞了，人無法安身立命。喬峰的身世使他無法繼續生存在漢人世界，它的教養又使他無法進入契丹人的生活。段譽除了情痴外根本沒有大理段氏的「正統承傳」，流落中原，無所事事。虛竹身為漢家僧侶，卻被招為西夏駙馬。每位英雄的所在都不是他應有的存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存在秩序失去了一致性意義，因為根源性、本質性的血緣關系是邪惡的，存在的環境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混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普遍程度上的身世邪惡或混亂導致存在秩序的混亂，而亂世出英雄——這就是《天龍八部》幻想世界中暗隱的道理。
身世之謎揭出，原來掩蓋在虛假的秩序之中的世道亂了，英雄在痛苦與災難中誕生，力圖以個人的力量尋找存在的意義，重建秩序。段譽的摯愛，虛竹的寬容，喬峰的正義，都是英雄作為。個人身世之謎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整個家族、整個國家的災難，段譽的身世牽涉到大理國政，喬峰於萬馬軍中脅迫遼王誓不犯宋境，並以死相報，也關涉到民族存亡的大事。身孽，家破，國亂，孝不就，忠不成，仇殺遍野，蒼海橫流，力挽狂瀾者，方顯出英雄本色。災難緣起，在於身世之謎，英雄的人格不僅體現在忍受災難，還在於一種抗拒命運的悲劇性努力上，他們力圖在殘破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找到新的存在根基。喬峰、段譽、虛竹結為異姓兄弟，摯情真性，盡消前仇。如果說舊的血緣秩序已經敗壞了，那麼建立在非血緣關繫上的，純粹社會化的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擺脫痛苦、重建秩序的超越之路？「異姓」是非血緣性的，「異姓兄弟」意味著一種超越血緣關系的新秩序、新和諧。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現在秩序與價值的重建上。如果所有的自然初因（血緣身世）都是邪惡的，導致仇殺的，冤怨相報，了無盡頭，那麼理想的社會關系秩序「異姓兄弟」將昭示出拯救的希望。
大俠成為一種價值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文化英雄。他們都體驗到生存內在的困境，自覺或不自覺地探索存在的意義，肩負起民族精神。從某一段情節、某一個事件上看，他們或者是一種宗教的、哲學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化身；但從普遍的內在隱喻意義上看，他們都是整體性的文化價值與集體心靈的代表。他們的故事歸根到底都是同一個故事。金庸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以人物為核心的英雄傳奇，而這些英雄展示在故事中的命運，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終極原因——身世之謎。
《天龍八部》中的意義模式在金庸的其它小說中不斷重現。「射鵰」三部曲中所有的主人公出入江湖，最初的動機都可追溯到身世之緣。郭靖、楊康、楊過、張無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雙亡，凝結在身世上的冤讎或誤會構成他們武俠生涯的決定性因素。《雪山飛狐》、《飛狐外傳》中的胡一刀、胡斐，也是因為前後三代人身世上的秘密蹈入無盡的江湖是非與仇殺之中。百年結仇，冤冤相報，而對胡苗范田四家三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具體表現為身世源頭上的冤孽，為此他們走上江湖路，舊怨未解，新仇又生，人的命運被一種先在的血緣關系註定了。《飛狐外傳》中女主人公袁紫衣的身世就更為典型，父母竟是仇人，身世的冤孽註定了她的命運；又要報鳳天南的生身之恩，又要殺鳳天南為母報仇。一再重復敘述的情節已不可能是偶合，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一種解讀金庸的意義符碼。身世或者是個秘密，或者是個揭示出的罪惡的根源，不管是失落的身世還是被證明的邪惡身世，都是註定主人公命運的孽緣。血緣性的自然秩序一旦打破，便是混亂與悲劇的根源。《鹿鼎記》中的韋小寶不武不俠，但也不知其父為何人，他生在揚州麗春院，母親是個妓女，很多人都可能是他父親。《連城訣》中狄雲無父有師，身世不明，而且師父的身份也存在著倒錯現象。《書劍恩仇錄》中於萬亭只是陳家洛的義父，《白馬嘯西風》中李文秀父母雙亡，《鴛鴛刀》中蕭儀、《碧血劍》中袁承志的父親均被殺，《笑傲江湖》中眾望所歸的令狐沖，一樣的身世不明。對每一個人物來說，這都是他們走入江湖的直接與根本原因。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孝文化，它以家庭為本位、宗族為中樞、國家為指歸，其中最基本的關系結構是建立在血緣關繫上的倫理秩序。血緣關系是基於出身的譜系紐帶，它將一個人將另一個人，一個個人與集體聯系起來，構成一種社會整體。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內在的、核心性的結構因素就是血緣關系與觀念，如果血緣關系陷入混亂，存在將是可怕的；如果血緣關系是一種危害存在秩序的冤孽或原罪，那麼人就應該努力擺脫這種宿命因素，用自己後天的努力重建秩序。江湖是混亂的象徵，俠客們由於身世命運走入江湖，試圖在混亂中重建健康的倫理秩序。血緣是存在的根命所在，我們只有在血緣結構中才能理解這個世界。身世之謎的意義模式，可以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符碼解讀金庸的某一部小說，也可以從某一種小說中顯示的這種模式意義推導出金庸武俠世界的普遍意義。
身世之謎的母題並不足以說明其它武俠作品，梁羽生、古龍、卧龍生、溫瑞安，他們的武俠小說可以處理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原型，具有不同的文化隱喻意義或倫理關懷，但他們的武俠小說在整體文化秩序中的功能及其實現這種功能的形式卻是共同的。金庸小說「身世之謎」的文化隱喻只能說明意義與價值問題，說明的范圍也有限於金庸的作品；而從對金庸作品的解讀所發現的幻想的現實意義，卻能印證武俠小說運作的基本原則，因為所有的武俠小說在幻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武俠小說通過幻想把純粹虛構的故事與現實的文化精神關聯起來，不同作家的創作成就有大小，讀者有多少，作品的文化蘊涵亦有深淺，但其中幻想的現實意義，文化寓言與補償功能，故事類型的程序化傳播以及這種傳播在華人圈內起到的文化認同作用，是普遍共同的，不僅限於金庸一人或一部小說。金庸用他所有的小說講敘一個基本意義模式相同的故事，而許多武俠小說，新的、舊的、港台的、大陸的、梁羽生的、古龍的，敘述的情節也經常重復，諸如比武論劍，奪寶爭霸，別離的愛侶，聚會的冤憎。一邊是作品不斷重復的程序化故事，一邊是無數大眾不厭其煩、如痴如醉的閱讀。我們不能指責如此多的同胞都精神空虛，不能妄想把高度抽象化的哲理與人生觀灌輸到大眾的頭腦里，使他們像機器一樣一絲不苟地活著。於是，自然而然，金庸和以他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在當今華人世界擁有了那麼廣泛的讀者，而每個讀者都以個人的形式——閱讀來參與這個屬於全體華人的民族精神儀式。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對武俠世界以及對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的剖析、傳承、重塑、弘揚、批判、反思和質疑……而小說中所描寫的性格各異的人物、林林總總的瑣事、所反映的復雜紛亂的社會、絢麗繁華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風俗人文、奇幻武功，則把讀者帶入了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而這些耳熟能詳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風的斗爭，都不過是現實社會大環境中日常生活的種種剪影或幻影罷了。這一點也成為金庸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如在目前，如臨其境」。主人翁？參與者？旁觀者？讀者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讀來定是酣暢淋漓之至哉！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繼承傳統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基礎上，大膽而新奇地進行了創造性思維，金庸把想像發揮至極致，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個色彩斑斕、充滿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勝、亦真亦幻的武俠世界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作者除謀篇布局之外，在構建理想家園時所耗費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在對於武功和武功招式的著力描寫和盡力刻畫上，金庸之成就無人能及。對此，金庸筆下人物的奇招妙訣更能證明這一點。如洪七公之降龍十八掌、張無忌之九陽神功和乾坤大挪移功法、小龍女之玉女劍法、楊過之黯然銷魂掌等等不勝枚舉。有人曾經指出：「武功既是種藝術，關於武功使用和描寫也就更應是一種藝術了。新派武俠小說打鬥場面的描寫，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實可信，而是憑借想像自創功法，於驚險外更追求畫面的『色彩與構圖』，於奇絕處更顯示人格的高大與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於打鬥中顯出中國文化精神.」這樣的評論可謂道出了金庸的「武俠秘訣」——好看與味道並重，而俠士們的武功則正是其文化修養和人格精神的體現。
有人說，金庸是六十年代最優秀的「武林盟主」。其實，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始學於梁羽生。他善於藉助曲折動人的「大眾化」故事框架，來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和大俠創造歷史的新古典主義思想，在浪漫武俠之外，金庸自己創造性地使其小說中往往又含有某些象徵、寓意。這一點也是符合中華民族含蓄內斂的民族精神的。正如金庸自己在接受某專欄訪問時所說：「俠小說本身就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一點與胡適所說的文學作品「有我」「有人」要求是完全符合的。在金庸眾多的武俠小說中，象徵寓意性作品寫得最為成功的要算是《笑傲江湖》了。小說通過江湖上五嶽劍派與魔教日月神教的武功較量，以及五嶽劍派內部的權力斗爭，象徵性地概括並影射了中國歷史上的種種爭斗。一句「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僅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對白，也是現實生活中政治斗爭的真實寫照。社會這個大環境就是最大的江湖。人，生存於社會中，如何全身而退？只能激流勇進。不然，也得做到明哲保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僅僅是武林人士的無奈，也是我們生活於鋼筋水泥叢林中的現代人發出的一聲嘆息……
金庸小說的象徵性、寓意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這些與金庸小說中折射或透露出的文化色彩與人文氣息有著密切的聯系。金庸小說中包含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這成為金庸武俠小說中最震撼心靈，最發人深省的精神內核。金庸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既是作者又是學者的雙重身份的優勢。這就使作者自身在文、史、哲、儒、釋、道、詩、詞、書、畫、樂、棋等諸多方面的修養和才識能夠從筆尖源源不斷地注入作品，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里行間。「俗之中有大雅，大雅之中有大俗」寓雅於俗，雅俗並重，是金庸作品能夠成為雅俗共賞的大眾經典作品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說說的，是金庸小說在與傳統文化相契合時，也不忘呼喚著人文精神。金庸通過武俠世界的打打殺殺，陰謀詭計，血雨腥風來喚醒群眾，觀照人性，倡導和平，以戰反戰，以殺反殺，充溢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氣息。他試圖通過武俠之武力、武功、武藝、武技、武術、武德來展現民族精神，來傳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同時，這也是金庸在文學創作中有意形成的創作意圖和刻意追求的創作主題所在。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金庸的小說是武俠小說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種英雄主義情懷。我說過，一個人執著、感動、流淚的時候，就有英雄主義情懷。金庸的小說中全部是布衣英雄，像楊過、令狐沖、郭靖……這些人物能感染我，跟我是契合的。」武俠小說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著名金學家倪匡稱其「個體的形象越是突出，就越能接受。」我認為，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突出表現正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人性和民生的一種人性關懷。從接受論的角度上來講，這也正契合了民眾渴望救贖的心理，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認同。因此，武俠小說也更容易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喜愛。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文學史上取得相當的地位，從內容上來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能在充沛的現代意識的融匯交合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與整合，同時也暗含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企盼。就這一點而言，金庸的武俠作品與流俗從眾、博人一笑的庸俗武俠小說是截然不同的。
與梁羽生固守傳統進行小說創作相對，金庸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他很快從傳統意義上的儒之俠——郭靖，道之俠——令狐沖，佛之俠——石破天，漸漸走向了非俠甚至反俠——韋小寶。其小說的創作主題也離國家民族之本位愈來愈遠，而離人性、人生的意旨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深。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傳遞著中國特有的武俠精神，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從藝術上講，金庸小說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強調情感要素的介入，幾乎接近於中西合璧的社會人情小說。在創作手法的運用中，金庸作品又熔歷史與詩情與一爐，既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的寫實傳統，又能圓熟地運用西方的心理描寫。語言藝術上老練圓潤，構思布局上博大精深，堪稱武俠小說的典範。因此，金庸武俠小說本身就具備了引人入勝的豐富的可看性、娛樂性等外部因素，再加上作品內部反映折射出的武俠精神、人文氣息，就更加增添了作品之精神性、內質性的一面，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地方。同時，這也成為了金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現今社會中，所謂的人生哲學，流行於當世。而所有的人生哲學不外乎只是「世」「世」種種衍生物。武俠精神中，從頭至尾都貫穿著隱逸的思想。俠士們並不是哪兒有熱鬧就往哪兒跑，也不是天天只夢想著「南捷徑」所謂「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是他們隱逸的最高境界。這是由於「世」「世」有更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為武俠精神在歷史上始終不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也不為正統所接受。它深厚的生存意義只能夠成為百姓心中神聖天道、正義良心的永遠保護神。因為權力的傾軋、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現實環境無法從根本上保證天理昭彰，正義永存。而武俠精神恰恰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警示和補充。以天下為己任的郭靖、蕭峰選擇了在現實中頭破血流後「身成仁、捨生取義」而陳家洛、袁承志、張無忌則選擇了在功成之後就飄然引退。 「世」「世」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作品中人物的急流勇退，與金庸本人的功成名就之後封筆引退又有著某種昭示，一個是虛擬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進退之間，方顯英雄本色。這種隱退，讓金庸的小說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也讓金庸的藝術成就攀到了最理想的境界。
總之，「金庸現象」一社會現實的實質就是武俠精神經過歲月洗禮後的一次展現和新生，是人文精神渴望回歸的呼聲和企盼。西諺有雲：「物主讓人直立行走，彷彿就是為了讓人仰望。」是西方的哲學。但仰望人性，回歸自然，卻是全人類共同的心願，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能打動人心之處。金庸的武俠小說最為成功的地方也在於此。

⑽ 對古龍和金庸的小說大家有什麼評價

在評價古龍和金庸之前，先來了解一下兩位的生平：
古龍，是著名武俠小說家，新派武俠小說泰斗，與金庸、梁羽生並稱為中國武俠小說三大宗師。代表作有《多情劍客無情劍》、《絕代雙驕》、《英雄無淚》等。古龍把武俠小說引入了經典文學的殿堂，將戲劇、推理、詩歌等元素帶入傳統武俠，又將自己獨特的人生哲學融入其中，使中外經典鎔鑄一爐，開創了近代武俠小說新紀元，將武俠文學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於浙江省海寧市 ，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1952年調入《新晚報》編輯副刊，並寫出《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1959年，金庸等人於香港創辦《明報》。
在武俠世界中，金庸和古龍一直是備受推崇的大師級人物，而坊間也一直傳有古龍不如金庸的說法，誠然，在作品的影響力方面，金庸是完勝古龍的。鳳凰網曾經給與金庸這樣的評價：金庸的作品所表現的深厚意蘊確非古龍、梁羽生所能及，他不僅是現代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代名家。
在故事厚重程度上，金庸比古龍為高。在詮釋俠義精神當中，金庸作品中更有民族氣節這些更具深刻內涵的東西存在。在故事上也更有情節展開。而古龍小說因為以現代文學語言來表現，更注重文字的提煉，在思想深度和文學底蘊上就要來得差一些。因為情節的鋪陳更加懸疑化，節奏更為緊密，這些因素對於影視創作起了很大的制約作用，影視創作的空間被大大降低。由此在觀眾層面接受程度並不夠。這並不是單純因為演員的原因造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因為劇本的二次創作空間十分有限。
古龍的文筆是很好的。故事也十分精彩，作為現代的年輕人都更喜歡古龍，我也不例外。金庸的文筆不太好，故事也比較老套，缺乏讀下去的慾望。但是在深度上來說是足夠的，這也是他成為通俗小說大家的原因。而且他的作品因為影視傳播而更具有廣泛性。對一部文學作品來說，相較於文字的精煉，思想深度顯然是更為重要的。這也是為什麼現代的新生代小說很難達到以往小說高度的原因。